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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学文化的自身弱点也造成了其文学创作中的偏执和局限。其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思维视野的狭窄。“美善相济”且以“求善”、“尽善”为审美思维的目的，这必然把生活审美和艺术创造的思维活动限定在伦理道德所圈定的狭窄范围内。文学功能仅仅限于对某种政治道德文化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审美，这样，形象思维便失去了诸多生活层面和文化层面，特别是对人性、人情、潜层次心理结构的审美与塑造上。其二，个性审美思维的模糊和失落。中国小说的传统思维表现在强调人格共性的审美和政治道德价值取向的定向思维。无形中削弱了对人格个性的审美和思维创造。中国小说长期存在着类同化、概念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其三，实用的急功近利观导致艺术思维的浅化。表现在审美和艺术创造上便是：把小说艺术思维仅仅停留在现实、社会、人生的表象层次与政治伦理观念的对应和直接比照上。 《金瓶梅》的文化反叛恰恰表现在对上述儒学文化自身弱点的克服上。 首先，是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跳出了伦理道德所圈定的狭窄范围。《金瓶梅》中每一位人物的出场、言语都与其性格相契合，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写出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诸人的人性之恶。比如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便处心积虑，先害死李瓶儿的亲生儿，再指桑骂槐气死李瓶儿，其歹毒令人发指，然而却是在潘金莲不动声色中完成的。在《水浒》中却过于性格简单化了，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皆为淫荡害夫之人，其行为言谈颇为相近。而《金瓶梅》对于人性的披露，更是深入到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变态上。特别表现在西门庆的性变态上，宠幸娈童，对潘金莲的施虐，如第２７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其二，突破了中国小说类同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倾向。从中国古代小说上看《金瓶梅》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真是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只有《红楼梦》可与之相媲美。同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皆走的是吟诗作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老路。给人的感觉是不真实，不过是文人所写的“白日梦”罢了。而《金瓶梅》人物之栩栩如生，皆是通过其言谈举止细密刻画得来的。 其三，是直面现实的自然主义克服了道德说教的表面化倾向。其实只有真实才有说服力。这自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宋元话本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小说由贵族化向平民化的转型。市井习俗及其社会情景，平民的人生与心态，作为完整的审美意象纳入了小说形象创造的思维过程。《金瓶梅》的叙事突破了六朝小说与唐宋传奇以绮丽想象建构非现实情节的思维框架，开创了敷演历史事实，展示社会人生，糅合民风习俗，且又以人物情节的因果逻辑思维作为叙事形式结构的小说文体。并且，当时明朝市民经济的发展使“金瓶梅”容纳了更多的商品文化精神。这正如张竹坡批点《金瓶梅》所言：“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水扬波。” 三 事实上，《金瓶梅》的文化反叛是对理学思想染指文学的反拨，以力透纸北的笔道去写丑、写恶。以丑为美是美丑的逻辑颠倒，而化丑为美恰是《金瓶梅》的艺术表现。作者展示西门一家的淫荡、放纵、腐败、凶残……其用意并非是玩赏与欣赏，而是以细针密缝把其丑态种种皆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显示了其诱惑性，且恰恰是这些财色的诱惑性的强烈渲染，才便得《金瓶梅》变得越发真实而可信。正是由于真实而可信，才使人意识到财色的可怕，从而完成了兰陵笑笑生财色皆为空的思想内涵。正是由此，《金瓶梅》的文化反叛一方面在于反拨理学道统，另一方面更是对小说文化的拓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