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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决定申请回国，就开始注意国内的新闻，我看到一个消息：南开大学李霁野先生复出担任外文系主任。我之前就认识李霁野先生，我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李先生是辅仁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他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台湾光复后，曾经被邀请到台大教书，我在经历白色恐怖之前，曾在台大见过他。我马上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正申请回国教书。李霁野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说，你回来正好，现在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都在努力做一点事情。后来我写了一首诗：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我说我在这个时候也愿意回来，为祖国的教育尽上一份力量。 1979年我接到了当时国家教委的一封信，批准我到北京大学教书。我回国后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回国。李先生一见这信就回复说你赶快来南开吧，南开更需要你。我就答应了，从此以后就与南开结缘了。南开师生对我都很热情，我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以至于我都上不去讲台。看到我们祖国的年轻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如此的热情，我真是非常感动。那时候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但只要他们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三十几年了。 回到南开，我写过一首小诗：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我在南开住在专家楼，有一天我到马蹄湖边去散步，当时已是凉风萧瑟的秋天。诗中我问驾着“太阳车”的羲和是谁让他在傍晚荷花快要零落的时候，送一抹红的余晖照在荷花上？我小名叫荷，能够回到南开教书，我非常感谢南开给我这个机会。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为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出资200余万元人民币为研究所建立了大楼。我在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际，也当即决定把我从国外所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元捐给研究所设立了奖学金。研究所大楼于1999年正式落成，次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首届词学会议，会后宴请席上又得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就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于是从此研究所的一切工作遂得顺利展开。 这两年海外又有朋友为我捐建了迦陵学舍，我真是感谢。我说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差不多快要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海外的录音、录像、研究资料都搬回来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资料整理出来。 我再读一首现在作的诗：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知道我虽然老了，但对我的理想、感情还是有痴心。我相信只要有种子，不管是百年千年，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的诗词一定会开出花结出果来的。 这就是我的从漂泊到归来的故事。我虽然老了，但还是愿意尽我的力量把我们诗词的种子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