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培恕（资料图 图源网络）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聚会、谈话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相识的三五位学生。 “反右”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员”，在政协大会小会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我称他是个“老运动员”，永无“退役”之日。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毕竟，在公开场合被批评指责，总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手迹，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手札，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的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过了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1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父亲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持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要他一张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他本并不打算对外公开这篇文章，“以免有碍当时的政治运动”。无奈形势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1974年2月，父亲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在政协直属组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种种结果。 1973年，冯友兰先生发表“批孔”文章，父亲看到后，以为不值一读，对冯先生的“转变”极不以为然。父亲与冯先生的关系，始于北大。1917年父亲为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的冯友兰讲过《印度哲学》，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90寿辰庆祝会。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父亲参加其家宴，被父亲拒绝。事后，父亲给冯友兰写信，说明拒不参加是“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又经过一番周折，同年12月24日，宗璞陪冯友兰先生来父亲住处会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双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谄媚江青”之事。只是宗璞以晚辈身份半解释半慨叹，说了一些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与冯先生最后一次晤面的情形大体如此。可令人遗憾的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将此事误说为1974年，并称当时冯先生“悄悄地”去向父亲诉苦等等。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面貌便变了样。结果是冯先生家属不满，并招了许多议论“最后晤面”的文章，浪费人们的笔墨与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