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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与历史观丛谈:历史与文学的双向赋予——以小说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人民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小说聚焦的往往就是历史中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可以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肌理。当然,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前提是,小说家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必须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算起,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比西方要早得多。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堪称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创举。
    《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司马迁的《史记》则开创了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影响似乎更为深远。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事。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擅长描绘人的生命及生活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了。历史与小说,由此扭结在一起。
    小说以文学真实保存了历史的肉身
    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对小说这种文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偏见——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而,有关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从未间断。但与此同时,小说写史的“野心”从没有中止过,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在读者中还尤其有市场。如果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统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会为历史所需要?
    由此不得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觉得,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小说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
    这或可解释,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小说家书写的历史。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写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物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它未必处处征诸实事,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之真实,也非一般史著可比。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丰满、真实。莫洛亚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去描写一个皇帝,皇帝的手又小又胖,像“又小又胖”这样的词汇,在历史文献里是肯定不会出现的,但它会出现在小说里。小说就这样有效地保存了历史的肉身部分,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有益补充,为干巴巴的时间、地点、事件补上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内心,为“人事”补上“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史记》里面就有很多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非常强,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文学书写成了我们历史教益的一部分
    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
    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非常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她也成历史人物了,她仿佛真实存在过,而且就像是我们周围所熟知的某一个人。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甚至认定小说所写,就是一种可以信任的真实。所以,连孙悟空、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乡”,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想认领,这当然有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上的苦心,只是,细究起来,似乎也和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不无关系。鲁迅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很多时候,小说和戏文所写的历史,并不十分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所写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关于他的历史知识全部来自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小说、戏曲所写就是他的历史。
    卸下历史包袱的同时与历史对话
    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对此,当然要辩证地看。
    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观念中将小说解放出来,不能让小说背负它不能承受之重的历史包袱,给虚构以应有的认可和肯定。历史物证固然重要,但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也可以产生持续的历史影响。正如曹雪芹的生活痕迹已无处找寻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天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小说若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很多小说,当时影响大,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时代一变,写作的语境一变,那些故事、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读了也觉乏味。小说是在写一种活着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它要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鲁迅的小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那种对时代的概括力。鲁迅写的是当时、当地发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和作者靠得很近,这本来是最难写好的,但鲁迅为虚构的人物找寻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困苦、麻木与挣扎,一旦放在这个背景里,虚构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小说也就成了历史讲述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旁证,而变得更有力量。(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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