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 年，从事乡村工作的若干团体领导人及专家学者在邹平合影。右一为梁漱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出世与入世 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父亲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孙炳文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杀，他的儿子孙泱（注：又名孙宁世，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女儿孙维世都死于“文革”。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甚至两次试图自杀。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从此他进入北大，后来还陆续开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等。 后来在北大教授“新唯识学”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亲推荐的。父亲与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认识，踪迹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学术上有重要分歧。父亲肯定熊老某些学术见解“因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同时明确指出儒家的学问“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这是父亲断然不能苟同的。 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父亲演讲而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父亲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当年冬天，28岁的父亲与同岁的母亲结了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父亲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皆是同事，有往来。1927年春，父亲得知李大钊连同一家老小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父亲提出“愿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相结合为一”的主张，早已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制，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所以父亲开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 1927年父亲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的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会实验区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创办者与主持人是彭禹连、梁仲华，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学院在河南开办时，省主席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1931年，韩为蒋介石收买，脱离了冯，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父亲为研究部主任，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父亲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