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划清界限。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知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靖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的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出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记得1938年夏父亲在去重庆前，送我和弟弟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里。到了衡山，弟弟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间屋子哭。父亲和姑姑听到哭声过来问怎么回事，弟弟说要跟父亲去四川。父亲于心不忍，就把我们从湖南带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里。这次父亲走的时候，却是我在哭了。因为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恐怕是落在我身上了。那一年，我13岁，弟弟10岁。我们上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感觉与父亲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换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于成绩分数。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就还给我，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再结婚。1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活非长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女士再婚。 我的继母毕业于北师大，当时在桂林任中学教员，一直未婚。事后见出父亲的这段婚姻并不如意，他们的共同语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写《最后一个儒家》的美国学者艾恺曾推想父亲后面的妻子“更合意些”，因为她的文化程度高于我生母，但事实并非如此。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许多人的讥评，说他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急于躲避，父亲却一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为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说：“火化。”1988年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