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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仲子 题记：古圣贤之于诗也，尤重其妙用，故每契境以称义，不因事而滞义。小子于斯，是则是效。则是篇之作，岂徒说诗者哉？盖亦有为言之也，在读者之悬契而已。  成都杜甫草堂的杜甫像（资料图图源网络） 一、盛世悲音 大唐代宗广德二年（西元764），少陵于严武幕中，追论往事，写下了广为传诵的《忆昔（二首）》。其二“忆昔开元全盛日”更为历代治史者论开元盛世之佐证与涵括。“宋人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详注仇序》）以杜诗论史（世）即基于诗史之观念。其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忆昔〉其二 很明显诗前半（岂闻以上）述往事，后半（岂闻一下）责来者（代宗）。历来研究者并不怀疑开元之盛，笔者自然也无异词。不过在盛世的背后，在这样一种结构性宏大叙事背后，则掩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说它是结构性宏大叙事，是因为它总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治平亦不过如此）。尽管少陵以诗化的形象性语言在述说，也仍然包含此诸方面。大结构与小细节相对，此种大叙事从来都忽略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存在之感受，就像望岳一样，遥望所见只是“齐鲁青未了”的壮观，而不见一花一木之枯索凋零。在“开元全盛日”，少陵的生存状况与存在感受，又是如何能？今检杜诗，作于开元年间的并不多，而且这些诗多表现出一种不曾更事的少年意气，于是自有一种轩昂之姿。然而天宝七载〈赠韦左丞丈济〉中则云：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谓矜馀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 此时，少陵年三十六，已有衰老之叹，然犹冀韦氏之提携。而不久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则表现出一种极为消极的心绪：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这里所谓少年日，即指开元年间。诗中除了对于自身才华的自负外，最重要的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即所谓“窃比稷与契”，实其平生抱负所在。可见在清狂的少年杜甫那里，此世风俗浇薄，殊不足以言盛世，因此他立志要改变它。而此时少陵的切身感受除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之外，则是寄人篱下的屈辱与悲辛。这就与广德二年时写“忆昔开元全盛日”时完全相反了。又〈赠李白〉：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这人间之机巧与“天下朋友皆胶漆”又何其相反？如果说这还只是个人的遭际，那么更明显的则是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据考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发生前），在历数贵族生活的奢侈淫靡之后，他感慨道：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就是广德二年少陵所讴歌的盛世。它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际，而是一个完整的时代面相。很显然朱门之荣与死骨之枯加起来绝对不能等于开元全盛。因此所谓的全盛是被时间过滤了的，而过滤掉的则是哀哀生民的苦苦挣扎以及个人的屈辱与悲辛。这是时间的妙用，它让少陵于饱经乱离之后，回顾前一个时代时，对于开元天宝之世有一新的认识。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两个镜像，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如果两者皆是真实的，那么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之标准又何在？或许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少陵讽古责今，对于代宗的殷切希冀。时间就是这样，它淡化了生活的细处，留下的是一个轮廓。时间越久，生活的轮廓就越模糊、朦胧，于是就越发引起人们的思忆。而思忆所造成的不是细节的重现，只是轮廓的明朗化。细节的重现造成的只能是失真。细节除非造成剧烈的刺激，否则不可能完整保存下来，而此时它将大化，从而脱离细处，加入到轮廓的勾勒中去。 盛世就是这样被勾勒出来，尤其是在乱世时。而对于古代士人来说，最完美的上古大同之世或者二帝三王的时代，同样是这样被勾勒出来的。这在少陵那里同样有，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所表达者。无疑这是一种幻象，生活于“末世”者的幻象。因为生活于“盛世”之中时，他们所聆听到的是一曲曲的悲音，然而随着时间之流的流逝，远远的却传来了盛世的黄钟大吕。 二、乐土哀民 乾元二年（西元759），少陵因于秦州谋食艰难，乃应同谷县宰之盛眷相邀，往赴同谷。并写下一组纪行诗。其中〈发秦州〉云：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汉源十月交，天气涼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 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 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遊。 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消憂。 谿谷无異名，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常悠悠。 此诗与〈忆昔〉相似之处在于，均将美好者放在前半部分来叙述。只不过这美好者一个在过去，一个在将来罢了。空间（彼处）与时间（未来）在此得到巧妙的转化，却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诗前半所表现出的少陵对于同谷（就是未来）的希求或想象并不高，但他已经视之为乐土了。而中间则述说秦州之种种不利之处，后半部分则描述行旅所见与所感。〈法镜寺〉云“身危适他州”，即为一概括。行旅之艰难自不必说，然而这些艰难在未来的“乐土”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尤其在距同谷尚有百里的积草岭时，未来的乐土似乎即在眼前，他不无欣喜地写道： 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 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 然而少陵在同谷停留不逾月，就又踏上了远赴成都的旅途。在同谷期间，写下了名作〈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从〈七歌〉所反映的其此时生活状况乃是“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然而乐土安在哉？而在〈发同谷县〉中他对于未来的成都不再抱有乐土的想望，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流离落魄：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白崖石。 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流离的原因在于圣贤尚且周游列国，然而圣贤的流离乃是为了实现大道的行世。而少陵只是迫于饥寒。对于自比稷契的少陵来说，这种自我开脱是何等的沉重。同谷的遭遇让少陵从他邦乐土的迷思中清醒过来。我们从不到一个月之前的欣喜来赴（休驾喜）与今日忧心忡忡地离去（忡忡去）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此之时，他停骖回首，一腔惨戚，意识是“去住与愿违”：去也不是，住也不是。然而我们反思少陵发秦州时的欣喜，会发现空间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的“目力”是有限的，对于此处的种种好与坏、善与恶，莫不洞若观火。然而十里之外，则但见其岑蔚之处；以至于天之高远，但见其苍苍然，不复辨其正色。空间（不管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的距离致使我们所看到的“远方”（彼土）同样是轮廓，而不是细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之岭、侧之峰，固非庐山之真面目。然而彼遥望峭然独立者，岂庐山之真面目耶？彼航空照片，岂庐山之真面目耶？古人论画云：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染，冬山如睡。这都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望山，如果身处山野之中，则看到的可能是笑中的泪，怒中的喜，染中的素，睡中的觉。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然而人之所言果山之真面目乎？东山小鲁，而泰山小天下，天下既小，则曲阜微乎其微矣！ 从《诗经》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在向往乐土，而此乐土总是在彼处的，只有离开这里才能到达。如果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就只有“行行重行行”了。 彼处果真是乐土吗？乐土果真在彼处吗？少陵不再相信。同谷之饥必甚于秦州，不然少陵何以不逾月就忧心忡忡的离开。彼十里外岑蔚处的肮脏可能比此处更甚。无疑这是一种迷思。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殊不知乐土弥哀民，盛世多悲音！少陵既破乐土于彼，然而时隔数年他却唱起了开天盛世的赞歌，无疑他尚悬大同于三代之上以讽切当世。 盛世与乐土即所谓的黄金世界。它或在鸿蒙之初、三代之上，或在叔世之后，总与现世悬隔着悠悠之时，渺渺之空。然而大同于三代之上，叔世之后，是同样的迷思、幻想。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鲁迅《影的告别》 于是徘徊于光明与黑暗的交界，不止于日，不憩于荫；彷徨于时间与空间的边际，若有若无，方死方生。 于是不熹游于羲皇，不徜徉于昧谷，生乎斯世，履兹中土。 本文系腾讯儒学特约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