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同契》一书，在我国文化史中，今当属于科技史，实有其特殊的地位，且有现实意义。而对其成书及流传的原委，尚未见全面的考核，且对其内容的理解，尤多恍惚，因综合前人之说以考之，要在能明辨全书之旨。然近二千年来，变化之情况殊复杂，此文仅考《参同契》的作者及成书的时间。 《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四库提要曰：“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此见已成定论，因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迄今，未能发现早于此本之《参同契》。故凡论《参同契》者，必以此本为主。今据明正统十年(1445)刊成的《道藏本》，注者自署为“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注”。晓字秀川，永康人，仕后蜀孟昶。宋正一道士陈葆光撰集《三洞群仙录》，引成都景焕所撰之《野人闲话》云：“祠部员外郎彭晓，字秀川，自号真一子。常谓人曰，我彭篯之后，世有得道者，余虽披朱紫，食禄利，未尝懈怠于修练，去作一代之高人，终不为下鬼矣。宰金堂县，则恒骑一白牛于昌利山往来，有会真之所，往往有白鹤飞鸣前后。晓注《阴符经》、《参同契》，每符箓谓之铁扇子，有疾病者，铒之则愈。”读此可略见彭晓之情况。自署中“化飞鹤”三字，亦知其所指。晓既事修练，宜其详读《参同契》而注之。且于全书分三卷为九十章。三卷当为原次，九十章晓所分。计上卷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每章各取章首数字为章名。九十章外，尚有“鼎器歌”一篇自为章，末有赞序。晓注毕而总作明镜图诀，列八环明二象以喻全书之旨。自序于“孟蜀广政十年岁次丁末九月八日”(公元947年)。此分章而注之，加明镜图诀以明之，皆属彭晓所理解之《参同契》，有其心得而不可认为是《参同契》之本义。自此本后，注《参同契》者甚多，不乏有发展其理论者；亦多考核其原委者。合而言之，须了解《参同契》的作者情况及其内容。于文献已无他本，不得不准此九十一章原文，然不必为分章所限。于个别文字的订正，他家采晓本时殊多出入，宜斟酌取用。且考核原委时，决不可舍此文献而空评前人观点之是非。 下录“会稽鄙夫章第八十八”“务在顺理章第八十九”“审用成物章第九十”。 “会稽(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欢(落权)荣，栖迟僻陋，忽略利(令)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晏然闲居(远客燕间)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所)趣，一统共伦。(88章)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雌雄)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89章)审用成物(功)，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同出异名，皆由一门。』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砾砾可观，使予敦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微览其端，辞寡意大，后嗣宜遵。』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90章)』”(按：文录自《道藏》本，括号中字录自朱熹异本。) 此三章实为一文，乃魏伯阳的自序。彭晓为之三分，文旨混乱，精义晦涩，全文不可卒读，此证晓于《参同契》的原委，毫无所知，今依文义为之分段： 首至“乃撰斯文”十句为第一段，自述作此书之目的，“希时安平“，实为全书之旨。以下分三小节，明全书有三种内容。其一自“歌叙大易”至“行之不繁”十二句，所以明大易；其二自“引内养性”至“可以长存”八句，所以明黄老；其三自“配以服食”至“世俗所珍”六句，所以明服食。继以“罗列三条”至“皆由一门”四句，所以总结以上三小节，明三种内容之同出一门。计自“歌叙大易”至“皆由一门”共三十句为第二段，义明同此三种内容，庶几可望“安平”。以下“非徒累句”至“后嗣宜遵”十句为第三段，所以明命书名为《参同契》，且贵实践而切忌执文。最后自“委时去害”至“安稳可长生”十六句为稳语，实自署名字。宋末俞琰(1258—1324?)已猜得三字，凡四句射一字，委邻鬼为魏；百下一加人为伯，陈去东汤去水隔并为阳；最后四句或猜作歌字尚不切，好猜字谜者可一思之。且最末二句为五字，似未是，以全文观之亦当为四字，或作“相乘负，安稳长生”可备一说。又“乘负”二字得自大易无疑，《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周易·系辞上》“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此节文辞，魏泌氏必熟读，宜用乘负二字。 由上原文，可确证《参同契》为魏伯阳撰。且用四字句“谐偶斯文”。继之当详考魏伯阳之一切，庶可了解《参同契》之内容。 考彭晓之序，既据葛洪之《神仙传》，尚另有所旧闻。综合言之，谓魏氏之学“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维，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稳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此旧闻自桓帝(公元147—167在位)传至彭晓约已八百年，当知其是否属实，且非仅魏氏一人，宜并考徐从事与淳于叔通。 当彭晓前，唐玄宗(公元712—756在位)时《参同契》已流传于蜀，有绵州昌明县令刘知古著有《日月玄枢篇》，所以论《参同契》之旨。有言日“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玄光先生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参同契》者，参考三才，取其符契者也。”(见《道枢》中录存的《日月玄枢篇》)此引抱朴子之言，本诸《神仙传》，若玄光先生之说未知所本，而彭晓之言与之略同，唯徐从事和魏伯阳的授受不同，可能在师友之间。以历代书目观之，《唐书·经籍志》始著录《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皆魏伯阳撰。若刘知古读时，当然未分九十章，极可能所谓三篇，即《唐志》之三卷，似即彭晓本的三卷。卷上卷中为《参同契》卷下为《五相类》然晓之注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其注曰：“晓按诸道书或以真契三篇，是魏公与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甚误。且公于此再述《五相类》一篇云‘今更撰录《补塞遗脱》”则公一人所撰明矣。况唐蜀有真人刘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枢论》进于玄宗，亦备言之，则从事笺注淳于传授之说，更复奚疑。今以四篇统分三卷为九十章以应阳九之数也。”考晓之分章皆以意而言，由魏氏之自序，已见其一斑，故晓之功，贵能保存旧文献，且所作之《明镜图诀》尚有所得，若对于魏氏与徐从事、淳于叔通之情况，及成书之始未，可云一无所知。然于诸道书所保存之古义，竞以意否定之，实不足为训。且亦提及刘知古然又未用《日月玄枢篇》中所引及之说，可证诸道书当属唐以前，三篇各为一人所撰必有所据。自晓起始认为凡《参同契》之言皆出魏氏，未免武断。目晓亦信徐从事有笺注唯淳于叔通是否有注所见始不同。晓据《五相类》认为亦属魏氏之言，尚合文义。然下卷中非仅《五相类》一篇，故晓之断言仍未可信。 至于魏氏、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之关系，可取唐以前的古文献《真诰》为证。《真诰》卷十二中，言及徐与淳于“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作字叔? )主试有道者。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椽，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今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陶弘景(456—536)自注云“《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洛阳市长，如此亦为小异。”余嘉锡之《四库提要辨证》，准之而曰“乃知彭晓之说，源出于此，”且认为“……晓谓伯阳以示青州徐从事，至桓帝时，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是叔通之术为伯阳所亲授，而弘景所引《参同契》，谓叔通受术于徐从事，二说不同，疑晓误也。弘景既未言徐从事作注，则彭晓所谓徐乃隐名而注之者，事之有无，亦在疑似间矣。”余氏能以《真诰》及弘景之说以证《参同契》之情况，极有见地，可证《参同契》与徐从事有关。然未及刘知古及所引玄光先生之说，且叔通之术既受于徐从事，未尝不可再受术于魏伯阳，合诸知古与晓之说，极可能徐与魏为同辈，而魏且略小于徐，二人既相知，宜叔通能兼受二人之术。至于徐从事之是否有注，不可妄猜，应于《参同契》原文中观之，据彭晓本中宜录《鼎器歌》后之《赞序》一文： 《参同契》者，辞隐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业，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无准，序以为政，不至太平；服食奇(其)法，未能长生，学以养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阴阳，合其铢两，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刚柔动静，米盐分判，以经为证，用意健矣。故为立法，以传后贤，推晓大象，必得长生，(按朱考异本此句后多“强已益身”四字)为吾(此)道者，重加意焉。 今以文义观之，此文殊非魏氏自言，对《参同契》之三者，皆有所抑，更有所扬，且愿为之立法，正合徐从事之口气。故晓据旧说认为“徐乃隐名而注之，”知古据玄光先生而谓“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其义可通，实即徐从事读魏氏之《参同契》后，为之提纲立法，总以此赞序。此义朱子已见及，于《周易参同契考异》中曰：“此似注序，后人所作，今注亡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转写误耳。”又曰“或云后序，或云魏君赞词，其文意乃是注之后序，彭晓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从事，令笺注，徐隐名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语也，其注则不复存矣。”此立法与立注，或确为写误，或亦可视为应于“服食奇(其)法，未能长生”之法字。 幸有此文在，以合诸陶宏景之说，可确证《参同契》一书，原作者虽为魏伯阳，内已有徐从事为之立法(注)而晓其大象，总以健字为评，可云已道出魏氏“希时安平”之情。至于徐氏之立法(注)，是否尚在，以下更将深入考核之。 此外于淳于叔通尚多事迹可考，余嘉锡于《四库提要辨证》中，基本已为收集，然不信叔通亦受术于魏氏，亦未用玄光先生之言，故考得之事实，未合《参同契》原文之义，今特重为考核淳于叔通之事迹，以见其确与魏氏有关。 《搜神记》(今本卷六)： 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今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乃弃官遁去。至延熹二年，诛大将军粱翼，捕家属，扬兵京师也。 《后汉书》(卷二十二)： 尚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见长吏。尚往侯之，晨到其门，翼不即相见。主簿曰还，不听，停车待之。翼哺乃见，尚宗其道德，极谈而还。 《后汉书·孝女曹娥传》： 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为立碑。 《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吴谢承所撰之《会稽先贤传》： 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堂称曰圣童。 《开元占经》卷百二十引《会稽典录》： 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以蛇有鳞甲，兵之应也。 《元和姓纂》卷三： 会稽上虞列仙传有淳于斟字叔孙。 据上资料，可概见淳于氏之情况。据《会稽典录》可知淳于叔通名翼。若《元和姓纂》作斟字叔孙，《会稽先贤传》作长通，皆传写之误，所指为同一人。年十七有圣童之称，因已得《易》《春秋》二端之学，《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春秋推见之隐，易本隐之以显”是其义。所学之易为《宓氏易经》，《隋志：《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又引《七录》云，伏万寿撰。”此因伏氏易传京氏易，所撰之《周易集林》，有题为京房撰，乃以《七录》证之，此书实为伏氏撰、伏万寿为伏恭(—6—84)之子，琅琊东武人，官至东郡太守。(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伏恭》)父恭于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恭治《寺》，寿治《易》，恭九十多岁率，故其子寿之《周易集林》约成千其父之率年前后，系继京氏易以兴起。京氏易于东汉初可包括在伏氏学中。四五十年后翼既习学时盛行于北州之伏氏易学，乃能复从青州徐从事以受术。以时考之，徐从事极可能为寿之弟子。当翼于会稽本地郡举为方正而迁洛阳市长，其时当在桓帝前，乃有桓帝即位(14)，以占大蛇之异，且有圣童之称，翼之年龄可能在三十至四十岁间。从徐从事受术，时当在回会稽前。核实大蛇之占，似已见及梁翼专权之事，故必须离洛阳以避祸。翼被刺于延熹二年(159)，翼当早在会稽。度尚于元嘉元年(151)为曹娥立碑，可证在桓帝初确为上虞长，常往翼门侯之正当其时。以《参同契》论，魏伯阳亦可能于是时以授翼，翼既有名于会稽，更有度尚之愿受教，宜徐从事魏伯阳的《参同契》可赖翼之力以行于世。至于翼与《参同契》之关系，应重视其所学之伏氏易及其他诸术，凡魏氏之取诸大易基本用京氏易，然其间略有不同，极可能已本诸伏氏易，今虽未能详考，合诸翼与徐从事的情况，可得间接的证明。可见魏氏与徐从事淳于翼三人所学皆相似，故最具体的考核，当从原文观之。晓本“《补塞遗脱》章第八十四”更宜录之： 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阔略仿佛。今更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五相类》，则大易之情性备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甲 丙 戊 庚 壬 沈石 武火 药物 世金 真汞 一 二 三 四 五 木 火 土 金 水 乙 丁 己 辛 癸 浮石 文火 物 世银 真铅 此章之义，本极明白，至少是成《参同契》后，更为撰录，与《参同契》为另篇。《唐志》分为二书，皆认为是魏伯阳撰，更求《唐志》之原，则《神仙传·魏伯阳传》中已分为二，原文为“……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说《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其奥旨矣。”可见读《参同契》后，亦当读此《五相类》，所谓《五相类》者，明《周易·系辞上》“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之义，准此可尽大易之情性。下载十天干与《洪范》五行数的关系，汉世早巳盛行，配以金银铅汞，沈浮石药、文武火侯，方属《参同契》的纲领。亦为更撰《五相类》之旨。惜朱熹作《考异》时，未予收入，或误认为是晓之注，由是朱熹注《五相类》曰：“此篇五章，一参同、二大易、三象彼四郐国、五委时，”可云大误。乃《参同契》之文字，既误于彭晓之分章，更误于朱熹之解五相，故使原文进一步晦涩。今核实以言，凡《五相类》仅指晓本之第八十四章，所以准“五位相得”之理，“以类万物之情”，乃取名为《五相类》，同类相合，应能尽大易之情性。情性云者，说明《参同契》中之“推情合性”。此本属魏氏之主旨，亦属《赞序》中以“健”字称之之象。故此《五相类》既可视为魏氏晚年更撰，亦未尝不可视为与精通易学之叔通有关。凡此《五相类》，当属于《参同契》之外，而有以深入阐明《参同契》中有关大易之义。或忽视此与叔通极有关系之《五相类》，决不能全面了解魏氏之志。惜此《五相类》之旧文，为朱子妄为册削而以意解五相。继之有宋末之俞琰又肯定朱本之册削而即，以《参同契》之参字为准，进而妄改《五相类》为《三相类》，变本加厉，正解全失，何能更见大易之情性。然俞氏固为深究《参同契》者，对作者问题深思久之，仍未能解决。有言曰： 愚尝缕绎是说，窃叹世代寥远，无从审定，是邪?非邪?皆不可知。忽一夕于静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阳作《参同契》，徐从事作笺注，简编错乱，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惊悟，寻省其说，盖上篇有乾坤坎离屯蒙，中篇复有乾坤坎离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复有七八、九六；上篇曰“日辰为期度”，中篇则曰“谨侯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方”，中篇则曰“昴毕之上，震出为徵”；其间言戊己与浑沌者三，言三五与晦朔者四，文义重复如此，窃意之人各述一篇之说，未必不然。而《经》《注》相杂，则又不知孰为《经》，孰为《注》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从其类，分而为三，庶《经》《注》不相混淆，以便后学参究，然书既成，不复改作，姑诵所闻于卷末，以俟后之明者。 考自宋末元初至东汉中晚期，实仅一千一百余年，然从事道学者每多忽视史迹，以致难予考核，一今已由《真诰》证之，殊可深信徐从事、淳于翼皆与《参同契》有关，然有关之情况，必须合诸具体的文献，此唯俞氏既已注毕《参同契》，则熟诸全书已不待言，且思之不已，始可于静定中似闻耳语。实仍为俞氏脑中起判断作用的脑细胞在判断，可信者《参同契》确应属三人之作品，且总上徐从事与淳于翼之事迹，方可较正确地以见魏伯阳之生平及著成《参同契》之始末。 魏氏为会稽上虞人，与翼为同郡。唯于自序中隐有“魏伯阳”三字，故当为《参同契》的主要作者。至于作书之情况自序中云“远客燕间，乃撰斯文”经具体考核全书之内容，《道藏本》“晏然闲居”不及朱子《考异》本作“远客燕间”为宜。唯其在中年客居时所作，宜于晚年归故乡后，须“今更撰录”，况魏氏有“健”意在，日在尽其情性，不仅“晏然闲居。”且因魏氏之曾“远客燕间”，始可以撰于客地燕间之《参同契》密示于青州徐从事。至于“徐乃隐名而注之，”今以《赞序》观之，当有其事，然其注是否已佚，须重视侖氏所悟得者，更宜从原文中考之。上已提及《五相类》一篇，是出于《参同契》之外，进而于《参同契》中观之，是否尚有徐从事与淳于翼之言，是否徐从事之注尚在，是否有上中下三篇之辨。 今核诸文句，魏氏之自序为四字句，中篇确以四字句为主，而上篇中实多五字句，惜其间略有混淆。尤可注意者，于上中二篇之中，以四字句五字句并观，其内容相似，竟可视之为全同，故恰合徐从事作上篇，魏氏作中篇，亦即徐从事有以印证魏氏之说，基本肯定之，与《赞序》之内容全合。当魏氏“远客燕间”而作，特造徐从事之门而密示之，徐之德与齿似高于魏，宜魏氏得之，敬而置于上篇，自作之《参同契》置于中篇，合诸情理丝毫未悖。故上已提及，徐从事与魏氏之关系可能在师友之间。日后魏氏归于乡里，又遇同郡之叔通，所以授以《参同契》者，魏氏之地位不外师叔或同门，若更撰《五相类》，当又受叔通之影响。叔通之于《参同契》，是否亦有所作，更未可武断，须合诸原文而观其化义。俞氏悟得四言五言极是，散文则未合。更读晓本第七十九章，实为乱辞之序。以下第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 三四章为乱辞，殊有总结《参同契》之气势，然与魏氏自序有拘束之文风不类，昂首畅言，颇合于使度尚久候而又能与之极谈之神情。圣童叔通，至老未改。“天道无适莫兮，常传与贤者”与“使余敷伪，却被赘衍”决非一人之言。且读乱辞之序言，有曰“……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字约易思事省不烦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表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此“吾”字不似魏氏之口气。又曰“定录此文”可肯定为他人录此《参同契》者所言，此人合诸古传之说，即淳于氏为《参同契》作乱辞所以介绍其旨，以使其能通行于世。故旧说三人各述一篇者，或指下篇中之乱辞，包括乱辞之序，且《鼎器歌》之文气亦具乱辞之象，义与《五相类》可通。故此乱辞序、乱辞、鼎器歌宜属诸淳于氏，亦合“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之古义。此外于卷下，仅存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三章。先宜录其文而观其义：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八十五章)枝茎华叶，果实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诚心所言，审而不误。(八十六章) 象彼仲冬节，竹木皆摧伤，佐阳诘贾旅，人君深自藏。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觀，匡郭以消亡。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八十七章) 凡八十五、八十六两章，正属魏伯阳自言著《参同契》之旨，较之自序，更中肯有实。或更撰《五相类》后，再次叙述《参同契》之纲领。因《五相类》确重要，然不可徒以《五相类》代替《参同契》。至于八十七章似当为徐从事之言，归诸乾坤坎离四象，不谈之谈，以待剥而复，正合当时之时代，亦合徐从事之地位。由此两小节一为四字句，一为五字句；恰可证明上篇为徐氏之言，中篇为魏氏之言。由是略为移动上中篇的四字五字句，此二节亦可分入上中篇，则晓所传之三卷方可文气通贯。此步整理工作，前人基本已完成。当俞氏悟得后二百余年，俞氏的同乡有云岩道人杜一诚字通复者，始为分四言者魏之经，五言者为徐之注，赋乱辞及歌为三相类为淳于之补遗，乃其精思所得，其言日：“经文三篇为一册，笺注三篇为一册、三相类二篇为一册，经文、笺注、三相类篇末，各自有序。经文多四言，间有散文，注虽五言，或有四字句。三相类文体无待更订，而经注节次，或有差错，以待后贤。”自序于正德丁丑(1517)八月，其从父五存于正德己卯(1519)为之跋，十余午后有王围山人某捐俸以刻，时当嘉靖二十五年(1533)。此本大体可取。惜承俞氏妄改《三相类》之误，且以赋乱辞歌三者当之尤非。未久，林之抄本及刻本，皆为蜀杨慎(1488—1559)所得，乃为编成《古文参同契》，序于嘉靖丙午(1546)，且称“近晤洪雅杨邛崃宪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叙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盖未经后人妄紊也。亟借录之。未几，有人自吴中来，则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离章错简，雾释冰融。其说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乃观其书之别序，又云有人自会稽来，贻以善本。古文一出，诸伪尽正，一叶半简之间，其情已见，亦可谓掩耳盗铃，藏头露足矣，诚可笑也。”读杨慎之序，令人啼笑皆非，凡事之以误传误是非颠倒一至于此，然所谓《古文参同契》，实有杜一诚完成俞玉吾之所悟，有功于古文献之整理，更有益于后人之学习《参同契》，其何可小视之。一诚或更受会稽某人之启发，亦可能有其事，然决非会稽尚有古本，或有石函可得，且杨慎为徐从事定名景休，或有得于以休黄庭之内外景，庶得《参同契》之象，则其理可取，或确信汉代之徐从事名景休，未免唐突古人。继之蒋一彪得之而作《古文参同契集解》，自序于明万历甲寅(1614)，且以古文之次，集彭晓(947)、陈显微(1234)、陈致虚(1329)俞琰(1248)四象之注，为之“节集于各段之下，以显明其义，”则非但有功于原著，亦有以纠正四注之误，“且得彭陈诸人之所未觀，真一大快事也。”虽然，由明迄今，未察古文之原委者甚多，且杜本亦未必肯定无误，况蒙以“石函”之伪，故既为徐渭(152l—1593)非之于前，《四库提要》亦斥之于后，惟蒋一彪能确有所见，而其后似未闻更有用古本者。若余氏之《四库提要辨证》，考核已精，奈未能合诸晓本以究之，结论仍误。故不得不详为叙述其原委，专为《古本参同契》张目。《参同契》一书，实为三人之言。主要作者为魏伯阳，内容为四字句的《参同契》，魏在燕间以《参同契》示徐从事，徐氏为之印证而更作五字句为主的《参同契》，当魏氏回乡里，更以示淳于翼，翼为之作《乱辞》与《鼎器歌》，宜魏氏又为之补作《五相类》，如是以观彭晓所保存的原本，始能文句通顺，与古传之说亦合，进而可考核三人之年龄及成书之时间。 淳于翼之年纪基本可确定。魏氏授以《参同契》，当在梁翼被刺前后。即以梁翼被刺年论(159)，翼约五十岁左右，伯阳可能长十岁左右，徐从事可能更长于伯阳二十岁左右。而《参同契》之书，约当顺帝(126—144在位)末成于燕间，徐氏之上篇亦成。魏氏归会稽后，与翼相见而更撰《五相类》，即在梁翼被刺前后。经叔通之力，可于桓灵之际(167)行于会稽。不先考得此作者及时间，不论如何注解《参同契》，决难确切理解其内容。因三人之学既有相通处，亦各有其重点，混而观之自然其旨恍惚。历代传其说者，更囚时而为之注，皆未能直探其原以明之，今以时代观之，则东汉中晚期之著作，比比皆是。故以时代思潮合诸徐、魏、淳于三人之所学，方能客观说明《参同契》之内容。贵能认识其在当时及历史上的影响，要在说明迄今犹有之现实意义。 当刘邦元年虽犹有楚汉之争，然秦已灭，故从是年起至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卒止(—206—135)为汉初崇尚黄老的时期。汉初所以尚黄老者，要在否定秦之专制，有以休养生息，且重视人法自然之道。1973年既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大量文献，该墓下葬于文帝十二年(—168)，至少可确定在长沙地区崇尚黄老的情况。《周易》一书，本可与黄老并读，尚多医药气功书。间接可证今仅存的中医理论书《内经》，至迟必当在武帝前完成。该书旨在说明医学之理，必托名于黄帝与歧伯等的对言者，正以发展《尚书》虞廷之对。考孔子的鲁学发生于鲁，其主张托始于尧舜，要在以社会学为主。由春秋而战国，由鲁而齐，齐燕产生的方仙道，即以黄帝之理为主，所以发展尧舜之说。以《内经》论，由社会学为主已变成以生物学为主。且孔子所谓尧舜之历数，亦发展利用干支五行之说，能进一步说明历数之理，且以之反身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故发展至汉初，凡干支术数阴阳五行医书天文等皆可总于大易与黄老，此一学风经武帝用尊儒术以斥百家而大变。然武帝本人仍信方仙道，故汉之尊儒，实已与方仙道合一，要在否定黄老崇尚自然之理。计自西汉武帝(—140—87在位)至东汉顺帝(128—144在位)约二百七八十年间，学风正经一次反复。由兴儒而又见兴黄老，当其压黄老，主要为武帝之灭淮南王(刘安自杀于元狩元年—122)，明帝之灭楚王英(自杀于永平十四年71)。然武帝后，黄老道之理，孟、焦、京氏之易学日在民间发展，东南沿海尤盛行，及两汉之际谶纬甚行，总结合成楚王英所奉祀的黄老与浮屠，而徐从事、魏伯阳、淳于翼三入所继承之学术，正属汉初的大易黄老思想，益以方仙道及淮南王安，楚王英等兼及易学思想的黄老道，故自然与律历医术数相合，成为黄老道的理论基础。魏氏好之而一生专研之，然徐从事既属青州刺史之副，其何可直斥儒家经学而为奉行黄老道的著作作注，而心实好之，故不得不隐名。淳于翼的情况已弃官，故能“定录此文”以使行于世。且难其可在桓灵之际尚可流传，十余年后即有太平道取法于黄老道的理论以掀起大规模的黄巾起义(184)，奈惨遭镇压，而黄老道的理论，亦受致命的打击，大量文献损失殆尽，而此书属仅存的一种，尚可考核黄老道的思想。要而言之，取大易的律历为天，黄老道的道德为人，用炉火以格物为地，三才同契，要以自然之理以正东汉末年世法的失道。其间音乐原理、天文历算、黄老养生、炉火炼丹、生理医药，今皆可属于自然科学，且能重视自然科学之理，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标准，斯为黄老道之可贵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