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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了解不深，又没有亲身从事科学实践的体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更谈不上与自然科学的实际相结合。所以，当错误的思潮，特别是极左思潮袭来时，他们很容易被席卷进去，充当批判的主力军。他们以为高举批判的旗帜，是维护革命、维护马克思主义，却不自觉地又重复了历史的错误。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同志建议我写一写《自然辩证法讲义》的编写，因为这部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我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页。作为《自然辩证法讲义》编写工作的主持者和作者之一，我亲历了本书编写的全过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是一件难忘的大事，我曾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科学界、教育界的人们欢欣鼓舞，高兴之极。同时，大家义愤填膺地控诉“四人帮”破坏我国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严重罪行，揭露他们制造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谬论，批判他们践踏“双百方针”，对自然科学和科学工作者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进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恶劣行径。1977年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和哲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清算“四人帮”肆意散播的荒谬思想和言论，同时也对今后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进行了议论。作为今后的工作项目之一，会议向教育部建议：组织力量编写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教材。显然，当时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就是要在自然辩证法领域里从理论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 教育部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理科教材座谈会上，把编写和出版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教材的任务落实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由于我从60年代起在北京大学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社就要我来主持这项工作，我当然义不容辞，欣然同意。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面, 我和林鸿复 具体负责，于1977年11月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自然辩证法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事先我们请吉林、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五地的有关教师各准备一份编写提纲，提交会议讨论。 自1966年“文革”爆发，正常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就被迫停顿了。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许多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师听说要召开这个会议，踊跃报名，要求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以后，有一些同志径直赶到会上，还带来了在路途中草拟的教材编写大纲。会议原定二十多人，实际到会四十来人。会后又有很多单位和老师主动与我联系，要求承担编写任务。许多同志的热心、执着和高度责任感，使我难以忘怀。 会议通过对六种编写方案的比较、讨论和热烈争论，取得了求同存异的决定：书名为《自然辩证法讲义》，全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包括绪论、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是《讲义》的主体；分论包括科学分类和各门科学（工、农、医、数、理、化、天、地、生）的辩证法；建立十四个编写组。会上拟出了初步的编写大纲。考虑到编写这部书是一项新的探索和尝试，无蓝本可依，难度比较大，预定《讲义》两年半完稿，于1980年夏季出版。会议还建议在编写《自然辩证法讲义》的同时，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编辑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自然辩证法文选》，由到会的戚进勤、李继中等同志负责。 会后，我分别向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结果，他们很重视这项工作。教育部浦通修副部长和高教司刘道玉司长听取了汇报，建议我们聘请一些顾问，多听听有关专家的意见。我首先征求了于光远同志的意见，记得他看完了编写提纲说：“内容比较全面，思路也很清楚。”之后，我们还约请了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十余人作为编写《讲义》的顾问。为了多听取意见，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信》1978年2月28日第2期头版刊登了教育部组织编写《自然辩证法讲义》的消息，第4版刊登了编写大纲（征求意见稿）。 在1977年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经于光远和查汝强建议，《自然辩证法讲义》的编写作为头三年要完成的一个项目列入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3月31日的闭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说，我们要“扬眉吐气地宣布，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科学大会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们深感这项编写任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既有成绩，也有弯路，“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各种谬论，在过去的批判运动中也曾出现过。回顾自上一世纪50年代起，在北大等高校中掀起的历次思想批判运动，都有政治与学术不分，哲学观点与学术观点混淆，以及划不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等情况。一些本来应该按照“双百方针”对其展开学术讨论的学派、学说被扣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一些本来是很有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如生物学方面的“刺猬冬眠”、“试管种黄瓜”和“蟑螂尾巴毛”等研究，都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而被迫中断下马；一些本来是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却当作历史的“糟粕”而被撵出课堂，以致自然科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像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及其抽象语言，数学、物理等学科中常见的公理化方法和公理化体系，在理论研究中常用的理想模型和理想实验，以及科学实验中常用的初等逻辑方法如单因子分析法等，都曾当作“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被“打倒”，并“扫地出门”。这些简单化的错误批判和粗暴作法，虽然在运动过后能够得到纠正，批错的对象得以平反和恢复名誉。但是我们的科学和教育事业都已遭受了挫折和损失。又由于对那些错误的批判在理论上深入的分析和甄别不够，即使获得了平反，却没有对正确的认识充分加以讲解和传播，尤其没有为下一代青年学生所掌握，以至一些科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竟成了一批“老运动员”，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屡受批判、屡被打倒。北大数学系的邓东皋老师感慨地说：“当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曾起劲地参加批判，大学毕业了，留校担任教学工作以后，就越来越体会到过去被批判的东西，其实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且是很有用的。但是当我向学生讲述这些道理的时候，我自己却又成为学生们的批判对象了。” 一些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了解不深，又没有亲身从事科学实践的体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更谈不上与自然科学的实际相结合。所以，当错误的思潮，特别是极左思潮袭来时，他们很容易被席卷进去，充当批判的主力军。他们以为高举批判的旗帜，是维护革命、维护马克思主义，却不自觉地又重复了历史的错误。有的青年小将，曾为某些貌似革命实则荒唐的口号所俘虏，以为“实验室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理论是“脱离实际”的无用的东西，更把抽象思维、逻辑推理都当成了唯心主义，在“文革”中竟然闹出了证明几何定理也不能用逻辑推演，即所谓只能“相信眼睛”而不能相信脑筋的大笑话。这些都导致了我国教育水平的下降和倒退，严重地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需要认真地从理论上弄清是非，提高认识，使这种种摧残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错误从此不再重演。 1978年冬，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各界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为了配合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阔步前进，我们更加意识到为青年学生们编写这部《自然辩证法讲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不但要认真地总结和概括我国自然辩证法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吸取外国科学家、思想家的认识成果，以充实《讲义》的内容；而且为了适应当时高校发展的紧迫需要，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加快步伐，提前完成写作计划。 《讲义》编写组成员的工作热情日益高涨，大家边学习、边提高，边写作。总论部分于1978年底赶写出第一稿，1979年4月改写出第二稿，先后两稿都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提前于1979年8月改定交稿。怕书稿不够成熟，为慎重起见，我们建议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出版，并注明是初稿，限国内发行，只署作者名字，不列顾问名单。1979年底，《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首印十万册，至1989年连续加印过13次，发行35万余册。头两次重印时改正了书中一些叙述不准确之处和印刷方面的错误，1981年正式公开发行。1983年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继续出版发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自然辩证法文选》在1979年底编就，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讲义》的十个分册也从1979年起按下述顺序出版：《工程技术科学的若干辩证内容》、《农学辩证法的若干问题》、《医学中的一些辩证法问题》、《科学分类问题》、《数学若干辩证内容简析》、《天文学史和天体史概述》、《地球科学的辩证法问题》、《物理学辩证内容概述》、《化学辩证法问题初探》、《生物学中几个辩证关系问题》。后来接受一些老师的建议，为便于“教”和“学”，又配合《讲义》的总论部分编写出版《名词简释》一册。 《自然辩证法讲义》全书12册，近120万字，于1983年11月全部出齐。各分册的发行量也很大，不但至少在万册以上，而且大多重印不止一次，有几本重印3次。在重印过程中也不断进行修正，例如，《地球科学的辩证法问题》不但在文字方面有改正，而且为了使书名更加确切地表达内容，在第2次和第3次印刷时把书名更改为《地球和地球科学的发展》 现在看来，《自然辩证法讲义》的编写工作，借用“工程”一词似不算夸张。如果没有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视，没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各有关高等院校、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