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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 作者：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十五日庚申 耶稣2018年7月27日 过去，关于商周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很多学者往往都是将商周放在一起，统而论之。实际上，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政治体制之间虽然有很多的共性，如以祖先崇拜信仰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血缘组织广泛存在，维系权力运行的宗法制度，作为权力、地位象征的礼器，等等，但商周之间的政治体制似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商周之间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差异，王国维早有论及，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1]。  其次，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人的兴起与扩张模式明显不同于周人，“历年来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早商时期二里冈至殷墟一期阶段，是商代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成汤代夏革命的成功，商人的势力高度膨胀，一时与商中心区二里冈商文化面貌相当一致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开来，中原王朝的版图达到空前的扩张”[2]。商文化的独霸地位，消灭与取代其它文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与周文化采取联盟兼容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 周人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是一个处于戎狄之中的蕞尔小邦。周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联合不同的族群、方国，形成联盟力量的过程。从考古学资料也可以看出，周人政治势力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周文化随着自身力量的扩张而不断与其所接触的新人群、新文化融合，并导致其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不同地区的周人文化因素构成或曰人口来源大致为以下几种模式：（1），周人＋殷人；（2），周人＋殷人＋土著人；（3），周人＋土著人。这些模式显示出周人对其它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承认、宽容、吸纳和主动与之融合的态度和政策[3]。 总的感觉，商文化的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 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不断与各种政治势力结盟，正是周人迅速发展壮大，以“小邦周”最终战胜以“大邑商”为核心的商王朝，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周文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成长过程和发展模式决定了周王朝形成的政治体制为分封制，具有分权和权力共享的特点，世家大族和世袭制的诸侯封国、方国、部族的广泛存在使王权受到制约，难以做到专制独裁。 从商周遗址所呈现的特征来看，在商时期遗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遗址，如二里岗、殷墟规模超级巨大，独一无二，王陵、宫殿基址豪华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基本都集中出土于这些大型都城性质遗址中，一般与王及王室、王族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商代其它次级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和不同等级的贵族家族虽也存在，但远不如西周时期那么多，那么明显，呈现出一种长期延续性的存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象征物更不能与王权相比。  迄今为止，在西周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尚未发现与西周王室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迹遗物，即使如周原齐村出土的明确为厉王之器的（害夫）簋，虽然器形巨大，显示了王器所应具有的气势与等级，但由于出土背景复杂，也尚难以得到关于周王的更多认识。西周考古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是各世袭贵族家族的墓地、居址等，如晋侯家族墓地[4]、三门峡市虢国墓地[5]、平顶山市应侯墓地[6]、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7]、河北省邢台市邢国墓地[8]、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9]、西安市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10]、陕西省宝鸡市（弓鱼）国墓地、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倗伯家族墓地[11]、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12]、山西省黎城县黎国墓地[13]、甘肃灵台白草坡潶伯、奚伯家族墓地[14]、陕西省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15]、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村戈族墓地[16]、天津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墓地[17]、山东济阳县刘台子墓地[18]，等等。在周原一带发现有眉县杨家村单氏家族遗址与墓[19]、周原庄白史微家族窖藏[20]、岐山周公庙、孔头沟等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聚落遗址与墓地[21]，等等。 作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西周都城遗址——周原、丰镐与成周，我们所看到的基本是不同的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来的遗存，其中，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的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不同的高等级贵族家族有关，曾有学者根据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特点，结合不同地点、不同家族青铜器的出土情况，提出不同地点的大型建筑可能分属不同姓氏贵族家族的观点，很有道理[22]。同样，洛阳成周遗址考古迄今所见也是不同的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家族墓地，与王密切的文化遗存难见。 从都城以及各类不同等级聚落特征的差异来看，商文化政治体制显示出明显的征服与控制特征，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色彩浓厚，似乎缺乏权力分享与制约，世袭大贵族家族势力不彰，社会中间阶层不突出，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于商王家族及其所在的都城——大邑商，神秘淫祀泛滥，大量以人为牺牲或殉葬显示出强烈的人身控制和缺乏人权观念，重神轻人。 西周聚落遗址特征则显示出西周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商代，社会分层有序，分权明显，世袭的大贵族家族经济、政治力量雄厚，势力强大且广泛存在，王权似乎受到制约，财富和权力集中于王室的现象不明显，王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特征不彰。 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争论不已的“秦制”与“周制”[23]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还不到位，与西周王室有关的重要遗存还没有发现。虽然这种可能性存在，也是西周考古今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但从夏商周三代考古的总体发现成果来看，仍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时期，王权表现不突出，而享受世卿世禄的贵族家族和封国诸侯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势力强大，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显示出西周社会权力与财富共治、分享的特征。关于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学术界有热烈的讨论，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 1、盟主、共主与城市、城邦林立的国家政体说，包括城市国家说、城邦国家说、方国联盟说、宗族城邦说等[24]； 2、共主诸侯等级制与中央邦统治万（庶）邦的格局说[25]； 3、实行分封制政治统治，没有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关系说； 4、君臣关系与中央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格局说[26]； 5、君主专制与中央对地方集权的政治格局说[27]，或带有贵族共和色彩的贵族专制政体说[28]； 6、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说[29]，等等。 除了少数学者提出的君主专制与中央对地方集权的政治格局说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具有共主制特点，实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世卿世禄制等。周王实际是天下盟主、共主。田昌五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不是一般的城市国家，而是宗族的城市国家。中国古代的城邦不是象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而是一种宗族城邦。每个国家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由于国家和宗族组织合而为一，因而是一种宗族城市政治国家。其国体曰族邦，其政体是贵族式的，而国家的隆衰兴替，人君的废立，贵族的存亡，则取决于国人的态度[30]。 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现象和通过对文献记载的研究而得出的周代政治体制的主流认识之间多有契合之处——明显的分权现象、王权受到制约和贵族世家大族共享权力等。我们认为，这些不仅是西周分封制的社会基础，也是东周时期周王王权衰落，诸侯并争，诸雄争霸的历史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张忠培：《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2005年。 [3]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4]a.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b.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d.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e.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5]a.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c.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 [6]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7]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b.《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c.《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8]a.任亚珊、郭瑞海、李恩玮：《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周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b.《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103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9]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13]国家文物局：《2009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1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编著：《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年。 [17]a.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b.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18]a.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b.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19]a.李长庆等：《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眉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b.史言：《眉县杨家村大鼎》，《文物》1972年第9期；c.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2期；d.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20]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21]种建荣、张敏、雷兴山：《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文博》2007年第5期。 [22]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 [23]秦晖：《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 [24]a.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b.日知：《从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c.张凤喈：《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d.杜正胜：《关于周代国家形态的蠡测－“封建城邦”说刍议》，《史语所集刊》第58本第3册。 [25]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206-219、321-32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2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第十卷，第467页，中华书局，1994年。 [27]赵锡元：《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的形成问题》，《殷都学刊》1984年第2、3期。 [28]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29]李峰：《西周的政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30]田昌五：《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载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第385—415页，齐鲁书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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