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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恩格斯虽然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但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形式中它是无用的。主要原因在于，黑格尔更加注重体系而不是方法，体系是主要的，不是方法压倒了体系，而是体系窒息了方法。“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 另外，黑格尔是带有庸人气味的资产阶级代表，自私自利、软弱无能、向往革命更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危及自身利益，于是对统治者奴颜婢膝，不敢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在恩格斯看来，既然方法为体系所扼杀，那么要拯救方法就必须打破体系，使方法摆脱体系的束缚。因此，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立过来，让它重新用脚立地。换言之，就是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主观辩证法）颠倒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创立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同样，马克思虽然没有用过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词，但是从他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辩证法的基础，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应倒置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在1868年批评社林时说道：“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 在1873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满意黑格尔把辩证法的主体看作是独立于外部事物进入人的大脑加工而成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换言之，现实世界不是以观念为基础，而恰恰是观念的基础。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纯思辨的辩证法，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辩证过程，而马克思的辩证法自然不是建立在空地上的纯思辨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可见，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把黑格尔辩证法定性为唯心主义，并把之形象地比成“倒立着的辩证法”。 正如前文所言，恩格斯把黑格尔辩证法看成是革命的，只是茂密体系闷死了革命的方法。体系和方法之争是黑格尔哲学的突出矛盾。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自然是黑格尔哲学的糟粕，但如果我们深入黑格尔庞大的体系里面“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珍宝”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也就是说，恩格斯把辩证法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成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理内核”。虽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文本中并没有提所谓的“神秘外壳”与“合理内核”，但从文本中我们已知，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言，恩格斯实际上把辩证法看成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其实，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也提到了“内核”与“外壳”这两个词，“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再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同样把“内核”看作是辩证法，而“外壳”指的是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讲的唯心主义体系与方法之争相联系，神秘的外壳实际上指的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所说的“外壳内核之喻”显然是对辩证法本身而言的，“神秘外壳”就是马克思在多处文本中所说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而“合理内核”就是指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显然，恩格斯和马克思对辩证法本身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直接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合理内核，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看作神秘外壳。而马克思所说的合理内核和神秘外壳都是针对辩证法而言的。 三、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 最后，我们还应该指出，在对待黑格尔哲学态度上，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文中从未对辩证法一词作过明确的规定，但马克思曾经多次提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的启发和帮助，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容挖掘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