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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学”:目标、问题与方法——兼答陆建华教授

http://www.newdu.com 2018-04-12 国学网 方勇 参加讨论
元赵孟頫《老子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关于“新子学”的讨论已历时五年,学界对“新子学”的概念、范围、方法、理路也已做了多方面的探索。最近读到陆建华教授的《“新子学

    
    元赵孟頫《老子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关于“新子学”的讨论已历时五年,学界对“新子学”的概念、范围、方法、理路也已做了多方面的探索。最近读到陆建华教授的《“新子学”断想》(《光明日报》2018年3月24日11版),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新子学”的基本问题做一次总结。本文有关“新子学”的说明,希望有助于学界深化理解“新子学”。
    
    2012年,“新子学”一经提出,学界即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新子学”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众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精准的探讨,具体成果已经汇编在《“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中。其中曹础基教授所提到的“新之子学”与“新子之学”,是讨论较为热门的话题。那么依照这种分析,“新子学”指的究竟是“新的诸子学”,还是“新诸子之学”?
    “新子学”当然意味着诸子学的新发展,亦即“新的诸子学”,同时也包含“新诸子之学”。二者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相生共促的密切关联。没有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即无所谓“新子学”,诸子学也会失去方向;同样,没有深入的诸子学研究,又何谈新思想体系?故而“新子学”将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和思想研究(义理研究)统一起来,包纳并举。如需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则应当从探索“新子学”学术体系谈起。
    诸子学一语,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轴心时代思想家的思考和活动(包括其后世的脉络);二是后代对此一传统的总结评述;三是名为“诸子学”的现代学术体系。“新子学”的提出,和近代以来建构诸子学的学术体系直接相关。历代学者都有关于诸子(主要是先秦诸子)的研究讨论,而正式建立一种系统的称之为“诸子学”的学术体系,则肇始于近代,是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同步的。晚清以来,有关诸子与诸子学的研究,除去基础性的文献研究之外,一共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以“诸子学”的名目,沿袭传统子学的范畴和问题,梳理建构“诸子学”体系,这是当时“国学”体系的一部分。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论》、陈柱《诸子概论》、蒋伯潜《诸子通考》、李源澄《诸子概论》、胡耐安《先秦诸子学》、孙德谦《诸子通考》等,皆可称为诸子学。只是其中不少著作囿于成说,还缺乏对诸子学体系基本问题的全方位把握,对于如何与现代意识相融通也尚未能正面处理。这些是缺乏现代意涵的“诸子学”。另外一条线索则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的诸子研究,包括中文系的诸子研究、历史系的诸子研究、哲学系的诸子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胡适、冯友兰开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可以称作现代的诸子研究,但其实质并非“诸子学”研究,而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代学者有诸多题名“诸子学”的著作,“诸子哲学”研究也在深入发展,一些研究和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有些仍旧差强人意。“新子学”就是在这两条线索的基础上,探索现代学术体系意义上的诸子学研究。因为继承传统诸子学,故而是“诸子”学;因为要赋予诸子学以现代的学术体系形态,故而是“新”子学。简而言之,“新子学”就是试图摆脱哲学等现代分科体系的窠臼,建立以诸子传统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研究范式的现代学术体系。这是“新子学”的目标。
    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新子学”,包括诸子问题的通盘研究,即诸子学的概念、范围、分派、宗旨等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形态的界定。这些都需要重新规整梳理,并加以学科化。今日学界所接受的诸子学概念,如经子关系、诸子分派、诸家宗旨、诸子来源等,大多沿袭自汉代学者。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新的反省,然后形成一个更为成熟的诸子学研究范式,进而构建起诸子学基本理念下的多方位全面研究。我们预想,大约需要几十年时间,需要几十部甚至更多的著作,才能形成真正完整的研究体系。它不是像哲学、文学那样的学术分科,而是诸如敦煌学、海外中国学那样成熟的学术体系。这一理解,我们在《“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中都有所表述。
    如果像一些学者所言,“新子学”必须要有新的哲学家,“新子之学”才是“新子学”,那么这只是哲学研究一直努力去做而未成之事,又何“新”之有?“新子学”并不以产生哲学家为首要目标,这不是“新子学”的方向。培植适当的土壤,找到最恰当的学术形态,这远比出现个别思想家要来得重要得多。
    进一步而言,关于“新子学”的思考可以归结如下:传统的学术范畴,诸如经学、子学,在当代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是否有一条新的路径,足以突破晚清以来的学术分科体系,真正发掘中国古典传统,建立一种基于传统问题意识与概念的学科体系?因而,所谓“新子学”之“新”,是对学术分科体系的反省,对原有诸子学研究的推进,在学术方向上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回溯。不仅是我们,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者和经学研究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在现有学术分科体系之外,可以形成一个古典研究的学术新生态。“新子学”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尝试。
    
    “新子学”的问题意识就是理解“中国性”。这一点,在《再论“新子学”》中表述为“返归自身”,在《三论“新子学”》中表述为“回归原点”。诸子时代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转型期,上承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文明,下开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诸子所讨论的问题长久地影响了后代历史。“新子学”需要破除历史上的种种偏见,也需要反省现代学术的盲点,其要点就是探索中国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这很可能颠覆我们以往对诸子学、经学以及对先秦时代的一般看法,从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对于“何者为中国”做一个回答。
    回归原点,理解“中国性”,这种问题意识不同于近代以来哲学学科的方向。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多以学习西方为主要倾向,学者通过对西方概念、体系、方法的模仿,完成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形塑。以哲学学科为例,其建立之初,如何建立哲学理论就是其目标,胡适、冯友兰等哲学史家皆以逻辑重构为基本方法。而傅斯年曾提醒过:诸子学不是哲学。古人如司马谈、班固,皆以诸子学为致治之学,梁启超也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当然,如果中国哲学史学科以理论重构为目标,并无不妥。但是对于“新子学”而言,这并非是一条恰当的进路,逻辑问题或者建造理论向来不是诸子最关注的问题。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都对今日可视作“哲学”思考的后墨、名家多有不满。邹衍嘲笑公孙龙,称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名家传统也从此一蹶不振,而这正可以代表诸子时代的基本态度。因此,“新子学”不必如胡适、葛瑞汉等学者那样,以重新发掘诸子时代的逻辑发展为中心,而是应当反过来探索,诸子的态度及其真实意义是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并不是错误,而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文明进路而已,我们要分析这条道路的意义是什么,要以诸子问题意识为中心。李零教授谈道:“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对于何者为古典,诸子之家数,我们略有不同(详参《三论“新子学”》),但在基本方向上我们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诸子时代的学问包括一般所说的诸子学,也包括术数之学及早期经学。术数之学是三代的大传统,在诸子时代处于底层沉积,后来借助阴阳思潮而兴起,蔚为大观。术数之学是当代学界的一个重要推进方向,对于理解诸子学发展非常关键。此外,在诸子时代,早期经学和子学处于“混溶”之中,还无法区分为两大类型。在“新子学”看来,二者都是诸子时代的思想脉络,同源而异流,要统一起来加以理解,而不是如后世董仲舒、刘歆、班固那样强加区别,妄分尊卑。诸子之学,上承三代传统,而给予消化转型,下探秦汉之制,而给予方向指示。诸子时代是极为重要的文明转型期,如何认识这个时期文明意识的发展,是“新子学”的根本任务。
    先秦诸子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认为,周文重建之争,也就是关于转型期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诸子学的问题意识所在。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基本特色。如史华慈教授所观察到的,在几个主要的早期文明中,只有中国具有从以往的文明成果中反省当世的视角,这是轴心时代中国独有的文化取向,值得认真思考。与此相类似的,诸如中国宗教传统的缺失,中国文官制度的早熟,中国家族形态的影响,政教关系的特征,对政治与人性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些都是重要的文明形态问题,最后往往聚焦于最佳治理模式上。比如,家族的意义,这在诸子时代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家族对于政治的利弊影响(家国关系),引发了亲、贤之争。在孔子、孟子那里,仍然坚持维系家族的地位。而在墨子那里则演化为一场抗争风暴,并且对法家有巨大影响,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摆脱家族的负面影响。诸子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系列论战,涉及公私、禅让、官制,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震荡至今。总之,家族问题作为一个恒久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基因,在海外华人社会亦如此。以思想的方式呈现这个问题,最好的领域就在诸子学研究中。与之相类似,如果我们摆脱片段孤立的研究,就可以深入理解早期文明的形态。比如,如果不把握战国后期黄老学、法家的制度化努力,如何理解《周礼》《王制》的制度想象,以及早期帝国体制的形成?如果不把握阴阳思想的发展,怎么理解《吕氏春秋》、伏生《大传》、董仲舒,以及《淮南子》等一系列的思想发展?深入把握先秦时代的文明形态,往往就要承认当时观念与今天流行观念的异质性。在诸子时代,道往往归结为“致治方案”,德则意味着层级性,圣人总包含着精英中心主义倾向,讲内圣外王则往往忽略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先承认这些术语的原有意蕴,而不是粗糙而莽撞地急于批判。以上或许不属于“哲学”问题,但却是诸子学问题,需要认真发掘。
    关于古典中国最真实的问题,需要在其原初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这些问题只有在系统的研究中,才可能被理解,成为我们把握中国文明形态的通道。对中国基本的文明形态做出一个解答,这不就是“新子学”真实的价值吗?这是我们提出“回到先秦去”的理由所在。
    
    “新子学”所讨论的回归中国性,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学术,更不意味着一种自我封闭。“新子学”学者当然要读西方书,要了解西方的问题意识,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理解诸子时代思想的前提,而恰恰是要反省头脑中的这些前提。如果可能,我们正是要以古典中国的语言、思维、判断来洗刷现代头脑中的这些前提。我们在《再论“新子学”》中就提到:“处理好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关系。”现代中国的人文研究,事实上总是在一种广义的比较境遇中,现代的问题与方式也总在场。只不过,对于“新子学”而言,这种境遇与在场不再是无须证明的,也不再是优先的,而是需要说明自身合法性的。因而,所谓理解“中国性”,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找寻古人的“原意”,而是一种归回原点的斗争,一种相互的缠斗。这是一种探索的方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的分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让诸子自身说话,而不是我们替诸子说话。如果遇到了真实的冲突,也不要先否定古人,而是让其各自发言,这才是诸子精神。“新子学”希望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路径。
    2014年我就提出要重视“新子学”研究的综合性,诸子学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现在看来,这些还不够,还需要诸子学自身构成综合性的研究平台。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各子或者各家为对象,像一般的哲学史或者诸子学论著中,都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为章节,逐一加以论说,或仅论说诸子个人,如“先秦七子”一类。当代诸子学研究已经有了诸多积累,各种学派研究、重要子家的研究,成果都非常丰硕,即使诸如《鹖冠子》《文子》《鬻子》等典籍也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诸子学研究需要会通诸子学各家各派,回环往复地阅读研究,以通盘的视野看待诸子思想,这样才可能做到真正的综合。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自身学术结构也需要相应调整、不断更新。学界已有类似的研究,但是所做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就呼吁做好综合性研究,这和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能够强化这一方向,以切实推进诸子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在《再论“新子学”》中,我们提到:“要平心静气面对古人,回到古代复合多元的语境中,把眼光收回到对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所谓平心静气,当然指一种研究态度,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不是心里先存着一个西方范例,然后研究诸子学,而是努力回到“原始语境”,在诸子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运思。诸子的论争焦点为何,诸家的冲突与融合为何,问题意识又是如何演进的,哪些洞见出现了又消失了,哪些则一直保留下来?这就要求我们阅读与思考时足够审慎,也要足够敏锐。在描述诸子思想时,我们希望使用原有的术语,至少对最关键的术语应如此,哪怕要经过现代语言表述,也不要直接借用西方相关术语,关键术语之间互译是最复杂的比较工作。最后,以寻找原问题与原方法作为研究的归终,这就需要一种通贯整体的把握。毕竟诸子学具有自身的脉络,无法借助另外一套体系加以说明。就研究者素养而言,诸子学研究者的文献意识及思想能力是研究的两翼。文献意识是打开原始语境的必要手段,而思想能力的训练是把握问题的关键。在学科化的当代,这也就意味着要有哲学和文献学的训练。同时,也要能够摆脱这些训练带来的弱点,真正转化为处理诸子学问题的能力。
    从提出“新子学”,至今已逾五年。我们在《再论“新子学”》中描述了工作的规划。“新子学”工作包括三个部分:文献,学术史,思想创造。这是逐步深入的研究步骤,也是并进的三个方面。有些学者不太理解文献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认同这种看法。无论哪个时代的文献问题都没有先秦这么突出,中国基本典籍几乎都有非常复杂的文献争议。如何辨别真伪,如何排列次序,如何有效使用,这都需要专门训练。特别是在出土文献频现的当代,没有文献意识,缺乏文献训练,诸子学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子藏》只是我们文献工作的第一步,先秦诸子的真伪与时代辨析还需要不断深化推进。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诸子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一个诸子谱系。而随着当代先秦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对其做出必要的修正。其他如诸子学研究资料整理,也都有待时贤。同时,学术史研究也是“新子学”重点之一。诸子的学派关系,诸子间的相互影响,诸子思潮流变的轨迹,历代的诸子学演变,这些都需要精研深究。我们已经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情况做了系统梳理,这对于把握诸子的演变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是思想研究。当代古典研究最大语境是多元文明,思想研究意味着对有关文明的最一般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古今的语境中加以比勘,从而得出现代的理解。如此则于当代的生活世界有意义,这才是“新子学”研究最后的落脚点。
    当代的古典研究,子学、儒学、经学都呈现生机,而文史哲研究也一直在突破,各种研究处于交错纷争的动态变化中。我在台北“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纵观数千年来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发展,譬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经由独立漂移转而互相碰撞冲击,原先的矛盾只发生于板块内部,新的矛盾则会从板块内部扩张至板块之间,由单一之个体超越至彼此之关联。百年以来,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复如是……‘新子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试图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一再提醒自己,既要观其细,也要观其大,既要通古,也要明今。这是一个艰难又值得付出的事业,唯有黾勉为之而已。感谢持续参与“新子学”讨论的学界朋友,也感谢陆建华教授,让我们有机会整理思路,较为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作者:方勇,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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