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太炎与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与章太炎（1869～1936）是两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巨人，一个是朴学大师，一个是国学大师，两人在学术上同属于古文经学派。他们两人的生卒年代虽相距甚远，但由于两人在文化观、道德观上有相同之处，在政治观上虽因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有所差异，然而两人在同一个时段里，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通过文字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孙、章两人未曾谋面，他们的交往和友情的建立缘起于信札来往和书籍的赠送。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一书记载：1896年，章太炎和他的友好宋衡（即宋恕，字平子）等人，在杭州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经世实学社。翌年出版《经世报》。在经世实学社成立时，章太炎等以《社约》寄示孙诒让，邀请他作为该社的赞助人。“盖社约中，人研读稽览之用者，作为本社赞助人。”孙诒让收到《社约》后，随即以其所著《札迻》、《墨子闲话》、《古籀拾遗》、《周书斠补》四种各二部以及家刻本《永嘉丛书》十三种亦各二部，邮寄社中，以表示他对章太炎等人所举创的进步事业的支持，于是两人就正式开始交往。孙、章的结交是由宋衡牵线的，据章太炎说：“炳麟始交宋恕平子，平子者，与瑞安孙先生为姻，因是通于先生。” 孙、章的交往和友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寻求真理。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孙诒让已誉满经学文坛时，青年章太炎，常移书向孙诒让请教，拜他为师。而孙诒让在通函研讨中，总是互相切磋，平等相待，绝不以长者而居。1897年，刚结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生活的章太炎，以他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撰文批驳今文经学巨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写了“数十事，未就，请於先生（指孙诒让——笔者）。”孙诒让复信道：“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表示了对康氏的今文经学十分轻蔑的态度，和章太炎的看法相一致。又一次，炳麟著《訄书》未就，以其草稿问於先生，方自拟仲长统，先生曰：“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长氏？”后来《訄书》编成出版，章太炎当即寄赠。孙诒让收书后，仔细阅读，“还朱笔笺记”，对书的新见解，着意揣摩。1906年7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被监禁期满，出狱后东渡日本。抵日本不久，他即致书孙诒让，并寄上他的新作《新方言》一卷，企求指正。孙诒让在给章氏的复信中，对他的《新方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大著略读数条，精神绝伦，容再细读寻绎，或有剩义，当续录奉质”，并向他通报了自己利用甲骨文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收获。在学术研讨中，他们都持严肃态度，绝不因碍于情面，而违心附和。在如何对待甲骨文的价值这个问题上，孙诒让和章太炎存在着分歧。章太炎认为189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只是一些龟甲兽骨，无多大价值，甚至“极力攻掊，以为好奇者乡壁虚造。”而孙诒让不与苟同。他在给章氏的信中表示“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灭绝”的说法，指从“金文龟骨文（丹徒刘氏模册）获十余名，皆塙实可信”，认为它是殷人刀笔书，是珍贵的象形文字。在此之前，他曾著《契文举例》，继而又利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材料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综贯音、形、义，揭示甲骨文、金文、小篆讹变之异，撰成《名原》，成为我国古文字学的名著。孙诒让利用甲骨研究古文字的成果，引起了章太炎的重视，使他看到了甲骨文的价值，驰书向孙氏索取《名原》。书称：“渴望赐阅，若昏夜之待明星。”当孙诒让撰写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话》先后刊出后，章太炎称赞《周礼正义》一书，是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的精赡之作，誉之“高文典册，蔚为国光”，“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对其《墨子闲话》一书，章太炎认为它的问世，推动了墨学的复兴，结束了“儒术孤行”的局面，对后来的古代思想研究产生颇大的影响。因此，章太炎说孙诒让：“海内耆硕，自德清、定海二师（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笔者）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 二是在政治上，参加维新救国活动，彼此呼应，相互配合。 1894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战后出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孙诒让、章太炎的爱国热情和救国思想，他们跨越学术上的鸿沟，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1897年，章太炎应邀到梁启超主持的上海《时务报》担任编辑工作，积极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僻居瑞安的孙诒让，“睹此危局，腼然人面，不愿坐视夷灭。”于是仿新康有为等开“强学会”，本“兴儒救国”之义，拟创立“兴儒会”，企图用“尊孔振儒”的名义来达到“保华攘夷”的目的。1898年初，他致书维新人士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所拟之《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并表示如果梁启超能赓续康有为再度发动“公车上书”的壮举，他“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同时，积极支持章太炎“在东南学术界倡导反清革命运动”，他为明末清初反满派的著名学者顾亭林诗集作校记，并附诗二首寄赠章太炎。其中有云：“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年。”这是他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缅怀故国，发泄对清廷的不满和抗议。后来他和章氏的书信往来中，常不用清朝年号，而用“辛丑后”多少年。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明末“永历被执之岁也。”孙诒让故意不用清朝年号，以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这同章太炎称光绪为“客帝”，冥符遥契，互相呼应。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捕杀了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并下令拘拿维新人士。章太炎因为名列强学会，参加变法宣传，也遭到通缉，后因孙诒让等人暗通消息，章太炎才得以逃亡海外，幸免于难。“初章炳麟昌言排满革命，浙江巡抚某将逮炳麟，黄绍箕、孙诒让、宋衡及先生（指陈黻宸，字介石，瑞安人——笔者）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与此同时，孙诒让还为营救谭嗣同作过努力，当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系狱时，他曾驰函张之洞，晓以大义，请设法营救，以伸士气。后来六君子被害，他在和友人谈话中，对清廷的倒行逆施，表示愤慨和叹息。他说：“近来六人（指六君子遇害）中伏法者予识其二。一杨锐，一林旭也。杨则恂恂如处子，而才极好，林，福建人，为文忠公曾孙，而沈文肃公（沈葆桢）孙婿，其发解时，仅十六岁，今不至廿二三耳。一旦遭此惨祸，国事其尚可问耶！” 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东渡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担任《民报》主笔，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这时孙诒让也进一步看清了清朝统治的腐败，对清廷已感到失望。所以对清廷的每次征召，他皆拒绝，而致力于在家乡发展近代教育，兴办新学，倡导教育救国，并加入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创立的中国教育会，同他们加强了联系。在瑞安普通学堂，孙诒让还选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文字作为学校国语教材。在致力于办学的同时，他还为伸张正义，营救革命党人而奔走。1905年乐清发生“新山歌案”，他营救过革命人士陈梦熊，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秋瑾被捕，他又一次请张之洞设法援救。 章太炎为人很重道义。当孙诒让于1908年6月20日病逝时，章太炎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斗争。同月温州留学日本学生会为悼念孙诒让逝世举行追悼会，章太炎写了一篇《伤辞》。在《伤辞》中，章太炎追述了他和孙诒让的友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亡友的深切怀念之情。同年冬，又为孙诒让作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为表示对孙氏的敬重，在他所写的伤辞、传记中，至称先生而不名。直到他的晚年，仍念念不忘孙诒让。1933年秋，章太炎应邀到浙江工专（原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讲演，开言即说：“我中国近十余年来，自温州孙仲容先生卒后，可谓无第二读书人。”后来孙氏哲嗣孟晋先生撰编《孙征君籀庼公年谱》（稿本）告成，章太炎欣然为年谱作叙。叙云：“瑞安孙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纂宏博，其书已成者二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牍之属，不在著纂者，不可胜纪”，全面概括了孙氏的学术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