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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 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改革开放过程也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二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 “市场经济”主要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然很难有效率。这是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主要着眼于强调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不同于其它社会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公有制、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离开了这些本质特征，就不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专门针对“四人帮”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来说的，不是对社会主义泛指的定义。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形态都具有的一般特征，是共性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单有生产力发展，不讲生产关系、不讲社会公平，少数人占有财富，而大部分人不能分享财富和技术进步，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小平同志说这是改革的失败。所谓改革的失败，不是指生产力的失败，而是指生产关系的失败，生产力可能上去了，或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上去了，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了，这样，生产力是成功了，但是，生产关系改革最终失败了。按资本主义的观点看，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是资本主义“改革” 的成功。为此，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一定要统一地来看，不可偏废。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不然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不能什么都讲姓“社” 姓“资”，生产力就不能讲姓“社”姓“资”，生产关系中一些共性的东西，也不必去问什么姓“社”姓“资”。要造大飞机，要信息化、高科技、管理现代化，就不能讲姓“社”姓“资’。但是，生产关系中非共性的东西，就不能不讲姓“社”姓“资”。对于资本主义有益于我们经济发展的东西，如“三资企业”等，也应当拿来“为我所用”，而不是“为资所化”。但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那些东西，必须予以批判。所以，对于姓“社”姓“资”，一定要具体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有些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讲性“社”姓“资”，说什么思想解放就是要从姓“社”姓“资” 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根本是错误的，而且歪曲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小平不是不讲姓“社”姓“资”，而是在提出计划市场问题时，在讲“三个有利于”原则时讲到不要讲姓“社”姓“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计划，都是手段，不要讲姓“社” 姓“资”，仅此而已，哪里是一般地讲不要姓“社”姓“资”？小平同志讲“三个有利于” 的时候，特别点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他说深圳特区姓“社” 不姓“资”，是社会主义，还说“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都不要怕”。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小平同志分明是讲姓“社”姓“资” 的。小平同志还说自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他怎么会一般地反对区别姓“社” 姓“资” 呢？这些人断章取义、恣意歪曲小平同志的根本主张。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又一对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经济基础。 就改革开放来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矛盾。政治改革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矛盾，是30年来尖锐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经济改革已经成功了，问题在政治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其意是所有制已经基本完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的变革，但是，政权不适应这种经济基础，政权还要进一步适应私有化，即整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化、西方化。境内外都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主张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更多地强调经济改革，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与此同时，党一贯地强调政治改革。十三大提出政企分开、党政分开。1989年以后有所缓进，这是由于“六四” 以后国际国内环境有所变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有所缓步。但是，选举制度、基层民主、行政体制等改革还是稳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改善。这些方面不是没有进展、没有改革，而是不断进步。十六大以后，中央又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当然，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是滞后了一些。有些方面大家感觉进展慢了些，要求加快改革。比如，言论自由问题，左派、右派都有意见。右派有意见，是觉得自己言论受限制；左派也感到受排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不仅在市场化的媒体上不能发表，在一些正式媒体上也不能发表。相比而言，右派言论相对自由一些，前年“西山会议”没有什么追究，南北各有报刊不断公开发表擦边球和越轨文章，而左派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 又比加权力制衡问题。权力缺乏监督，主要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人治”代替“法治”的弊端还很严重。我们不提倡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普世”模式，但权力制衡总得要有。没有制衡的权力、缺乏约束的权力一定要腐败。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是分权制衡原则的运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再如领导人选制度改革。列宁所说的领导人从群众中产生，对群众负责，这一点还要逐步逐层推广。目前，差额选举、基层选举放开了许多，淘汰制、竞选制、普选制有些进展，但是效果不尽理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如何更好结合，如何在人大和政协的框架内，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这些民主程序，确实需要更大的努力。 关于言论自由、权力制衡、领导人选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还需努力，还要抓紧。 与上述正确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股思潮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多党轮流执政。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最积极，小平同志说，21世纪前50年都要反。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他只提出从政治上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只解决到这一步，没有从经济上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是，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没有资产阶级化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的观点、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政府守夜人的观点等等，这一系列观点都是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加果变质，政治领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把住这一关口非常重要。过去赵紫阳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今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这是极糊涂的。有人提出经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功”，现在要随势而发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宪政改革”，就是这方面的强烈信号。因此，那种认为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大错特错了。 小平同志提出反“左” 防右。“左”是带引号的，是极“左”，那是要反的，特别是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受到极“左” 路线干扰，损失很大，痛定思痛，不能不反。但是不带引号的左，邓小平是从来都不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论，共产党是左派政党，邓小平也是左派，不能说邓小平是右派、中派。如果不带引号的左也要反，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那还有什么共产党领导？见左就避之惟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反“左” 防右中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产党要明确自己就是左派政党，态度要鲜明。共产党事实上执行的是中左路线，团结中右，反对极右，防止极“左”。共产党不明确自己是左派的政党，就会迷失方向。 起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百年内，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变，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不变，没有变成像社会民主党那一类政党，那么，我们仍然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换了其它什么政党，都不会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于一百年之后，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会是什么样政治状况，要根据那时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是永久领导，那也不符合辩证法。也许，那时的社会阶层单一化了，社会阶层变化了，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能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我们的基本主张。多党轮流执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完结了。换了政权，整个路线就全变了，就不能保证我们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那是不行的。 生产力内部的矛盾 生产力内部时间空间上的矛盾也很多，其中对经济发展全局最重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外延与内涵、粗放舆集约之间的矛盾。到底是注重速度数量，还是结构、资源、环境、质量？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发展方式，这是“双重模式转换”中的一重。“双重摸式转移”包含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发展模式转换指的就是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这是非常概括性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过去讲求速度、数量，轻视结构、资源、环境、质量，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克服这种倾向，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一些地方还存在GDP崇拜，牺牲后代利益加速眼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这是30年来很大的一个问题，积重难返，现在正在大力扭转。特别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推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促使我们的经济发展由片面追求速度向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转变的正确途径。 “双重模式转换”是20世纪 80年代中期由理论界提出来的，“九五” 以后，党的正式文件正式肯定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方针，十六大以后更是非常强调这个方针。十七大报告将“增长方式”重新改回到“发展方式”，我原来在80年代也是讲的“发展模式”。2008年春天，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转变发展方式这个问题。 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有联系的。30年的经验证明，发展方式转变会受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系列关系的制约。这就要从体制上解决。地方上片面追求GDP，与财政体制、考核制度等有关。如有的省份颁布县级领导考核指标，按GDP增幅给予奖金，还有些地方层层分解招商引资任务，这样地方怎么会不追求GD P呢？资源环境问题，跟价格机制、竞争状况都有关系。这些都需要从体制上解决。 关于生产关系内部矛盾 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也是千头万绪。这里只讲所有制和分配关系。这是我们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有制和分配都是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但是，人们常忽略了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举了很多原由，如城乡差别扩大、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不一而足。这些原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是收入差别的最大的影响因素。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举的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有没有紧密的联系呢？显然有关。这种关系，被某些学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时，故意忽略掉了。 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住往从分配关系入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光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向两极分化推进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本文前面所讲的分配上的新综合，是以所有制上新综合为前提条件的。所有制发展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毫不动摇；要延缓“公” 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 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过来，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进步，落后腐朽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进步。3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经历了不少风雨，最重要的莫过于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了。 小平同志很好地解决了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二者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紧密相关。小平同志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所说的思想解放，是要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我们前进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思想解放不能离开了这个根本。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引用小平同志的原话呢？因为现在某些人的思想解放早已离开了这一根本，却还在高举邓小平的旗帜，高调提倡“进一步思想解放”。他们称当前“新的思想解放” 或“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概括起来就是冲破‘所有制崇拜’。”那就是不要公有制为主体，不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了。所谓“新的思想解放”实质就在这里，不要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还有所谓的批“所有制崇拜”。不用多解释都会明白，他们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结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结束社会主义。 去冬今春，南北各有一个关于思想解放的论坛，遥相呼应，某些人发言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把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解放思想说成是“新”的思想解放，特别强调“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贯穿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而每次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他们讲的“新”的思想解放，其“新”在何处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在从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要用社会主义的观念阻碍向资本主义前进。不要提姓“社”姓“资”，那就意味着不要再提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我在前面讲了，这些同志完全曲解了小平同志的原意。小平同志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 因此，所谓的“思想解放”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这是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前进的；另一种是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这将把我们的改革开放推到一个不是我们党所规划的方向。所以，不能天真地认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确引导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要警惕有人想利用思想解放来误导改革开放。 当然，在社会存在、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后，多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放任自流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情都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得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尔巴乔夫和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性”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统一思想，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要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说话机会，或者话语权。批判与反批判从来就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种思潮的和平共处并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一点并不是像某些天真的同志所幻想的那样。当然，要防止利用争鸣来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杂音。 3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要继续解放思想，要与时俱进，但要坚持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以正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过去积累以及新出现的问题，正确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不适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经济不相容、所有制结构只能是“一大二公” 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等教条，必须加以破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念。今后还要进一步扫除妨碍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意识形态，树立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思想观念。但是，思想解放是有底线的。不是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这个底限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底限、突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解放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