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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臣对立奏议选评(十)

http://www.newdu.com 2018-03-09 国学网 陈友冰 参加讨论

    谏伐匈奴与劝伐匈奴
    

    提示:主父偃劝汉武帝不要对匈奴用兵,其理由是“国虽大,好战必亡”因为战争只会“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所以“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并提拔他为郎中。但他来到汉武帝身边后,参透武帝要凭雄厚的国力灭匈奴以振帝威的心机,遂一反常态,上书置朔方郡,筑要塞,屯重兵,作为讨伐匈奴的基地,可以“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王恢则劝武帝抓住时机伏击匈奴,以雪高祖平城之耻。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派他率兵在马邑诱敌伏击匈奴。结果事情败露,匈奴撤退。王恢为保全师,没敢追击。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汉武帝怒其不出击匈奴辎重,欲诛之,恢自杀而死。
    主父偃谏武帝伐匈奴(1) 《史记·谏伐匈奴书》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2),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3)。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4)。齐诸儒生相与排摈(5),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6),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7),以为诸侯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8)。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⑨。朝奏⑩,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11),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12),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13)。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14)。
    《司马法》曰(15):“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16),天子大凯(17),春蒐秋狝(18),诸侯春振旅(19),秋治兵(20),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21),兵者凶器也(22),争者未节也(23)。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24)。夫务战胜穷武事者(25),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26),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27)。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28),迁徙鸟举(29),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30),重不及事(31)。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32)。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蔽中国(33),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34)。地固泽(咸)卤(35),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36)。暴兵露师十有余年(37),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38),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39),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40),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41)。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42),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43)。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44)。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45),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46)。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47)。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48)。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49),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50),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51),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52)。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53),禽兽畜之(54),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55),而下(修)〔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56)。乃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57),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58)。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59),此得失之效也(60)。故《周书》曰(61):“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62)。
      【作者介绍】
    主父偃(?—前126)复姓主父,名偃,汉齐国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人,以中大夫的职位得宠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幼年家贫,好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又学《易》、《春秋》及诸子学说。曾游学于齐诸子之间,因其为人不随和,难得诸儒生相容,遂去齐游学燕、赵、中山诸国。但因他的主张不随诸候意,故不得用。由于他“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落得游资困乏,借贷无门,穷途潦倒。时逢汉武帝诏选贤良,主父偃上《谏伐匈奴书》受到汉武帝赏识,才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主父偃得宠成为汉武帝随员,侍君左右,曾对大政国策,产生过一些影响,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还影响及于后世。主要有以下四点:1.公元前134年,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谏伐匈奴。所言抓住要害,切中时弊,武帝阅后极为欣赏,让主父偃做了郎中。后来主父偃不断上疏言事,武帝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他。2.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了“推恩术”。表面上推恩皇族子孙,实际上是将诸侯国化整为零,削弱封国实力。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了“推恩令”,使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3.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了“徙天下豪强于茂陵”的建议,“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也。”汉武帝从其计,“徒郡国策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确实收到了外安地方,内实京师之功,并对后世产生了较长远的影响。
    然而,此人急功逐利,心胸偏狭,为达到个目的,不异误国害民,从而也给历史来了些许遗憾。如主父偃本来是主张对匈奴实施和边政策的,但他来到汉武帝身边后,逐步参透了武帝要凭雄厚的国力灭匈奴以振帝威的心机,遂一反常态改弦更张,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北逐匈奴,人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主父偃传》)在众臣“皆言不可”的情况下,汉武帝从主父偃计,置朔方郡,筑要塞,屯重兵。此行于主父偃是得计,于国是劳民伤财,并因仇边,还带来了后患无穷。再如为尊立卫皇后而参与后宫的争宠斗争。将军卫青的姐姐子夫,入宫后得武帝宠,主持后宫的陈皇后对子夫十分嫉妒,遂请来巫妇诅咒她,此事让汉武帝知道后,大怒,处死了与此有关的三百余人,并废了陈皇后,继而立子夫为皇后。在这场争宠斗争中主父偃替卫皇后出了力,从此影响达到了后宫,一举而成了外得宠皇帝,内获皇后信任的左右逢源人物。可他的追求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想要有朝堂上势压群儒,独占鳌头,于是便做出了诬陷害董仲舒的事。董仲舒原是和他一样经赀选入宫的,其才学、名气均高于主父偃,于是他因嫉妒而陷害他,致使董仲舒差点丢了性命后经众儒生、董的同僚解释、求免,才获诏赦免刑。董仲舒经此打击,终生再不言“灾异”。主父偃奉命入齐任相后恃势作威。为胁制齐王,他调查后宫宦官,要他们检举、证实齐王与姊通奸的事,在谈话时,毫无顾忌地直接言及齐王。这些活动,齐王知道后,为了不被递解长安受辱遭诛,竟服药自杀了。齐王自杀后,有司迅速上报了汉武帝。时赵王听说主父偃离开朝迁去了齐国任相,也上书举报主父偃“受诸候金,以故诸候子弟多以得封。”又有人检举主父偃“赂累千金”。汉武帝闻奏大怒,即拿主父偃下了天牢。在审讯中,主父偃只承认受贿罪,却拒绝承认胁迫齐王自杀。于是,汉武帝又萌发了对他从宽处理的念头。御史大夫公孙弘识破帝意后上奏汉武帝说:“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同上)汉武帝遂下诏族主父偃。
    主父偃的野心膨胀和贪婪皆与他处世处世哲学有关。“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在其倒台是又说他是倒行逆施。主父偃辩解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已。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对此司马迁在《主父偃传》中感慨感慨地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注释】
    (1)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汉朝的第七个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七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54年的统治历程,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外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匈奴他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并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2)长短纵横之术:即战国纵横家的思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主父偃著书二十八篇,集为《主父偃》一书。
    (3)晚:晚年。百家言:诸子百家的学说。
    (4)诸生:许多儒生。厚遇:宽厚相待。
    (5)排摈:排斥。
    (6)假贷:借贷。
    (7)元光:武帝第二个年号(前134—前129)。
    (8)卫将军:指大将军卫青。
    (9)阙下:宫门之下,此指皇帝。
    (10)朝奏:早晨进献奏书。
    (11)不恶:不讨厌。切谏:深切的谏言。意谓毫不避讳的直谏君王。博观:广泛地观察。
    (12)重诛:严厉的惩罚。
    (13)遗策:失策。万世:万代。
    (14)效:献;赦:赦免;少:同“稍”,稍微。
    (15)《司马法》:古代兵书,即《司马穰苴兵法》,原有一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以下所引文字出于《司马法·仁本》篇。
    (16)平:太平。
    (17)大凯:周王所奏凯旋班师的军乐。
    (18)蒐:春天打猎。狝:秋天打猎。
    (19)振旅:训练军队。
    (20)治兵:修治武器。
    (21)逆德:背逆的德行。
    (22)兵:武器。凶器:凶恶的器物。
    (23)末节:最末等的节操。
    (24)重行:慎重对待。
    (25)务:致力。穷武事:用尽武力。
    (26)任:凭借。
    (27)齐:相等。三代:指夏、商、周。
    (28)委积:此泛指仓廪所蓄的粮食和财物。
    (29)鸟举:像鸟儿飞翔。举,飞举。
    (30)踵粮:携带粮食行军。
    (31)重:繁。不及事:无济于事。
    (32)役:役使。
    (33)靡敝:疲弊。
    (34)辟:开辟,开拓。河:黄河。
    (35)泽卤:盐碱地。
    (36)丁男:成年的男人。
    (37)暴兵露师:把军队暴露在荒沙野地之中。
    (38)是:此。岂:难道。
    (39)蜚刍挽粟:飞速转运粮草。蜚,通“飞”。刍,喂牛马之草。挽,引、拉。
    (40)黄腄:指黄县和腄县。负海:靠海。
    (41)率:大致。钟:容量单位,即六斛(石)四斗。致:得到。
    (42)疾耕:拼力耕种。
    (43)纺绩:纺织、绩麻。帷幕:军帐。
    (44)畔:通“叛”。
    (45)略:攻取。
    (46)代谷:代郡的山谷。
    (47)从:追。搏影:捕捉影子。
    (48)平城之围:公元前二〇〇年,汉高帝刘邦打匈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方得脱离险境。见卷八《高祖本纪》、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等。
    (49)刘敬:即娄敬,他建议与匈奴和亲。和亲:这是汉朝出现的一种与边境部族修好的政策。如把汉朝宗室女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借以加强汉匈之间的亲善关系,换取边境的安宁。刘敬事见卷九十九本传。
    (50)兵法曰:“此指《孙子兵法·用间》篇。
    (51)系虏:俘虏。系,拴束。
    (52)完事:完美的事。
    (53)固:本来。弗:不。程督:按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加以规范督导。
    (54)畜:养。
    (55)统:经验。
    (56)兵久:战争持续很久。变:动乱。虑易:思想发生了变化。
    (57)外市:与外国人勾结。
    (58)尉佗:即赵佗。他建立了南越国。其人其事见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章邯:本是秦朝将领,在秦末大乱中投降项羽,受封为王。见卷七《项羽本纪》等。私:私欲。
    (59)二子:指尉佗和章邯。
    (60)效:效验。
    (61)《周书》:指《逸周书》,记周代史实的史书。以下引文非此书原文,当是变化《周书·王佩解》之“存亡在所用,离合在出命”而来。
    (62)少:稍微。
      【翻译】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国许多读书人共同排斥他,他无法在齐呆下去。他家生活贫困,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游学,各地都没人厚待他,做客很难。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留在长安已经很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会厌恶恳切的进谏以使自己的视野开阔,忠臣不会为了躲避重罪,而不敢直言进谏,因此不会有遗漏的策略而功业流传百世。现在我不敢为了逃避死亡而隐瞒忠心,来献上愚昧的计策,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并稍加考虑。
    《司马法》中说:“国家即使大,如果好战也一定会灭亡;天下即使平安,忘记战争也会灭亡。”天下已经平定,天子快乐,春秋狩猎,诸侯春秋练兵,以此来不忘记战争。况且愤怒的人是违背道德的,武器即是凶器,争夺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古代的君主一旦发怒,一定会有伤亡,所以圣明的君王会慎重行事。只顾战胜而用尽武力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威武,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匈奴没有可守的城池,也无可守的积蓄(或财物),如同鸟飞翔一样迁徙,难以俘获并控制他们。如果派轻骑部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使中原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计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辟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界。让军队在风吹日晒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不到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如果)对上使国库空虚,对下使百姓疲惫,以能到(在)外国(打仗、逞威)为称心如意之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俘获并控制住,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抢到那里,侵夺驱驰,他们以此为职业的原因,是天性本来如此。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国家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证明。所以《周书》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评说】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支少数民族,又称“胡人”、“夷狄”。他们性格剽悍,善骑射,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战国末年,匈奴势力渐强,时常南下侵边,掳掠人畜。靠近匈奴的秦燕赵三国皆在北部边境筑起长城以备匈奴。轻视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楚汉相争时期,中原疲于内乱,匈奴冒顿单于得以自强,拥有控弦之士30万,东灭东胡,西灭大月氏,北服丁零,统治着东起朝鲜边境,西跨蒙古高原,向南延伸到河套直至晋北、陕北一带广大地区。西汉初年,匈奴攻打汉北部边鄙。汉高祖亲率大军征讨,结果被围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白登山七昼夜,后靠派人厚赂冒顿单于之妻才得以解围。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执政第六年时,他准备同匈奴决一雌雄,以解决长期困扰汉朝的边患问题。此时刚到长安不久的主父偃给汉武帝上疏陈事,提出治国的九条建议,所言抓住要害,切中时弊,武帝阅后极为欣赏。上午接到奏报下午就召见,赐主父偃为郎中,并随即成为汉武帝身边得宠的随员。其中第八条就是劝汉武帝不要轻开边衅,讨伐匈奴。
    疏奏中以“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为立论基础。先引古代军事家司马穰苴所著兵法《司马法》为证,指出君主要善于制怒,慎于用兵,否则“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继而举史实为例加以证明:一是秦始皇不听李斯之谏,“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结果“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第二件事是汉高祖不听御史成进劝谏,“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亲率大军到平城,结果“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再从匈奴“行盗侵驱”是其“天性”,“难得而制”,以及戍久兵变、“事苦虑易”等方面进一步说明讨伐匈奴非上策。作者经过这样多层次的剖析与论证,将伐匈奴之弊阐释得十分清楚。最后以“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作结,劝汉武帝要深思熟虑,慎伐匈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主父偃的这封谏书,从反对黩武战争、要求与民休息这个角度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并不合乎时宜。因为匈奴连年入侵,所造成的边患必须解决。而赠送女子金帛的和亲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何况到了汉武帝时,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已大大增强,对匈奴的连年不断入侵进行全面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这场战争是必需进行的。驱逐匈奴,解决边患,也是汉武帝一生重要的功绩之一。只是汉武帝在取得胜利后,不思节制,由“必须”变成“嗜好”。由边境保卫战变成“武皇开边意未已”。连年征战的结果造成“边庭流血成海水”,田园荒芜,民穷财尽。汉武帝到了晚年,也颇后悔。将丞相车千秋改名“田千秋”,封为“富民侯”,由一味拓边改为重视农业,强调富民了。
    再者,主父偃的论据其实也经不起多少推敲,他分析的秦亡原因是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结果导致“天下始畔秦也”。这与在他之前的政治家贾谊和在他之后的政治家杜牧都认为是“暴政”。贾谊的结论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杜牧的结论是“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阿房宫赋》)。相比之下,贾谊和杜牧的结论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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