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总结贞观之治的经验，可用一句话概括：政治理性。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专门研究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出版著作：《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唐高宗的真相》；《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民间结社研究》等。先后在《百家讲坛》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真相》。与著名作家阿城合作编剧电视剧《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一共23年（627-649），因为治理天下成效显著，历史上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从隋朝的覆亡中，唐太宗一班君臣也确实获得诸多启发。那么，唐太宗的时代对于今天是否也有启发的意义呢？答案是肯定的。 贞观时代，肯定有许多问题，但是历史给予的评价，却不是凭空虚设的。首先，贞观时代，中国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唐朝皇帝被称作“天可汗”是从贞观时代开始的，是唐太宗为唐朝的皇帝们赢得的。在一个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领域，中国的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尽管那不是现在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全部，那仅仅是地球的一部分，我们也得承认，唐朝拥有的国际地位是罕见的，是后来更多的朝代望尘莫及的。其次，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文明的政治环境，最和谐的君臣关系。唐太宗是历代皇帝中最圣明的君主，心胸开阔，大度能容，理性知性，聪明智慧。魏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贤臣，耻君不如尧舜，国家应以百姓之心为心，胆识与见识同在，尽忠首先尽职。再次，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此成为描绘和谐社会的典型词汇。最后，贞观时代，制度建设发达，法制观念突出，不仅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也为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树立了楷模。 贞观之治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在今天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呢？总结贞观之治的经验，可用一句话概括：政治理性。 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有千古一帝的美誉。唐太宗在运用最高权力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能够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他可以说是最出色的。 理性，尤其是政治理性，首先一个源泉来自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治乱兴衰无所不有，积累的经验已经很丰富，统治者如果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就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历史学在古代和我们现在的概念不同，那时候历史学和现世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太宗身边都是历史学家。唐太宗为什么那么理性呢？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隋朝的迅速灭亡，给贞观的君臣以巨大的震动，他们必须走出隋朝灭亡的定律，才会避免隋朝的下场。 其次，从个人角度讲，唐太宗一班君臣有治理好天下的愿望。唐太宗尤其具有这个动机，因为他要改变人们对于玄武门事变的坏印象，一定要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唐太宗身边的大臣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把握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深知自己与国家荣辱与共的关系，所以贞观时期有一大批这样的大臣，一心一意、同心同德，都把国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徵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会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国家。结果，皇帝接受了，皇后也接受了。为什么？君臣之间，公私分明，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主张就坚持。君臣有此共识，那么建设的问题就不可能出现原则性的分歧。 具体而言，贞观时代的政治理性，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纳谏和进谏。君主纳谏，大臣进谏，以君臣群策群力的机制，运用大家的智慧治理国家，这本来在理论上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层面，往往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心理作怪，为了个人的面子，而拒绝接受意见。长此以往，当然就形成了个人专断、刚愎自用的局面。唐太宗求治心切，明白纳谏的积极意义，做到了克己纳谏。而以魏征为首的大臣们，也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坚持了正确的决策，正当地维护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应该承认，进谏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贞观君臣以大局为重，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发展之间，明白轻重，知所去留。从唐太宗到魏徵，都知道纳谏在政治生活中的宝贵性，所以极力保障纳谏进谏的有利环境，提意见的人即使言辞激烈，也能得到朝廷的谅解甚至奖赏，最后形成了人人争言的良好气氛，甚至如裴矩这样在隋朝以佞臣闻名的大臣，在贞观时代竟然也敢于提出反对皇帝看法的意见。 贞观时期的政治理性，还表现在制度化的运作上。当时的中央政权，是一个分层决策的体制。八座议事，就是部长会议，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首长尚书）和左右仆射参加，是高级行政会议，处理国家的行政工作，解决工作如何办理的问题。部长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上交宰相会议讨论，宰相由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和皇帝指定的参与朝政的大臣组成，他们开会的地点叫做“政事堂”，所以也称政事堂会议。宰相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上交皇帝参加的御前会议，由皇帝和有关的宰相开会讨论。分层决策，可以让国家政府的课题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分工处理，皇帝只处理重大的和疑难问题。如果所有问题都由皇帝负责如朱元璋那样，至少会造成怠政等问题。 政治理性，也表现在制度化的方面。尊重制度与法律，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原因很简单，法制是政府制定的，并且利用国家的权威去执行的。自己制定的法制自己都不尊重，如何赢得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尊严和尊重。历朝历代，常有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弃国家法制于不顾，结果成为政治祸乱的根源。有一官员犯法，唐太宗很愤怒，下令杀人。但是这个官员所犯罪行，不足以处以死刑，所以大理寺的法官戴胄反对，并以法律条款为根据。唐太宗说，法律的权威要维护，但是皇帝的权威就不要维护了？法律的信誉要维护，皇帝的信誉就不要维护吗？皇帝已经下令，你却不让执行，这不是让皇帝丧失信誉吗？戴胄回答，法律是皇帝与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皇帝的一时决定和命令虽然也应该维护，但是比及法律来，这是小信，法律才是大信，小信与大信之间发生冲突，小信理当服从大信。最后，皇帝妥协。执法遇到上级阻力，古今一理，如果不能抗上执法，法律几乎就不能获得尊重。所以，法律是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底线，国家不能有力地维护法律，说明起码的理性都没有具备。 一般的印象中，贞观之治是无法没有魏徵的，没有魏徵的进谏，如何谈论唐太宗的纳谏呢？其实，只要仔细研究魏徵的官职就会发现，除了忠诚与能力以外，魏征的进谏，常常是职务性的需要。魏徵开始做谏官，不言而喻，那是专门提意见的官职。后来当门下省的官员，甚至长期负责门下省的工作，而门下省专门审查中书省草就的皇帝诏敕，同意的下发不同意的要驳回。这个关键的岗位，让魏徵经常面对皇帝的新决定，提意见因此变得日常化。换句话说，魏徵的贡献，也有制度设置的一个层面，因为专门设置门下省为皇帝的新决定把关，所以这个岗位突出了魏徵的忠诚和能力。这种制度体现的政治理性，显然是需要给予足够重视的。 制度创新当然也是政治理性。张蕴古是唐太宗的一个大臣，因为泄露禁中语（相当于泄密），皇帝一时怒不可遏，下令杀人。张蕴古有罪，但罪不至死。火气过后，唐太宗立刻后悔。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唐太宗积极与大臣们商量，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重犯，一项制度创新因此诞生。这就是复奏制度。从此以后，凡是皇帝下令杀人，要反复多次才可以执行。结果，史书记载自从实施了这项制度，“全活者甚众”。在这项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唐太宗看重的是制度的理性，不敢依赖自己的一时判断。那么，这项新制度，是提高了皇帝的权威还是有损皇帝的威信，当然是前者。 政治理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贯彻执行。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尚书》已经提出“民为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把这个思想概括为民贵君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太宗时代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贞观之初，朝廷考虑如何减少犯罪问题，有臣建议严厉打击，唐太宗认为去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他知道换位思考。 减轻百姓负担，是唐太宗制度调整的一个重要着眼点。精兵简政，合并州县，减少官员，降低皇室成员的爵位，放宫女出宫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减轻百姓负担，希望达到藏富于民。唐太宗常说的一句话至今中国人耳熟能详：“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来自《荀子》的说法，让人明白君民的依存关系。过去，我们会批判说，这是唐太宗在利用百姓。其实，如果社会结构无法改变，唐太宗这样利用百姓，总比隋炀帝那样利用更受百姓欢迎。如果政治家连这点政治理性都不具备的话，不以百姓的存活为意，只是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社会动乱的后果可想而知。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其实是政治最基本的原理。古往今来，凡是百姓、国家、统治者三者关系如此摆放的时代，一定就是国泰民安的时代。反之，如果不管百姓死活，不顾国家根本利益，全力以赴追逐统治集团利益的，比如东汉后期，那么天下大乱就不可避免。 唐太宗一班君臣赢得贞观之治的美誉并非偶然，至少在政治理性方面，他们的努力是具有当代价值的，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政治理性却是不可或缺的。 孟宪实 党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