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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汉学之缘起 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在通商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西方文化的不断进人，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一种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另一种则是不顾时势境迁的世界范围的自我中心论①。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较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东方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学，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强跳独立性和属于它自身的特点。18世纪末至l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传教士们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各种形式研究中国，使近代欧洲汉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景，而且研究的深人程度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他们中出现了一批像冯秉正(Joseph Francis Marie Anne De Mailla)①、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②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③、艾德(Emest John Eitel )④ 、马礼逊(Robert Morrsion ) ⑤,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⑥、理雅各(James Legge)⑦等汉学研究群体。研究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行为举止等进行描述和概括，形成了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特有风格。与此同时，在欧洲汉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之时，一个与此研究有着不同出发点的美国汉学研究也在逐渐形成之中。 18世纪末，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由于美国文化的渊源来自欧洲，在文化认同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商业资本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进程。在美国国内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19世纪40年代，随着中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华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开始以洋行形式出现。为了扩大投资市场，美国政府和商人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美国国内掀起一股“中国热”，在“中国神秘”的幻梦破灭后，导致许多美国人提出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⑧。虽然与欧洲各国汉学研究相比，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传教士作为“文化”输出的先锋成为首批研究汉学的主要力量。这些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者们把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同传教布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一面传播基督教福音，一面从事汉学研究。如果说，早期欧洲的汉学研究主要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的研究，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偏离西方传统汉学研究的轨迹，注重考虑美国的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这种特点许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中外学者称为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①。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