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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宁静致远”钱穆书法作品（资料图 图源网络）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一个倔强的灵魂（资料图 图源网络）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