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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美国一位哲学家到一个城镇演讲，题目是：为什么“上帝”是无意义的。演讲结束后他马上找最近的教堂去做祈祷。有人对他这种行为很惊讶，而他也很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惊讶，反问道：“哲学跟生活有什么关系？”是啊，如果对今天的哲学家提出这个问题，大概多数人都会和这位哲学家一样不以为然，甚至有人会警惕地问：是不是又要进行道德说教了？但这后一个问题恰恰是前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导致的，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不喜欢道德说教，主要是讨厌“说”与“行”的脱离，而我们又固执地认为，哲学（说）与生活（行）没有什么应当的联系。 我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困扰着许多像我一样热爱哲学的人：每每在听一些哲学教授宣讲哲学时，我都会问，他们是真的相信他们所讲的东西吗？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作用吗？一个人怎么可以充满激情地宣讲一个他并不真正准备履行的东西？ 对“哲学跟生活有什么关系”问题最“专业”的回答可能是：今天的哲学家从事的是一种学问工作，是特有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概念、方法和技巧）。理论研究与生活行为在今天是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前提。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未能逃脱落在它头上的专业化的历史命运，它已经成了一个纯理论的和客观的学科。哲学家在学院的一个角落里超然物外地观察存在，就像在剧院的一个角落里看戏的观众，他的位子还使他的视野特别狭窄———因为他远离真实的生活。思想与生活的离异，正是哲学家在探索自己的专门问题的过程中发生的。 但从源头上讲，哲学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传授，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它还是一种生存方式。即哲人不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是通过自己生存的方式本身，使自己成为自己所传授的事物的反映。所谓“爱智慧”的“爱”是动词，体现的是以这种“爱”去生活的行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典范，他就存在于他的哲学中———哲学家的生活是对其思想论证的一部分，是其思想的感性表达。 哲学不是一门实用技艺，一如人们所说：“它不烤面包”，它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反省人生经验，赋予生活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对人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重要。因为从科学的观点看，宇宙似乎是冷漠而没有人的情感的，而哲学有可能把人从宇宙中的一种完全无意义和荒谬的生存中拯救出来。我们普通人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或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其成果就行了，但却不应当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因而不可避免具有伦理的意义。其实，任何人，只要在生活，就有一套哲学的观念在其中起作用。人的存在之所以不是纯粹动物性的，就在于他的存在总是伦理性的，“应然”问题在他存在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上纠缠着他———我们不会谴责猎豹对羚羊的捕杀，但会谴责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 问题是，专业化的哲学探索阉割了哲学的这种性质。如果说像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专业化学科研究有利于提供事实性的知识，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哲学的专业化则是毁灭性的。今天学院中的哲学教授关心的只是分析好的、坏的、对的、错的、真的、假的概念，并且把这些论项指派给某些事物。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纯正的分析态度。这意味着，他们已把探究转移到对意义、伦理的语言分析上。这种分析丝毫不需要一个人证实自己在伦理方面的存在。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哲学家，他创造出了一套抽象的意义或价值体系，却以一种学究式的方式存在，根本感觉不到其意义和价值对这种存在的刺痛。一个人所研究的价值可能完全只是写在纸上，而其真实的生活却完全按另一套价值在进行，仿佛他言说的伦理或意义并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人们不太能够原谅哲学家的这种分离，因为这显得太不真诚了。维特根斯坦反感这种学院式的哲学研究，他认为，哲学对人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这与当代大多数哲学家的认知正好相反。 不过，哲学与生活的“离异”问题远不仅是一个专业化的问题。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哲学家的思想（理论）其实仍然是很“个人性”的东西，并不一定能成为公共生活的准则，而且历史上一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被公认为大哲学家的人，践行自己的思想竟是为虎作伥，如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让同为哲学家的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大感惊异：海德格尔“了解当下几乎无人注意的事物”，但他的灵魂却是“不纯洁的”。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家阿伦特也不无遗憾地引用他人的话说：“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以至有思想家不得不遗憾地呼吁：要将纯粹的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与捍卫公共领域的“积极生活”区分开来，哲学家还是不要离开“书斋”为好。我以为，在今天的时代，在实证科学的“言说”已成为主流话语的背景下，哲学的存在方式确实成了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努力让自己的思想敞开“公共生活”的真理，勇敢而真诚地践行自己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