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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人们常说：西方写实，东方写意。这种不同其实是东西方哲学观念的不同，故在表达理念的艺术手法上十分不同。从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一直认为，整个存在，包括宇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原因。西方艺术的源头是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建筑的空间位置讲究各种数比关系和几何秩序，人体雕塑中各种秩序、比例的和谐是希腊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因此西洋画特别讲究从形体光色关系上苛求细节、越来越精细逼真，毫发不左地模仿自然，刻意求实。然而东方民族的整体自然观导致中国人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越是想努力把握自己所面对的自然，便越是感到难以把握其原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在中国艺术家看来，人是万物万象中的一个有限物，他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在“以为有物”，而“未使有封”之际，仍可保留天机的完整。而“一旦有封”（分类、概念化），一旦有“是非”之分（有判断），天机的完整性便开始分化、破碎。因此，中国艺术家认为，写实只是雕虫小技，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为人是无法表现自然之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封死则道亡”。这一切都使中国艺术家放弃再现和模仿自然的冲动。中国画的意境是虚静空灵，笔墨是简率疏淡，他们遵从庄子的指引，“无知”、“无为”、“无我”、“心斋”、“坐忘”。因为“有我”，才会有恐惧、有苦恼。西方人就是因为“有我”，才会妄自尊大地想要规划世界，解释世界。而“丧我”、“无知”，不用自己的思维分解这个世界，就能重新拥抱原有的具体的世界。因此，依照老庄哲学，中国人在自己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中，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反而找到了“离形去知”的解脱方式，这成了中国人拥抱自然、跃身大化、天人合一的内在动因。艺术家只有放弃对物象外形的追求，才能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现象内部而与之呼吸与共。在中国画中和谐生动、灵气往来，艺术家浑然坐忘于山水花鸟之间，如树、如山、如水、如云。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说：“中国画虽然讲究空灵，却又最写实，最超越自然而又最接近自然，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本身。”我国学者庞朴先生认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其思维的特点是“抽象而不彻底”，是带有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正是造就中国写意画成为“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又是自然本身”的思想根源。 因此，由于东方人的哲学，由于坚信人用“心”思考，而不像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用“脑”思考，这样的哲学，触动中国人的是“抽象而不彻底”的美感（梁漱溟先生用“心役于形”概括）。东方人接受了不可理解的天地万物中的存在，并一直同这种无意义性共处。故在东方人看来很自然的表意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同生活本身一样没有形式、一样正常，一样无理性。如果西方艺术家认为东方音乐“没有意义”，那么，东方人完全可以回答，这是自然本身的无意义性，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没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而一切西方古典文学、艺术都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的理性次序。西方艺术传统还对崇高和平庸的事物严格加以区分，要求以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处理最崇高的主题，因此对东方人盛赞“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趣味目瞪口呆，不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家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古典艺术传统普遍不满，甚至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整个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20世纪的西方艺术评论家说：“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倾向———要成为科学”。可谓一语中的。而摄影和影视技术的出现更让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理想无立足之地。他们感到了理智的苍白与可怕。辜鸿铭老先生看得真切，他说现代西方艺术乃至人文学科是在“心灵与理智的可怕战场”上厮杀，是在“洒满墨水的世纪”为求生存而战斗。可斗来斗去，仍然摆脱不了科学的纠缠，这不，它们双双走在“彻底抽象化”的道路上，只不过科学是理性的抽象化建构，艺术是用抽象表达对非理性的尊重，真是貌合神离啊！ 西风东渐，中国人也日益重视，甚至迷恋上智力开发，滋润心灵成了件奢侈的事情。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国画较之宋元时期丢失了许多最美的品质，看古代中国画，一望而见的是勃郁的“文气”，笔墨中浸透着画家的诗意，即使里面没有人，但一望而知那是隐士诗人居住的山水；现代中国的山水画家已对中国古典诗意没有了感觉，只能画那个表面物象，他不居住在山林，山林对他是纯粹的“外部世界”，所以他的中国画要么是空洞的泛滥笔墨，要么是水彩画的明丽逼真，唯独没有了中国画曾经拥有的天人合一的意境。 更要命的是，在万事不如人的精神气氛中，一些艺术家似乎每天都在等待着西方提供给我们明天的去向，看不到我们文化传统中真正美的东西。前几年一位中国画家提出“笔墨等于零”，引起许多讨论，在我看来，笔墨是中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的核心、灵魂，没有笔墨的中国艺术大半就不存在了。 （作者柳延延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