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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狂欢到悲歌 循着《列子·力命》的这一思想，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放纵欲望即是任从命运，顺从万物之道的结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敢于对于儒家的人生与道德观发起冲击，彻底将人的生存本体提升到最高道德与惟一境界，非此篇莫属。只有生于同时的张湛还敢对其大胆肯定，到了唐代的卢重玄时就不敢放言其是了，只好用模棱两可的话来支吾。张湛在题解中说： 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 张湛与《列子·杨朱篇》的作者强调万物的自性即是本体，顺从自性而不加以拘束即是最大的伦理。至于其他的道德标准都服从这一人生需要。中华民族是以“乐天知命而不忧”，“生生之谓易”为人生信条的民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将人的生命作为本体。然而在对于人生何者为本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儒家认为人之为本在于他的仁义道德，老庄则认为人之为人在于其自由无待的逍遥境界。当一个社会尚处于人文精神覆盖时，这种理念与人生信仰还有人去相信与实践。比如魏正始年代的嵇康便是这种理想人物。但当嵇康这样的人物被杀之后，这种理想便被解构。事实上就连嵇康的好友向秀都不相信这种理想，而倡导当下性与独化论的思想，与嵇康的想法大异其趣。西晋朝野奢靡成风，世族贪婪成性，同这种人生哲学的流行是有密切关联的。再从西晋太康文人的人格境界来说，汉末文人的风操已荡然无存。建安年代的弥衡、孔融、杨修因为个性孤傲而被杀，建安文人以驰骋个性为特征，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正始年代更有嵇康、吕安的恃才傲物，特立独行，而太康文人则大多趋炎附势。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成为权臣贾谧的“二十四友”。陆机本与西晋有亡国之仇，但为功名所诱，入洛做官，后因卷入晋末“八王之乱”中而罹祸。潘岳为求升迁而投靠杨骏，但在贾氏集团翦灭杨骏集团的政变中险些送命。于是他痛感“匪择林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意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所托非人，那就十分危险。于是改换门庭，投向贾氏集团，终于罹祸而亡。 既然理想世界已破灭，惟有现实的欲望可以抓住不放，因此，作为外在之物的传统道德就只好退居其次了。这是对于人与天地时空相参照后的自省。《杨朱篇》中假托杨朱鼓吹： 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同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杨朱篇》的作者既然否定了无不能生有，主张有无的界限即在于运动过程中，运动是高于一切的，因此生命在于运动的含义即是任从欲望的纵肆。也可以说，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厚生乐生的价值观向极端的方向发展了。原其所由，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汉魏以来，人生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于及时行乐的重新认识。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便有此类想法。魏晋文学中更是不乏这一类的吟咏。唐代文人吴竞在《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指出： “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146;，晋陆士衡‘置酒高堂，悲歌临觞146;，皆言当及时为乐。又旧说《长歌短歌》，大率言人寿命长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魏晋以来 重情的风尚对于文学领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名士裴 頠批评当时社会风气：“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11] 东晋干宝抨击西晋风气时也指出当时人“任情而动”。[12] 西晋文人世情炽烈而骨气孱弱，文思绮靡而风力萎缓，在创作中往往追求词采、声律和用典的妍丽自赏，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特征。南朝齐梁时代的著名诗人江淹少而孤贫，早年仕途坎坷，怨恨和愁思是他经常着力刻划的两个主题，读他的《青苔赋》、《恨赋》、《别赋》常可感受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的孤苦情绪。但晚年的江淹勘破世尘，加上仕宦显达，于是转向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乐趣。他在《自序》中说：“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故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重以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静之术。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旬，右带瀛泽。青春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妾三四，赵女数入，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是江淹对自己人生哲学的表露，其中有着明显的及时行乐的想法。 从晋末开始，门阀士族的地位走向衰落，大批寒人崛起。宋齐梁陈的开国君主都出身低微，如宋武帝自称“布衣”。南朝政府中掌管重要机务与军务的都是寒门人士，门阀士族中人成了新贵的点缀。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146;” 当时追求感官刺激、穷奢极欲的风气发展到了南朝愈演愈烈，尤其在齐梁君臣中十分流行。梁武帝父子史称不好声色，但整个梁宗室却是淫靡成风的。正如梁武帝萧衍《净业赋》中描写的：“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身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这种纵欲生活正是当时齐梁君臣所着意追求的。它构成了齐梁文化的氛围，宫体诗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梁元帝萧绎对“情性”的认识可以说又进了一步。萧绎曾亲撰《金楼子》，在《立言》篇中，他指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学是用来抒发内心情思的，文章是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漫，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就当时南朝文人来说，他们已逐渐演变成新型统治集团的文学侍从。如果说，刘宋时的谢灵运在其山水诗中参悟玄道，透露出傲视新朝的孤独之气，到了稍后的谢朓、谢庄等人，则在皇室的倾轧中苦苦挣扎，丧失了人格尊严，最终亦不免罹祸。齐梁时的沈约、王融等人，尽管与最高统治者有矛盾的一面，骨子里是瞧不起这些新贵的，沈约为此得罪滩武帝忧惧而死。但世族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显示出来。如沈约“昧于荣利，乘时籍势，”“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13] 由这些文人创作而成的“永明体”以讲究声律、词采、用典和抒发清怨为特征，虽不乏哀婉动人之处，但终究缺少建安文学中的那种黄钟大吕之声与正始之音的深沉邈远。它和萧梁宫廷文学一起，构成了当时文学的主要景观。当时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庾信在晚年追思梁亡的诗中，对梁代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有过生动的描写，说他们是“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对对梁亡的反思是足可以为后人作鉴的。六朝末期文学精神的消解，引致了许多反面的现象，也引起了《文心雕龙》和《诗品》对此的反拨，这正是物极必反的结果。从狂欢到悲歌，这正是《列子》书中所映射出来的六朝文士演生路径的必然走向。也启发了唐代文学精神的重建。[14] [1]近代学者马叙伦曾提出：“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列子伪书考》，《列子集释附录》，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05 页。） [2]谭家健：《六朝文章新论·列子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年，第 86 页。 [3]王瑶先生指出：“魏晋间人诚有许多依托或作伪的情形，但其动机实在还是为了拟古和补亡，并不是故意作伪欺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84 页。 [4]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468 页。 [5]《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6]林语堂：《中国人》 ( 郝志东、沈益洪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35 页。 [7]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946 页。 [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546 页。 [9]《论语·宪问》。 [10]《庄子·人间世》。 [11]《晋书·裴 頠传》。 [12]《晋纪·总论》。 [13]《南史·鱼弘传》。 [14]《梁书·沈约传》。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