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新作《苏联祭》引发苏俄记忆本报专访文化界人士共同回首苏俄文化历程 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俄之间进行了多种当代文化艺术的交流。虽然现今的中国对俄罗斯当代文化比较陌生，但苏俄文化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近日，作家王蒙的新作《苏联祭》回顾了自己对苏俄文化几十年的情感历程，解开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苏联情结。本报采访了几位与那个时代深深结缘的学者，他们回顾了青春年华里对苏俄文化的迷恋、向往、痛苦与困惑。 蓝英年：希望不对等的交流尽快改变  蓝英年：翻译家，译有《日瓦戈医生》《塞纳河畔》等。  虽然不愿意轻易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辈人心中的苏俄情结却一直存在着。制图/胡仿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不少俄苏小说，比如《前夜》、《死魂灵》、《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恐惧与无畏》等，但真正大量地阅读俄苏小说还是在大学期间。我是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像《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勇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前两本小说描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后的大学生生活，对我们，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讨论，出墙报，写读后感，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议论这两本书。到大学三四年级可以读原文了，第一本读的是屠格涅夫的《前夜》，多少品味出屠格涅夫文字的优美。那时我萌发了把有价值的俄苏文学介绍到中国的愿望，但直到1983年《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我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我们这代人深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心里结下苏联文学情结。现代年轻人心中未必会有这种情结，他们没有经历过苏联文学热的时代。有个有趣的现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没有经历过苏联文学热的时期，但他们读了不少俄苏文学作品，甚至读过黄皮书。所谓黄皮书，即1958年中苏论战后，翻译出版供批判用的苏联以及西方的小说。这些书当时在中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毒草，书的译者也大多是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但译文是一流的。知青们把黄皮书从北京带到农村，在煤油灯下争相阅读。所以不少知青也有苏联情结。 中俄是近邻，文化间的交流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两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而言，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作品，比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品多得多。 中国出版俄苏著名作家的全集和文集，如《托尔斯泰全集》和《肖洛霍夫文集》等等，可他们翻译中国的作品很少，更别说哪个作家的全集或文集了。我见过晚清俄国传教士阿列克谢耶夫翻译过《聊斋》，翻译得很好。我还见过苏联汉学家索罗金翻译的钱锺书的《围城》。当然我没见过并不等于没有其它的翻译作品，但不会多。我在苏联教书期间所接触的汉学家和汉学系的学生，只知道李白和鲁迅的名字，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对其他中国的著名作家，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学生当中很少人热爱中国文化，只希望早毕业当翻译挣钱。总之，我们对俄苏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我国文学的了解。我希望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尽快改变。 马相武：再受到这种影响永远不可能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苏联文学与那个时代一起深深地埋在了人们心里。 我的童年、少年主要是在60年代，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了。我参加过反苏的游行、烧砖窑、挖防空洞。 等我上了大学，苏俄对我的影响就是文学上的了，因为读的是中文系，所以俄苏文学就成为了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我系统地学习了俄苏文学，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这些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我影响是最为深刻并且持久的。 我这代人必然会长期保留这种苏俄情结，它已经融在我的血液中了，体现了我个人的精神和文化，成为了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因子。我经常会想到那段岁月，会思考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它所经受的苦难。 70年代的人还读些苏俄作品，但再往后一代关注苏俄的人就很少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世界上存在的国家来看待。所以我说假如把苏联称作一种颜色的话，王蒙这代人是深苏色，我们这代人是浅苏色，再下代人是无苏色，再受到这种苏联的影响永远不可能。 高莽：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伟大作品  高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画家  高莽所绘的普希金在长城的画，送给了普希金纪念馆。 我生长在哈尔滨，就读的是以俄罗斯学生为主的教会学校。从小学习俄文，所以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1937年哈尔滨俄侨举行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活动，我临摹了一张普希金的画像，从那时起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想要画一张自己心中的普希金。六十多年后，1999年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时候，终于画成了一套普希金的组画，共12张，后来我将这幅画送给了普希金纪念馆。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管理过图书，看到一个剧本：《保尔·柯察金》。我看了之后大受感动。 我把这个剧本翻译了过来，出版后教师联合会又将它搬上舞台。剧中饰演女主角冬妮亚的女教员多少年后成了我的妻子。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来到中国，知道了这件事后，就自称是我们的媒人。在她写给我们的信上、赠给我们的书上总是签名“你们的媒人”。 剧中的保尔失明了，生活中我的妻子也失明了。本来我是个马马虎虎的人，但自从妻子失明以后变得细心多了。除了《保尔·柯察金》，我还译过小说《永不掉队》，1949年以后它曾被收入我国语文教科书，它一直鼓励我不要掉队。 现在俄罗斯的文化不像当年苏联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多方面了。在俄罗斯国内，因为国家本身的变化，有人便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革命性鲜明的作品表现出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今天俄罗斯还没有出现像19世纪《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钦差大臣》那样伟大的作品。但我深信，随着时间的推进，作家的成长，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一定会出现新的伟大的作品。 ■王蒙自述《苏联祭》由来  面对曾经那样友好过与决裂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对它的威震地球与终于解体……就像面对青春，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的经历，面对自己的美与丑，面对自己的善与罪、褒与罚、年轻与衰老一样。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一本《苏联祭》的由来，这首先是我的心灵史。 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苏联解体了。个中的经验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诫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