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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提起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人们并不陌生。随着清末西学东渐，有关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信息即在中国流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刊物中即有介绍。由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454卷(1877年9月8日出版)上刊登的《续希利尼贤哲记略》一文(执笔人韦廉臣，约1200字，详见《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万国公报》第4035～4036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曾记述了地傲皆内士(即第欧根尼)的生平、家庭出身、从学的经过、怪异的生活、90岁才死的情况等。文章也记述了第欧根尼的思想观点，介绍了他对知识界和商界的批评指责，如他认为一些读书人所讲者亦非不善；令人遵书而行，而自己却背道而驰。第欧根尼认为商贾利令智昏，只知拥资居奇，而不思行善事，尤可悲也。文中还介绍了当时社会上对第欧根尼言行的反映，有惊怪者、有责备者、有嘲笑者，但也有仿效者，有人“见其道德行善，虽不愿学其所衣所食、所居之行为，而多仿其讥人、笑人、刺人焉。”另外也介绍了第欧根尼会见柏拉图、亚历山大以及白昼持灯寻好人的逸事。文章末尾交待了其讲学的“皆纳刹”即(Cynosarges体育场)被称为“狗”的来历。在谈到安的兑内士(即安提斯泰尼)时指出，安氏所讲者“苦练身体，淡泊衣食，坚受困苦，乃至大之德行。”韦廉臣的这些记述大致反映了犬儒学派两个代表人物言行的概貌。 清末记述犬儒学派的国人，首推清廷出使英法的使节郭嵩焘，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则日记中说，谛窝奢尔斯(即第欧根尼)隐居一岩穴中，敝衣草履，负暄以为温，也记述了他会见亚历山大和白昼提灯寻好人的逸事。(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1984年版，第373～374页) 光绪五年(1879年)郭氏在另一则记述古希腊圣贤的日记中写道： 耶苏前三百二十年，有安夫子(即安提斯泰尼)，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即第欧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46～947页) 郭氏的记述，大体上反映了犬儒学派的思想观点。 继郭嵩焘之后，严复与国粹派人士邓实也评述过犬儒学派。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出版的革命刊物《江苏》上也介绍过犬儒学派。该刊第8期《英雄逸话》栏中的《亚历山大礼士》一文介绍了“大哲学家”代屋改士(即第欧根尼)独特生活方式及其与亚历山大相晤的逸事。作者在描述第欧根尼不畏权势，傲世独立的性格时写道：“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自为希腊之大元帅时，诸府之将校、官吏学者皆来贺。车马塞途，独西恼布(即西诺普)之代屋改士不来”，“代屋改士见车马纷纭，冠盖接触，徐起出其身于桶外，熟视良久无一语”，接着就发生了亚历山大与他交谈的故事。(详见《江苏》第8期第141～142页。辑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湾国际印刷厂版)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版的古希腊哲学史的著作中都提到了犬儒学派，黄方刚著《苏格拉底》一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称之为“傲世派”；罗忠恕译的《希腊哲学》(梯利著，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为“犬園学派”。 虽然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出版的著作不断对犬儒学派有所评述，但始终没有出现研究性的专著。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犬儒派仅仅作为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加以评介。代表性著作有杨适著《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中国发表的有关犬儒学派的论文也极为罕见。笔者只见到一篇，即徐立新著的《重评犬儒学派》(见《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全文只有五千字，仅对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内涵作了评价，并未见到针对性的重评。 杨巨平教授著《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部填补了国内深入系统研究犬儒学派的空白。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历来被列入“小苏格拉底学派”。“小苏格拉底学派”之“小”不是这些学派自己采用的称呼，显然是来自主流范式的贬称，以显其“非主流”也。这些“非主流”的使命正是在于对主流社会及其“正统哲学”进行激烈地批评。犬儒学派在小苏格拉底学派中，较之其他两个学派——麦加拉学派、享乐学派——在伦理学上的独创性和影响方面要大些，因此必须重视对这一学派的研究。重视对犬儒学派这一非主流学派的研究，还在于从整个希腊伦理史中，非主流与主流学派是并存的两股思潮，它们并存的张力与斗争影响了整个希腊伦理精神的推演与变化。有的学者在强调研究古希腊伦理学史中非主流派的重要性时提出：“希腊伦理的丰富多样和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由于主流与反主流两种潮流的共生与张力，希腊没有出现汉朝独尊儒术和中世纪独尊基督教的真正范式霸权局面，所以两种潮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展。总体说来，在雅典上升时期，主流伦理学影响大一些，在希腊国运衰颓时，反主流伦理学更为社会所认同。研究历史的人容易重‘主流’而轻‘支流’，这实际上没有很大道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证明，随着人的生存境遇，面临主要问题的改变，相应的‘解题方式’也必须改变，从而主流、反主流各有其时代有效性，而没有绝对正确性。”(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这也如刘家和教授指出的那样，犬儒学派虽然不是希腊、罗马学术主流，但与主流密切相关。不了解它，就很难了解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整体。”(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第1页) 犬儒学派作为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主流社会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对城邦伦理的抗议；对文明价值观的抗议。关于犬儒学派这些表现，杨巨平教授从政治观、社会价值观、社会理想、人生理想等方面做了很好的评述，这是《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一书的重要成果。在研究犬儒派的起源与流变这些问题方面，该书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对犬儒派的起源做了多层次的探讨，既指出犬儒主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又理清了犬儒主义的文化思想渊源，对犬儒个人的经历和异域的影响也没有忽视。 关于犬儒学派的创立与演变分期问题，杨教授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过去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一般是把犬儒学派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与晚期，这样的分期法以黑格尔为代表。(详见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150页)有的学者如德国学者策勒尔则划分为三个阶段：创立期；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详见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92页)而杨巨平教授认为犬儒派前后经历了创立、转型、复兴、衰落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科学真实地反映了犬儒学派的曲折发展过程，尤其是提出了犬儒学派经历过转型期(适应环境转向与现实妥协是其特点)，复兴期(经历过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暂时的沉寂后进入这一时期，人数大为增加，但成分复杂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