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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作为一种流行范围广、传染性强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由于疫病的杀伤性极强，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破坏性极大，往往让人谈之色变。但是，在数千年与各种疫病的抗争过程中，人们也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总结出了防范疫病的各种方法，包括隔离病患、使用药物等，在现代医学和疫苗出现之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那些可怕的疫灾 在我国，关于疫病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据《小屯殷虚文字乙编》记载，巫师卜问商朝大王是否染上传染病，又卜问疫病是否会蔓延流传。《诗经·小雅·节南山》也提到，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也有解释：“疫,民皆疾也。”也就是好多人都会得的病。 据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通常，学术界认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疫情，一次发生在东汉末年，一次发生在明朝末年。 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数量发生了“断崖式”骤减，究其原因，战争的影响只是一方面，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瘟疫。当时，那场瘟疫蔓延至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北方基本上都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 有关史料记录，当时的疫病的主要表现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流传，具有强烈的感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有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临恐怖的瘟疫，人们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候死亡。曹植的《说疫气》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关于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有记载说是5000万，也有说是2000万，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上千万。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人因瘟疫在同一年去世，那就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对此，曹丕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另一场可怕的大规模瘟疫就是明代鼠疫。明代中期以后，曾进入一个空前少雨的阶段，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暴发。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运送棺材出城的队伍把城门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古代对疫病认识的发展 在古代，人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对疫病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疫病被统称为“伤寒”，这个概念，包括了现如今的伤寒以及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多种病症。 对于疫情的起源，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大约从宋朝起，始提出病气说，认为是病气导致疾疫的发生。 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病气说，他认为，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疠气所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岁运有关。一旦被疫疠之气侵犯，不管男女老少都会生病。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疫病来源于动物，这种观点显然更加接近现代科学。比如东汉末期大瘟疫的原因，目前有鼠疫、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流感等多种说法，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消失的古代传染病。但从多数病死者的症状来看，这是一种由哺乳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以突发高热和剧烈呼吸道症状为主要特征，并出现血斑瘀块的传染病。而明末的那场大灾难，很明确就是鼠疫。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入人体所致。美国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就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而中国的农耕社会持续了数千年，在驯化和饲养各种动物的过程中接触到细菌和病毒，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疫病不只是自然现象，它与政治、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行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杜家骥认为，以清朝初年为例，流行痘疫的每年冬春二季，未出过天花的太宗、顺治二帝，均不得不前往行宫躲避，某些官员也因此而不能入署办公。而相应的军事活动，也要把天花之流行、官兵之出痘与否作为重要考虑因素。除此以外，每年少数民族首领朝见的“年班”和“围班”，也常因天花传染的因素而推迟甚至中止。天花肆虐的顺治八年十二月，皇帝还专门颁布诏谕，规定这期间一切冤假错案交还刑部重审，严禁民众上门“告御状”。甚至在顺治感染天花驾崩之后，康熙皇帝之所以能从一众幼子之中脱颖而出，承继大统，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源于他曾经出过天花并痊愈。 天花虽然凶猛，但是中国古人已经发现了防治天花的方法，清代朱纯嘏著有《痘疹定论》一书，书中记载，早在宋真宗时期，就已经有“王速种痘”的探索。这比欧洲的牛痘接种早了一千多年。 中医药的积极探索 1796年，英国人简纳（E.Jenner）在人痘接种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术，标志着历史上第一剂疫苗的发明。而在疫苗问世之前，在我国漫长的抗疫历史上，中医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巡诊制度。《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发轫。《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医药。” 而东汉末年的大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造就了一代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是现代中医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在海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在吸收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比如，达原饮一方以治疗瘟疫，可以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三消饮为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以治疗瘟疫之邪出入表里，表证、里证、半表半里之证兼见者；白虎汤辛凉解散；瓜蒂散涌吐疫邪。 有效隔离切断传染源 鉴于疾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除了傩戏驱鬼等唯心层面的迷信手段之外，也不乏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于控制疫病的蔓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隔离，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东汉以后，就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汉书·平帝纪》中提到，“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 到了晋朝，隔离已发展成为制度。据《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而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官办养病机构。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汴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 此后不久，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防治疫情的一大关键。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阔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萧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日：‘沟恤不通，气郁不泄，疫病所由生也。’鱼命疏浚，民得爽恺以居。” 另外，瘟疫之后，大量的人和动物死亡，尸体就成了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因此，处理尸体成为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郧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在尸体处理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 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