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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哲学视域集中体现为理性的主体性原则,而理性的主体性原则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的贯彻与彰显,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与生存环境。然而,反思哲学由自我意识所确立起来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一种自我绝对化的趋势,而且在与他人、他物的纠缠中,从未获得过自身真正的独立;同时,自我意识内在的目的性与持存性,不仅表现为工具理性,而且主体理性的客观化又导致了理性的异化与扭曲。因而现代性在自我批判中,力图打破主体的个体化原则,消除理性神话的思维魔力;在自我的确证中,它力图重建理性的统一性与合理性。 一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充斥着自我意识的理念,自我意识确立与彰显的是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仅是认知真理的确定性基础和人们行为规范的唯一来源,也是现代意识的源头。主体性原则不仅体现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而且还建构了现代文化形态。 反思哲学以自我意识为基点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关键,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则始于笛卡尔的“我思”。笛卡尔不作任何预先假设的激进主义批判怀疑方式,不仅充分肯定与显示了主体理性的权威,开启了一种在“自我”的主观性中寻找世界和真理的最终根据的“哲学研究的全新方式”,而且通过主体的“我思”确立了“我在”,建构起了现代的主体性原则。无论人们是否赞同笛卡尔的认识论程序,但转向研究主体、回溯到那个在其内在性中进行认识的自我中去的要求是势不可挡的。这种基于主体自我关系的反思哲学,在以后的理性主义哲学中充分显示并发挥了它的内在力量,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高峰。康德在其著名的三大《批判》中,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进一步确定了理性主体的位置与权威,使得理性的“建筑术”在客观知识、道德实践与审美评价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展示,主体理性不仅是知性的力量,同时也是理性认知、道德实践与审美鉴赏的先天原则和源泉,理性主体以自我的自主、自律、自由变成了整个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立法者。继康德之后,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这种通过自我理解而达到自我确证的问题看做是现代的主体性原则问题。在他看来,由自我反思所充分发挥出来的精神的自由自在性与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事业。 现代性的事业充斥着自我意识与主体性原则。主体性的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所塑造出来的自主性、自律性与自由性不仅是哲学的要求,同时也是主体理性所激发起来的人性自觉。主体理性的觉醒与“成熟”不仅表现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同时还体现在科学、宗教、道德与艺术等各个社会活动领域。在现代世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自我理解中冲破了一切约束,自力更生、怡然自得地生活在自我营造的环境中。一系列用理性原理建立起来的现代经验科学、道德实践以及艺术审美等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都贯彻着一个理性主体的原则,这表明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有着显著的内在关联,主体理性与现代文化形态之间无论是在善或恶的意义上都具有建构的意义。 二 笛卡尔的我思之我打破了上帝的一统天下,由之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原则的哲学效应是各个主体意识,以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对理性主体的迷恋。然而,意识哲学从单个主体出发,通过我思之我的自主性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理性的自我捍卫与自我膨胀,而且在其自恋权力中生成了与“他者”的分裂与对立。所以,理性主体不得不在自身捍卫中,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理性主体对“他者”的征服,在经历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非批判的独断论之后,主体理性的自明性与客观实在性在休谟的怀疑论中遭到了无情的质疑。休谟的问题唤醒了康德,使之在一种纯粹的形态上对主体理性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批判。康德的理性批判既确立了主体自身,同时又在与他者划界的过程中,导致了诸如信仰与知识、精神与自然等二元论。黑格尔从康德的理性分裂中发现,理性作为一种总体力量,不但能够使自身发生异化与分裂,同样也可以将其重新统一起来。不过,他认为理性克服二元对立的力量不可能从认知主体的自我意识之中推导出来,所以,他将主体理性提升为绝对理性,通过绝对理性将自身异化为“他者”,并在“他者”中烙下它自己的无限痕迹,而返回自身的辩证发展,完成了理性与“他者”的对立统一。 然而,当理性上升为绝对理性而达到最高的自主性与绝对性时,同时也预示着理性的危机。实际上,自笛卡尔的主体哲学开始,在理性的反思与解放的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着自我绝对化的趋势。主体哲学要求回到“我思”的动机,集中反映在主体自我在获得了自我意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主体同一性的权威。所以,当笛卡尔要求回到自我中去以及当这种哲学倾向彻底地把自己发挥出来时,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以主体理性的活动为根基去确定理性主体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切知识生成的最终源泉的理性主义。如果说笛卡尔只是把知识的可靠性建基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那么,康德则更进一步把人的一切知识与实践都统一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理性的自主性与同一性如此发展下去,终而合乎逻辑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化与偶像化为理性的神话。 主体理性不仅在自身的逻辑发展中陷入了危机,而且在现实化自身目的性的同时又破坏了由它自身所激发起来的人性要求,同现代世界发生了冲突。当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自我认识、自我确证中成了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时,它就不仅仅是洞察万物本质与意义的力量,并且同时具有了目的性。从理性的目的性出发去认识与改造自然、去建构国家礼法制度的表现是理性的工具化,那么,理性目的的工具化与客观化的结果,又生成了它自身也无法违拗的他律,人的理性主体不得不屈从于它自己的产物而限制了自己的自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由此,人的理性主体的自由与解放在经历了几度潮起潮落之后,又一次痛苦地发现,人并未如其所期望的那样尝到主体理性的胜利果实,相反,却在理性的客观现实中不可挽回地疏远了自己,毁掉了自身存在的自由,而保留下来的自主性只是一个幻觉。 三 现代性根植于主体理性的历史之中,而理性的向前挺进,是一个进步与异化共存的世界:理性推动了自身定位,同时也迎来了自身否定的辩证法问题。理性之光的内在源泉在理性的挺进中不可挽回地被其自身消耗殆尽,自我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真理性不再能以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为基础,现代性的地平线发生了移动,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遭到了哲学家们的质疑,打破现代性的理性外壳,重新澄清理性可能性的条件,成为哲学的任务。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史,理性的批判曾在康德哲学中发生过。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批判,则以康德哲学为发端,力图把现代性内部所固有的反话语重新挖掘出来,以揭示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的狭隘性,从而超越反思哲学的自我意识范式。在现代西方哲学四次重要的哲学运动中,分析哲学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形式化、方法化为工具理性而使理性主体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结构主义以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将主体理性追溯到它的“深层结构”,从而“把人变成了静止的、不在时间之中的客体”。现象学、批判理性主义则从不同的路径去挖掘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开放性、交互性、实践性等多重属性,使得主体理性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进入了一个新的语境。 众所周知,胡塞尔受启于笛卡尔与康德的主体哲学,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在于,不是坚持“我思”的明证性而囿于“唯我论”,而是基于没有成见的“自我论”力图去超越“唯我论”,从“唯我论的自我学”转向“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如果说胡塞尔只是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问题,而没有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正是在他的哲学探索的启发下,哲学家们找到了批判与重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阿基米德点”。 海德格尔继胡塞尔之后,在对现代主体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中,把理性批判与本体论融为一体,放弃了形而上学所提出的自我论证的要求,而赋予现象学方法以一种本体论阐释学的意义,即用对“此在”的生存“显现”根据的展示方式取代了“我思”的逻辑推论,使人作为被镶嵌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在世的存在”,通过自身的生存样式来开显“存在的意义”。在此,人的主体位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在这些转变中,放荡不羁的主体性受到束缚。人从追问“存在的意义”的主体变成了“存在之真理”的看护者,从现实的主人降格为“存在的牧羊人”。 批判理性主义的出发点是基于前反省经验基础上的非自我学,即以人的语言对话和交往实践为支点来同构人的理性与主体。主体理性作为体现在历史、社会、肉身和语言中的“处境理性”,被埋进相互期望、相互理解和相互肯认的社会交往的网络中;与之相应,人的理性主体作为一个交往与活动的实践主体,一开始便结构性地与主观的、客观的、社会的三个世界相关联,从而形成了先于个体行动又指导其行动的“情境界定”。由之,理性主体在其情境性介入的“实践理性”——认知与实践双向度的开放性中,既展示出每个主体必然要在语言对话的活动中超越自身的主体性格局,作为“交互主体”而得以存在与发展;也表明社会化的个体作为“交互主体”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生活世界”。由此可见,随着主体理性的能力由单向度认知与构造向双向度的对话与沟通的转变,无论是主体理性抑或是理性主体,均丧失了它的古典意蕴而获得了新的规定性与内涵。 现代性的哲学视域正在移动,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气候、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无论当代哲学的理性批判是否科学地重建了理性的可能性,是否有效地修正了由理性破坏了的由它自身所激发起来的人性,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哲学努力为超越现代性的哲学视野打开了通道。 (作者王振林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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