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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是东晋人假托的一部极具表演特色的书籍，典型地展现了六朝文士的演生心态。书中意欲消泯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辨，将人生视为生死等量齐观的过程。这与六朝文士对于生死大化的挽歌情结十分相似。作者还进一步对于命运进行重新解释，用人力与命运交争的主题来反映当时人的命运观。这些与六朝文士咏叹命运的文学界主题十分切近。《列子》一书反映了作者与注解者在生死无法逆料的情形下，从狂欢走向悲歌的必然历程。从而展现了六朝文士独特的演生历程。 关键词 《列子》文本 挽歌情结 命运咏叹狂欢之歌 作者简介 袁济喜，1956年出生，上海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六朝文士的人生观与行为表现，带有很浓重的“演生”特点，即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将整个人生视为短暂的过程，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张扬中，突显自身的价值。所谓“魏晋风度”，极具这种偶像般的表演性。《列子》的刻意拟古与仿作，以及其中着意渲染的天道观与人生观，可以与《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度互相发明，二者都带有浓烈的演生色彩，即从两汉士人修齐治平的传统人生之路上解放出来，以对于个性与现实人生的肯定为前提，大力张扬生活与生命的过程本身，并以此作为人生的自觉性的价值观。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对此有过深情的咏叹。以往对于《列子》的评价，一般从道德意义上的评定较多，本文认为，若从六朝士大夫演生精神的整个背景去看待的话，还可以探索到一些深层次的人文蕴涵，从思想文化互动的角度去解读《列子》，将会使我们获得一些新的体会。 一、人生梦幻与挽歌情结 讨论《列子》与六朝文士的演生心理之关系，首先必然触及文献学上的问题，即《列子》能否具备代表六朝文士心态的“合法性”问题。 综合迄今为止对于《列子》一书的真伪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认定，今天我们见到的这本《列子》八篇，并不是最早《汉书·艺文志》中的那本《列子》，而是通过后人改造，再经过东晋人张湛注释后的《列子》。[1]谭家健先生曾考证《列子》一书的许多篇章在先秦典籍中早已存在，[2]但是晋人确实在其中融入了新的阐释精神。这种阐释也是一种创造，表现出六朝文士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应当说，这是有其“合法性”依据的。过去人们对于所谓伪托之书大抵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其实在假托的后面，往往蕴涵着新的阐说，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的《拟古与作伪》中对此有过论证。[3]《列子》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于前人著述的演绎与发挥，阐明了自己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全书有着精深的思辨，即使是宣扬纵欲论的《杨朱篇》也理直气壮，头头是道。故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为“气伟采奇”。钱钟书先生认为，《列子》一书本身就极其文学价值，“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4]这也表明当时的士人还是有着一种对于天道人生继续进行思考的勇气，而不是像南朝后期士族那种精神的颓废。而注解者张湛的名士身份，使他对于《列子》的注解更具代表性。《世说新语》中两则关于“任诞”的轶事，都是张湛喜好挽歌的传说，其行为明显地带有夸张作秀的特色。杨伯峻先生《列子集释》附录中收辑的有关资料显示，张湛注过庄子，写过养生的论著，擅长医术。为人狂放好调笑人。这些都是典型的六朝名士习性。尽管《列子》并非他拟作，但是张湛确实通过对于此书的着意解读，渗入了新的观念与学说，说出了了六朝名士的一些演生观念。他的解释与《列子》一书早已融为一个整体。属于一种新观念体系，不能仅从文献的比附上面断言此书是从前人那儿得来的。 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说，晋室南渡之后，偏于一隅的士族对自身的心理世界重新作了调整。面对北方的侵扰与内部的争斗，一方面他们对于动荡纷争惊惧忧恐，另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放弃正始名士的精神追求。《世说新语》中就说东晋士族领导人物王导过江后，念念不忘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以及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5] 在对于人生意义的认识上，东晋士族人物与汉魏西晋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对于王弼、嵇康那样的理想主义，他们在取舍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裂，既产生了陶渊明这样的志士，也出现了许多放任不拘的人物。在《列子》书中，鲜明地体现出六朝文学的精神蕴涵的演化途径。这就是从三国至西晋玄学家的有无之辨走向消泯有无之辨，最后在人生梦境中获得解脱。张湛在序中这样指出：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理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 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列子》一书有着大致统一的思想。书中既赞同王弼的贵无论，认为有之为有，恃无而生，但是又强调有无并不能完全分开，而是互相转化互相依赖，它们受一种寂然凝虑的精神所支配，就此而言，又与六朝佛经中宣扬的神不灭论相通。《列子》一书的作者有意改变从先秦到魏晋以来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神秘的精神依赖理性是无法把握的，为此提出要用体验代替理性的分析，注重当下性，个体性。《列子》一书有意识地反对用本质主义观察世界，看待人生，实现自我，是一种本质悬置的哲学观。如果说，王弼一派推崇“我思故我在”的精神价值观，那么《列子》与张湛则强调“我感故我在”。基于此，《杨朱篇》中提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欲望的全面实现，而不是孔孟主张的克己复礼以实现精神的价值。书中提出的“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的观念，与文学精神的体验性十分相似，和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说也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循此可以明显地找到它们之间的精神脉络。 《列子》一书中的纲领性篇章当推《天瑞》。此篇从天道与人生相结合的角度去推论万物的运动与变化之理。有着鲜明的形而上之意蕴。张湛注此篇宗旨曰 夫巨细舛错，修短殊性，虽天地之大，群品之众，涉于有生之分，关于动用之域者，存亡变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虚凝一而不变者，非阴阳之所终始，四时之所迁革。〔解〕夫群动之物，无不以生为主。徒爱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无象也。有形谓之物，无象谓之神。 张湛指出，《天瑞》的主旨是探讨大小万物的运化之理，总括起来可以分为有生之分，存亡变化等等，而有形的变化是受无形的精神所支配的，这种无形的精神支配着万物的运化而不显其作用。它的变化是无法认识与理喻的，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语），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列子》一书充满着神秘体验的色彩，对于人生的当下性过于纵任，但是它仍然保持着对于宇宙人生之理的探讨兴趣，没有完全放弃对于形而上精神的兴致，它力图在纷纭挥霍的的天道人生变化中找到人生的位置，这个位置便是真善美的统一。所谓“天瑞”也就是由对世界终极意义的探讨进入到人生境界的确立。 从思想的深层来看，《列子》一书的作者对于生成论的这种互相矛盾的看法，表现出当时士族中人对于这个世界与自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向往，他们主张超越这种现象世界，但是客观世界的复杂与无法逆料，使得他们对于精神世界的看法，多少带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更愿意听凭感官意志的驱使，他们认为现实世界的不生不灭，与自生自灭，都是受冥冥之中不可认识，无从把握的命运之神的摆布。这一点，我们看一下《世说新世》中的那些东晋名士，固然有谢安、王羲之那样安邦经国，游心精神的士族精英，也有不少纵情声色，沉溺玄谈的名士，即使是谢安、王羲之这样的名士，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不乏自我麻醉，任诞自放的成分。在他们看来，生与死，物与我，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种心理也影响到他们对于生死大化的看法上，他们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差别，将生与死玄泯一体。张湛自己就是一位意图泯灭生死界限的名士。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曾有两则善于他的任诞故事，都是关于他酷嗜唱挽歌的情节。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张驎 (湛)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这两则轶事说得是张湛与袁山松两位名士喜好挽歌的心态。这些貌似荒诞的故事，旨在突出生与死的相对界限，意欲类似庄子所说的齐生死，一物我，是刻意将生活加以表演化，也可以说是当时名士“生活秀”的显现。晋人葛洪从儒家观念出发，在《抱朴子》的《刺骄篇》中对此曾痛加诋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