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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步入以市场经济迅猛成长为主要驱动力的快速转型期。高等教育也开始了以扩招、合并、办学主体多元化为外在表观的快速发展。10年已过，成绩显著，但其处境和问题依然独特。 其一，行政力量依然是横亘在大学与市场、社会之间的高墙。尽管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校长多是教授、专家和学者，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决定了校长对上负责的责任取向，也决定了副校长和其他职能部门的功能定位。大学行政级别不断强化，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行政拨款仍然是大学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行政部门本是代表纳税人向大学注资的中介，但权力利益化倾向已将此异化为特权。 其二，几千年来代代因袭的“学而优则仕”的求学观、成才观在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面前迅速衰减，但它仍是学子家长甚至高校教师与领导的初衷和期盼。这种将学历、知识、权力、财富、地位结合起来的价值评价范式，仍在以历史的惯性对抗着现代大学提升人、升华人的教育理念，把学生主体性、创造性的培育作为大学评价标准，还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其三，目前中国大学之间的竞争史上罕见，但这种竞争具有非经济性，不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力量所驱动；它具有非公平性，行政部门可以将政策、实物、资金等以极端方式投向某一所或某几所大学，以求在最短时间内“造就一流”；它具有非理智性，很多大学很少考虑所在区域的高校布局、自身的历史积淀与个性，效仿性地加入专科院校升本、本科院校争取硕博授予权、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的狂潮。 其四，从文化氛围上看，大学更愿意自觉地把自身“融入”具有浓郁“科层”色彩的管理体制，自身弥漫着推崇官阶、攀权附贵、学术浮躁与腐败之气息。职务至上的价值追求、行政本位的历史惯性、寻租性的学术驱动扭曲着大学的灵魂与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转型已是内外矛盾发展与演化的必然结果。关键是，大学究竟该如何转型？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几点想法。 大学转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行政部门必须率先创新大学管理方式。首当其冲也最为易行的是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能否将现行方式改为上级组织部门界定候选人的边界条件、教师代表民主推举候选人、上级组织部门对候选人进行考察、决定权归于教代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能使校长的责任取向由上级主管部门转向教代会，从而为校长及领导班子全心进行大学经营提供制度保障。 大学转型须以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为动力。可以预见，在21世纪，知识与科技的发展将呈现耦合、放大的突变个性。我们必须用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创新来推动大学适应时代与引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通过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推动我国大学由“知识传授”向“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的转型。 大学转型须以解决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己任。当前，知识、技术迅速更新的直接后果就是产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这种分化与重组将使社会就业领域向时代精英敞开大门，同时产生大批结构性失业者。这是中国社会的重大“疾患”，大学必须以“医治”这种“疾患”为己任，必须把提高“自身就业率”转向提高“社会就业率”。其手段和途径只能是笔者近几年来一再呼吁的大力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大批能为社会提供“饭碗”的创业者。这是社会赋予大学的使命，也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目的。波士顿银行1997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MIT:The Impact of Innovation)，其中指出：与MIT(麻省理工学院)相关的公司已在美国50个州设有8500多个工厂和办事处；MIT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在全球创建了4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110万，年销售额高达2320亿美元。这说明，1865年建校之初仅有15名学生的MIT，在培养大批创业者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功转型，也实现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 中国大学应以此为范。 (作者：席升阳，作者为河南科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