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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心性命之学，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收摄于六艺，六艺又收摄于一心。不懂的人，每誉先生浩博，又是懂多少国外语啦；又是弘一称赞他“生知”，说人纵使生下来就每天读两本书，读到八十岁也不及马先生读得多啦。不知马先生乃由博返约之学，不鹜外求，其理学即是心学。 但写字在马先生，却只是为学而非为道，终生都在临写、学习、为学日益中。一九四一年，他作<远游>写本跋文，说：“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不但把作书称为学书，且认为说理、作诗、学书都要无一处无来历。三者均要有来历，看起来一样，其实内涵并不相同。说理无一句无来历并不须因袭古人，其有来历，这个来历就在心、在天理上。称心而说、称理而说，自然合辙。学书之无一笔无来历就不同，须是具体去学习古人之用笔。 马先生在这一点上下了非常深的工夫，无怪乎沙孟海先生说：“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由马先生的著作看，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如《复性书院讲录》《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等均属于讲道的，谈的都是心得语。对于孟荀老庄墨韩乃至董扬王韩程朱陆王诸子百家之言论曲直是非，很少析判，而是往上拉，收摄于六艺孔子。论书法就迥然异趣，一碑一帖，辨析异同，毫不松懈。 因此我认为写字对马先生来说，实有特殊的意义：为道日损的生涯，唯有书法，可令他从事另一种为学日益的精神心智活动，与相调济，免于枯寂。 由精神上说，他的理学，偏于静摄，故有隐士之气象，但其书法却是健动的。动之不已，往往在最末一笔，也就是署名蠲叟的叟字那一捺，还要抖动不止，一捺而作五六动哩！纯由书艺来看，如此署名，类似花押，并不美观，亦并无太大必要。但精神所蓄，余势不尽，没有那几抖几顿是不行的。 马先生看起来冲淡，其精神其实仍有浓烈的一面，好饮浓茶、喝烈酒。〈谢谢钟山惠普洱茶诗〉说：“平生颇嗜蒙顶茶，众味皆醨一味酽。君知我有玉川癖，为致双团助无念。……时论将如鲁酒薄，唯有武夷胜阳羡。”喜欢四川蒙顶、普洱、武夷一类半发酵或重发酵茶的口味。于酒亦然，〈新历改岁，苏盦贻茅台酒，醉后作〉等诗即可显示他虽是浙人而不喜欢绿茶黄酒，觉其淡薄。 此等人，岂能真冲淡枯寂耶？但他又数十年不近妇人，浓挚的情感何处发舒呢？无他，即是书法！他告诉弟子王培德说：“吾虽孤独，以世法言，当觉愁苦。吾开卷临池，亲见古人，亦复精神感通，不患寂寞。此吾之绝俗处。”此语，若仅作尚友古人解，那就只说读书就好了，不必谈到临池作字；正因临池对他来说有着发抒意气的作用，故能破其岑寂，对他静摄的生活有调济之功能，所以才会论及于此。 〈临池〉又曰：“独与神明住，常于异类行。无人知御寇，谁谓弃君平？见月初闻道，临池得养生。未须寻鸟迹，吾已谢闲名”。可见先生作书非为博得书家之名，而是书以养生。是他孤寂生涯中，至为重要的排遣。 〈自检六十以后写各体书尚有百余册，因题其后〉诗中有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独向寒潭窥鸟印，似闻枯木有龙吟。归根自得山川气，结习能清躁妄心”。六十以后临写个体书尚有百余册，平生临写之勤，可以概见。而作字以临写为主，亦正是我上文所说，走的是“为学日益”的路子；所得者，乃在之古人之法度。如此临写，看来不属于修心学道，实际上却很能清除他的躁妄之心。枯木龙吟一语尤有味。善观者由他所临写的书迹中，便可看见他仿若枯木般的生命中仍有龙吟！ 要由这个角度看，才能明白写字在马先生生命及学问中的重要性，非只“游于艺”而已，是与其理学相俪并行的另一类学问，如车之双轮，不可或缺。 他对此是看得很重的，曾对弟子说：“书画之益，可消粗犷之气、助变化之功。吾书造诣，亦知古人规矩法度而已。每观碑帖，便觉意味深长，与程子读《论语》之说相似”（语录类编）。这段话，一方面可印证上文所说，他是长期藉书法以助养、调理内在生命的。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此种调理修养虽看起来与修道同功，但重点在得古人之规矩法度，这便与读《论语》意似而法不同了。 换言之，其书法重点在法，与其理学所重在心不同。 古来书法理论，自然也颇有重心气、讲活法的。如东坡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山谷云：“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都是强调心而不重视规矩法度的，认为心才是规矩法度的源头。  马一浮书法作品（二） 马先生是理学家，理学家论艺，本来均主此说。如吕本中论“活法”或朱子痛骂：“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宗卿）都是。马先生理应沿续这个路数，但却没有，他反而较重视法。请看底下两则文献： 一、〈题宋拓定武兰亭为陈仲弘作〉诗：“昔闻崔蔡论书艺，如饮曹溪谙水味。洵知换骨有金丹，何异邺城观剑器”？ 二、《语录类编·文艺篇》：先生临王右军《曹娥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出示学者云：自汉碑以下，无论魏晋李唐，结体尽管各不相同，而用笔秘诀则在于笔笔断。如山字、国字、纟旁、示旁、转折处，无一不断，楷隶章草皆然。持碑帖镌刻有显有不显，学者或不悟耳。黄石斋一生学钟王，书非不佳，终有不足处，不知此诀故也。 马先生论书法，言语虽多，这两条却大体可以概括之。后一条论笔法，前一条论笔势。 论笔法者，谈的是十分具体的用笔问题，说用笔在转折处皆应断开来，且视此为不传之秘，谓不如此则不能到钟王。这与东坡说：“余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序），可谓截然异趣。东坡求钟王于笔法之外，马先生则于笔法之法，推求得比颜柳还要精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