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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什么？非常高，我们也很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史家之绝唱”是“史”的，就是写史写到这个程度，可称其为绝唱；后边还一个呢，是“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什么，是“文”的！文的里边有想象啊，有描述啊，有文学笔法啊，这个文学的笔法今天来看，是不是小说的笔法啊？比如说鸿门宴那个情景，里面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啊？他也是听前人的口述、流传，然后到他这儿记录下来，加以文笔升华，把它再造，是重构过去，对吧？历史是要用“文”写的。历史要写得好看，一定要有文学笔法。那同时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历史情景，又是凭着文学家的想象，在做一种“历史”的还原。但这个“历史”要打引号，它可能不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而完全是作家笔下想象的。但这个想象，你可以估摸出、揣摩出，或者想象出，历史中可能有过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拿我们熟悉的《四世同堂》做例子。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时候不在北京，也没有亲身体验过日治下北平老百姓的生活，他是听很多朋友向他讲述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什么样，写出他的鸿篇巨制——带有史诗性质的《四世同堂》。我们也许在历史中找不出《四世同堂》中那些真名实姓的人们，找不到历史中有一个叫祁老人的，有一个叫祁天佑的，有一个叫韵梅的，有一个叫瑞宣的，有一个叫胖菊子的，有一个叫蓝东阳的，可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真名实姓。但我们在读过《四世同堂》之后，又有谁能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呢？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像蓝东阳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胖菊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钱诗人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的这些人物，都已经成了文学的历史真实的符号。它没有以那种史家的、写史的方法写。否则老舍就不是文学家，是史家了——某年某月某日，日本宪兵到了哪儿，屠杀了多少北平人，他们是谁；这是历史。 但我们读这样的历史，和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这样的文学名著，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一样吗？不一样。文学的历史真实对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更强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小说中所写才是真的历史。当专家告诉我们真历史原来是那样的时候，这个180度的弯我们还常转不过来，甚至还要跟你打架——我不信啊！文学馆请专家来讲“三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对许多人所讲瞠目结舌吗？拿关羽来说，专家告诉我们，历史中有那样的记载，关羽好色！可我们读小说，关羽是一个武圣人。我们愿意相信小说中的关羽形象，“武圣”到了完美的程度，怎么会好色呢？护着嫂嫂，千里寻兄，“好色”才是假历史。你看，这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和可能的历史的真实，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或者说给我们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落差，怎么样来弥合，怎么样来填补，怎么样来转变？难啊！ 因为它难，所以才给那些“戏说”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戏说”者正是从这个空间去“戏说”。《戏说乾隆》也好，《还珠格格》也好，《康熙微服私访记》也好，这样的“戏说”娱乐性强，很好看，有收视率。成长中的青少年在看“戏说”时，脑子里可千万要有这样一个醒，那是“戏说”，不是“正史”！千万不要以为乾隆跟格格一天到晚就那样！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有头脑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学生，已经能够知道“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形式。他们愿意去接触“正说”，甚至愿意去读正史的历史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除了电视的“戏说”以外，现在有些作家，尤其一些传记作者，也“戏说”。如果你的“戏说”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娱乐大众，读者看了一笑，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戏说”，打着“正说”的名义、“传记文学”的名义，或者打着“文学传记”的名义，不是据实虚构，而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那这样的人他自己的史观就有问题，并且可能搅乱大家，甚至将你带入历史的死胡同，带入历史的歧途。 我这儿又有一个实例，依然是来自《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作为转载的报纸，其编辑大概没有那种要去核实一下某个作者写的文章是不是属实再转载的必要，而纯粹是作为一个读者，看到某篇文章写得好，就拿来转载了。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文摘》编辑的判断能力。比如像转载刚才那篇文章的编辑，应该是很好的。《世纪》是一个发行量很小的杂志，编辑却能够慧眼识金，把这样一篇能够带给我们历史沉重思考的东西登在《作家文摘》上。《作家文摘》的发行量有100多万份，至少有100多万个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然后产生思考。但同时，也有可能，编辑并不知道所转载的这篇文章是否符合史实，只不过从某个作者的“妙笔”上来看，哎呀，写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似乎是这样。把它转来。于是我们大家看了。再然后，不知道这个史实的读者会以为，似乎是这样，顶多是用文学的形式把那个史实扩大化了一些；或者说，史实这个真实的影子，是曾经存在过的，只不过被文学家的笔放大了。为什么史家常把文学家作为敌人？原因也常在这儿。然而，史实的素材，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家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体验型的，自己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从这个生活当中提炼出来，成为艺术，成为小说；还有一种，他这方面想象力有限，或者说相对欠发达。他可能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便从历史里面去探寻，专写历史题材。比如二月河，研究清史，写康雍乾。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二月河的“康雍乾”可以说写得很成功，写得很好。但如果读者就把二月河的“康雍乾”当成正史，当成真史，也不行。它里面有太多文学的描述，只不过这样的文学描述，很大可能是根据史载的某个具体情形去想象的。 而我将要举的这个例子，就完全是胡编滥造。我为什么敢说它胡编滥造呢？我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它里边写到的一些细节，我都了解，可读者不知道。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即传记文学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虚构，是始终困绕作者的一个操作难点。我主张这样一种原则：如果虚构，最好能据实虚构。对于传记写作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据实虚构；一种认为既然是传记，就要尊重史实，不能虚构。这是写法上的不同。但从读者来说，可能还是愿意看有点儿虚构的作品，它好看啊，有文学性啊，不死板啊！ 这是很久以前《作家文摘》上转的一篇文章，也是从某书里边截取的一段。那书说不定现在还有卖的，可能卖得还不错，书名叫《蒋氏家族第四代》。读者一看这书名，便可能会想了解一下蒋氏家族的后人、第四代今天怎么样了。这当然无可厚非。不管从作者写作的想法，还是媒体对于这部书可能带来的利润的考虑，总之，这部书销量或许还不错。书我没有看过，我只看《作家文摘》转的那一段文字。就这一段文字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细节的题目叫《蒋友梅邂逅凌叔华》。蒋友梅是蒋的第四代孙女。这个细节讲，蒋友梅在20岁的时候到了伦敦，和当年已经81岁的凌叔华在伦敦邂逅。里边有一系列的场景描写。包括凌叔华怎么到她住的地方去找她，牵着她的手在剑桥浏览，给她讲解。具体细节我不说，仅从我的反证，大家就能了解，作者“正”着是怎么写的了。我一共提了五点。对于学术上的反证，在掌握确凿实证的情形下，你只要有一条，就可以把对方驳倒。我有五条。如果说头三条或头四条还带有疑问，最后一条是致命的，让他倒得很惨，无还手之力。 疑点一，文中说，1981年秋，20岁的蒋友梅到剑桥，“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凌叔华。”我不知道，时年已81岁高龄而深居浅出的凌叔华会牵着小姑娘的手在剑河畔浏览讲解？我们想想生活中的情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一个81岁的老太太，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平常深居简出，结果听说蒋介石的第四代孙女到了伦敦，然后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她的旅馆，拉着她的小手出去玩，还要给她讲解？这是一个疑点。 疑点二，文中说，蒋友梅初到英国时，举目无亲，是凌叔华主动到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自报家门。你看，第一个疑点出来以后还不够，居然作者还要这么写，是她自己主动找蒋氏第四代，告诉你，我是凌叔华！不是一个小丫头到长辈府上拜望，倒是耄耋之年的凌叔华跑到学校宿舍里来找她，合乎常理吗？我讲这样的细节的意思，就是想，大家以后再看传记文学作品，或者看某某人的回忆录，有类似这样细节描述的时候，脑子里要打问号了！哪怕说它是真实的，也要想一想现实的真实可能性，一个81岁的人有可能去找一个20岁的小丫头自报家门吗？但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倒在其次了——主要是传记文学，这么写的太多了！ 疑点三，文中说“凌叔华之所以来到蒋友梅的身边，是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所致。”你看，这样的文学描述，会让你觉着它把你那种探古的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你对蒋感兴趣啊，对宋美龄感兴趣啊，所以才要说宋美龄。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你还能怀疑吗？她有宋美龄的委托啊。“因为她（宋美龄）和陈西滢有较好的私交。”——陈西滢和凌叔华是夫妇——经与陈西滢和凌叔华现在伦敦的独女陈小滢核实——我为此专门发电子邮件询问凌叔华的女儿，有这件事吗？——她女儿告诉我，凌叔华倒是见过宋美龄，而陈西滢根本就不认识宋美龄。宋美龄是留美的，而陈西滢是留英的，并无机缘相见。 疑点四：文中说，“蒋友梅就成了凌叔华家里的常客。那时的陈西滢早已退出了政治舞台。陈西滢和妻子凌叔华就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上一条幽深的小巷里。”从地点上来说——我们不是讲五W吗？——陈、凌当时根本就不住在泰晤士河边，而是住在伦敦郊外的汉姆斯特德（Hamsterd），那是个文人聚居的地方。萧乾也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并且在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在汉姆斯特德的家还中了炸弹。 疑点五：这该是最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了。即便以上四处都可以用误植误忆来自我开脱，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此篇文字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生编硬造。换言之，如果只有前四点，作者也许还可以解释，由于对史实掌握得不够充分，或者说某人向我叙述的时候记忆有偏差，导致在描写上有一些疏漏，造成了作者的误读，再道个歉什么的。但有这最后的一点，道歉都是说不过去的了。 大家看这最后一点，他刚才有一句说，陈西滢和凌叔华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作者写蒋氏第四代到伦敦的时间是1981年，白纸黑字，这个错不了。我们查一下陈西滢的年谱，陈西滢早于1970年3月29日就去世了，如何能在1981年还赋闲在家，并得到宋美龄的委托，见到蒋友梅？难道是宋美龄“委托”给已驾鹤西去冥界的陈西滢，劳他大驾还阳，请太太特别关照一下自己的第四代？可真是见了鬼了！把死人给写活，真是天方夜谭！文坛和出版界再酷爱炒作名人隐私，总也该讲究个最起码的真伪虚实吧。 由此，我就要引到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媒体报导也很多。通过这样的细节，让我们的脑子警醒一下。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身边发生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例子，大家最近几天，通过电视或报纸，应该都知道，在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了联合国驻黎部队的哨所，造成4名联合国驻黎巴嫩观察员的死亡，其中一位是中国军人杜照宇。遗体已经运回来了，遗体告别仪式也已经开过了。报导就是这样，事实给你陈述得似乎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时，以军空袭，造成四个人死亡，其中一个中国人。这一点都没错。我看了2006年7月27日的《新京报》，上面有篇专题报道《安南指责以军蓄意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马上指责以军是蓄意袭击，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以军外交部和军方发言人都众口一词地说是误炸，不是蓄意。如果我们稍加分析，我们觉得是蓄意的可能性大，还是误炸的可能性大？安南提出，联合国的这个哨所在黎巴嫩已经有很长时间。而且，既然是联合国的哨所，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联合国标识。以色列能不知道吗？可以色列说是误炸，他们要调查。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调查的档案披露。 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蓄意的，但在相信是蓄意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中立者——我们假设不把自己看成中国人，没有那种主观感情，纯粹做一个理性的，甚至是冷得有点无情的人——来想这件事，在这个事实真相澄清以前，它有没有误炸的可能性？或许有。我的意思是说，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在下确凿的判断之前，我们要想到它的可能性的存在。不能因为热血一奋涌，就把某一个结论给定死了。因为很多事情你定死了某一个结论之后，等过了三五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结论是错的。也常有这样的事啊！比如在考古上做的某一个结论，在有更多的地下文物出土之前，我们对某一个文物做出了某一个判断，认为如何如何。但等新的出土文物发掘出来以后，就把你原来那个给否了。这是实证啊，残酷无情的，像学术规则一样是很冷酷，也很严格的。 这件事，等以色列的档案揭秘了，我们或许能了解它到底是蓄意还是误炸。但这个档案就可信吗？会不会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误炸而编的那么一个档案呢？而编的档案，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以为这就是正史的历史档案，我们不就上当了吗？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很多历史档案，有没有是这样编出来的呢？不知道。比如，拿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来说，有学者也早就说“二十四史无信史”啊。这说法从何而来，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下一个例子，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非常著名吧？青年毛泽东穿着长衫，手拿雨伞，穿着布鞋，走在去安源的路上。我小时侯也看过，记忆很深刻。2006年7月2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刘春华的文章《也谈〈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章最后有一段编者按。我们从编者所写以及他提出来的一连串的疑问，可以来想象它背后那种可能的复杂性。 编者按说“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泽东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副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从这些问题就能感到，事情有点复杂。涉及到的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双方都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自己。这有点儿像我做“老舍之死”。我采访到三个打捞老舍尸体的人，他们都说老舍先生的尸体是自己打捞的，且也都能提出旁证——谁谁可以证明是我捞的，甚至还可以提出另外的旁证，比如说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名片写着是“老舍”，能假吗？比如说，老舍怀抱着一部手稿被打捞上来，手稿上写着某部作品的名字，署名“老舍”，能假吗？似乎都假不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就是历史啊！ 我们来看，这件事的分歧点全在细节上： 第一，关于油画宣传的降温，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当初那个油画刚出来的时候，宣传得非常厉害，能够发行那么多为证。后来宣传降温了，为什么呢？——作者说是因为江青整他，而专家认为是毛泽东对该画表示不甚满意，所以降温了。我们看，今天在没有查到确凿的历史档案和实证材料、文献证明的基础之上，现在能对这两个说法进行判断吗？你愿意相信谁？这种相信是不是也带上了我们的主观色彩？比如说，我们也许相信那两个党史专家，因为党史专家能假吗？但作者亲历的事，他会瞎编吗？ 第二个细节，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步行还是坐火车？也有争论。毛当年去安源，有的说是步行，有的说是坐火车。还有一个折中的说法，是为历史的真实做解释——即便毛主席是坐火车去的，下了火车不也得走吗？这个说法似乎是完美无缺。 第三点，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的什么衣服？油画上是长衫。党史专家提出质疑，说穿的是短上衣，不是长衫。他的证据来自哪儿呢？我们注意，这样的内容都有证据的来源，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是空穴来风，倒很容易就让我们把他驳倒了。他有来源，1971年7月15日张春桥在韶山纪念馆谈话，提到他曾亲耳听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春桥被抓起来了，但1971年张春桥在党内的位置不容置疑吧。他在韶山说这样的话被韶山纪念馆的人记录下来，党史专家去查证，于是就把这个作为证据了。张春桥说他是“亲耳”听毛主席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张春桥在说谎吗？再提出一个疑问，张春桥在1971年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必要说谎吗？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作者，作者提出三条反证，认为毛主席是穿长衫的，证据很有力。一，从安源纪念馆馆藏中看到当年曾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大家看，长衫、雨伞都有。二，曾在安源当过小工，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我们看这个细节，能记得那么准确。这是他在1967年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上会有偏差吗？三，1998年2月16日，张玉凤当面告诉作者，因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搬入中南海时，她还没在主席身边工作。但她问过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汪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大家注意啊，汪东兴转引毛主席的话说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否定自己穿的是长衫。他只是说，我那个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汪东兴说的可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汪东兴不会说谎，他把毛主席跟他所说的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那关于这幅画，我们也就相信作者所说是接近那个真实的。即便是画家把那个长衫在画上画得显新，布鞋画得也显新，它至少符合了历史的真实，更符合了艺术的真实。但假如张春桥说的是真的呢？我们可以从这幅画看出什么来呢？可以说，这幅画依然是符合艺术的真实——即便毛主席当初穿的是短上衣，而画家为了营造当时的那种历史气氛，给人们通过这个油画来还原一个历史情境的想法，他把毛主席画成了穿长衫，从艺术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以叫艺术的历史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是画家、艺术家的一种想象的再创造。但是，如果从长衫短衫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那我们要从口述史这个角度来去探寻呢？我们又不能随便地轻易相信哪一方是对的。我们所做，就是像他们双方所做一样，提供出一些信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的平台上，关于这件事有张三和李四的两种说法，甚至还有王五、陈六的四种说法。我们对这些说法要尽可能多地了解。那个历史事实可能是那样，但它的背后是那么复杂。这就够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非常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前不久。 世界杯比赛——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在座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即便是没看过，在世界杯落幕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有很多报道提到了齐达内用头撞人的事，也可能都知道。有很多的球迷甚至在对那场球的记忆中，齐达内的“铁头功”超过了这场比赛本身。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吧？观众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了齐达内撞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历史瞬间被摄像镜头记录下来，假不了，太真实了！可他为什么撞？猜测出来了，不同的版本出来了。他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马特拉齐“得罪”了他。但怎么得罪了他？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巴西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口唇专家，根据马特拉齐说话的口型对出了马特拉齐当时说的一句话：“你是意大利人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得罪了齐达内；还有的说“你姐姐是个妓女”；还有的说“你是恐怖分子的后代”，三个版本出来了吧？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三个版本的时候，信哪个？能够判断吗？不能，而且我们做不了判断。 再后来，仔细来分析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法国媒体采访齐达内时，问他马特拉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齐达内说他无法把马特拉齐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太难听了。他用这个理由不肯把马特拉齐的话再重复一遍。因此，我们无法从齐达内的嘴里知道马特拉齐怎么说的。齐达内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在几天之后了。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调整了心情？马特拉齐可能当初没有说那么狠的话，而他想在媒体面前把马特拉齐的话描述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他的同情就会更多一点，人们对法国队的同情也会更多一点儿？但他又没有把他可能编造的话说出来，而是用这样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我不能把这段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太难听了”。所以，我们都无从知道那句难听的话到底是什么。 然后，又有媒体记者去问马特拉齐，你到底说了什么，让齐达内一头撞向你？马特拉齐说，我没有侮辱他母亲。记者问，你是不是提到了他姐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基本不否认”。大家看有意思吧？这是我们从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对这件事情的报导。马特拉齐也很狡猾，他没有跟媒体说，我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而是说“基本不否认”。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马特拉齐是怎么激起齐达内的火，齐达内怎么一头撞向他，原因就复杂了。当事人只有两个，各说各话。 又过了些时候，马特拉齐面对媒体说当时的一种情景，这个齐达内也不否认。可那个话，媒体并没有说马特拉齐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说在马特拉齐防守齐达内的时候，马拉着齐的衣服，齐开玩笑地、调侃地、或者也许带有挑衅口吻地跟他说，如果你对我的上衣感兴趣，等比赛结束了，咱们可以交换。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齐的身上。不过，马特拉齐还了一句话，还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过了些时候，媒体又一次报导，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特拉齐说“我更希望你姐姐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又后来的报导。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已经是历史了，能说它不是吗？它刚刚发生啊，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是看直播的人亲眼所见。我那天晚上也看的直播，当时都愣了。这是一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