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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对罗宗强先生的点滴回忆

http://www.newdu.com 2020-07-03 国学网 张伯伟 参加讨论

    勋初师打电话来,告诉我罗宗强先生于4月29日日去世。我不用微信,消息自然迟滞些。曹虹有微信,但不一定及时看。我的第一反应是:人生怎么有这么多遗憾。说起来难以相信,我直到现在也没去过天津。从前年开始,我就一直盘算找个时间去,目的还就是单纯看望宗强先生。记得有次见到陈洪兄,我向他表达过此意,并且询问了宗强先生的身体状况,得到的回答是还不错。陈洪兄还说欢迎我去,到时找人陪我喝酒云云。阴错阳差,终未成行。去年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孙卫国教授约我下半年去开会,我便答应了,当时就想正好可以借机去看望宗强先生。谁知事与愿违,六月我自己病了,住院手术,出院后遵医嘱深居简出,至少休养半年,也就未能北上与会。到了今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新冠病毒,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灾难,不封城也要居家。没想到就在国内疫情稍缓的此时,宗强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我的一点小小愿望也永无实现之可能,所以很自然地感叹:人生怎么有这么多遗憾。
    我最早记住宗强先生的名字,是在《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1980)上读到的文章《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其写作要更早一些。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学术范式大多还停留在过去机械僵化的套路,而此文探讨中国古代的风格论,不仅将理论阐发和作品分析相结合,而且将文学评论与人物赏鉴、书画品评相结合。这样的研究路数,与我当时自己误打误撞的学术取向相当合辙,所以不但从中受到很多教益,也增强了对自己的学术信心。在1981年提交的本科毕业论文《意象批评论——从钟嵘〈诗品〉谈起》中,还引用了宗强先生的这篇文章(此文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尽管我未能有“亲承音旨”的缘份,但还是蒙受了宗强先生的学恩。
    冥冥之中的学术缘份,还有一事可述。1991年,宗强先生出版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我自然也购置阅读。当时学术界不仅对于“心态”的研究很少,甚至“心态”一词还让人感到陌生。而我恰好在1982年初与曹虹合撰了《李义山诗的心态》,并在同年五月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期间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报告(正式刊载于《唐代文学论丛》第六辑,1985年),但“心态”研究无论在当时还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寂寥的。所以读到宗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该书的“后记”中,他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表达其“素心”的话:“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而我在1991年的《禅与诗学·后记》中,也幸福地写到与曹虹“共同度过了无数个青灯摊卷的苦读之夜”,“快乐”和“苦读”正可形成一种呼应和互文。虽然有年辈的差别,但在学术上却有着相近的“甘”与“苦”的体验,让我感到跳动在宗强先生胸中的是一颗“年轻的心”。同样要说的是,我从宗强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受到了很多教益,也又一次增强了对自己的学术信心。这些教益和信心都是其论著给予我的,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数十年来,我能够在学术探索的小径上孤怀独往,在质疑和嘘声中勇敢前行,支撑着我的精神的,就有来自于宗强先生论著的这份力量。
    与宗强先生有稍多的接触,是在2000年9月的日本京都。我那时在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宗强先生则是应大谷大学之请作短期讲学,在京都逗留数日。检查当时的日记,实录如下。9月15日:“晚饭前钱鸥来电话,罗先生在她处,邀我前去会面。她开车来接,正逢大雨。其女儿看到我颇亲切。饭后钱鸥开车送罗先生夫妇,再送我。罗先生约过两天晚去他家。”9月18日:“去罗先生处。罗大叹其校内有小人,此次竟做手脚,使其签证为旅游签证……。几经周折,明天拟去入境管理局改换签证。”9月20日:“下午听罗先生演讲。……晚上与罗先生电话,他说自己下午心不在焉,因为中午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极为气愤。”宗强先生是很纯粹的读书人,面对阴谋诡计,通常无法可施。但天佑善人,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些麻烦。那年岁末,我完成了一篇《评点四论》,寄给《中国学术》。不久,主编转来了外审意见,称此文是“迄今为止研究评点最为深入之作”。后来遇到主编,他告诉我审稿者就是宗强先生,不禁在心头浮起一些知遇之感。
    2009年7月12日,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学术研讨暨罗宗强先生80寿辰纪念会”,我和曹虹应邀参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宗强先生。我知道此前宗强先生患“肌无力”病,此乃顽症,很难痊愈。还是天佑善人,且有贤弟子尽心照顾,感动上苍,这时他已完全恢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平日很少外出开会,在学术共同体中,我努力以边缘自处,以期保持清晰的头脑。那个会议的规模不小,很多人我不认识,少数旧相识也因多年未见而不认得我。但我高兴地看到这么多优秀学者同聚一堂,“以介眉寿”。尤其是罗门弟子,如我较为熟稔的卢盛江、张毅、左东岭诸兄,在学术上都各有优异的表现,并且培养出新一代弟子,也正茁壮成长。我当时想,“晚有弟子传芬芳”,宗强先生看到此情此景,应该特别地满足吧。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宗强先生,当然还有学术上的往来,也只限于互赠著书。这都是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热衷与人交往,虽然见到朋友也很愉快,高谈阔论起来有时也手舞足蹈。年龄越大,意态也越是“老懒”,尽管远没到“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借用袁昂语)的程度。抽屉里正好存着两封宗强先生的书信,一色娟秀的毛笔字,使见字思人之情油然而生。一封写于2012年3月9日,应该是收到了我寄奉的拙著《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其中有调侃语云:“海内此一领域之研究,先生独占一席,天津话所言‘大拿’是也。”可以想见他的谐谑。另外一封写于2014年11月16日,那是收到了我的《读南大中文系的人》一书,内容稍有点沉重,笔调则故作轻松:“蒙赠大著《读南大中文系的人》,读罢别有会心。弟前不久住院手术,因填入院家庭地址为南开,为我开刀的主任问我哪个系,弟回答中文,弟见其表情,真是微妙极了,似谓中国人还要学中文?工作于中文系,法定为浅薄之徒也。自我作乐,浅薄归浅薄,弟正以浅薄为乐也。”其实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人文学仍然是一种更优越、更高级的知识形式,中国传统就更不必说了。科学至上是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所以有“两种文化”之战。科学至上强化了人类的傲慢,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病毒就是对这种傲慢的反抗或反扑。至少到目前为止,有效的防控主要还不是依赖于科学,而是社会的组织力。所以,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正任重而道远。前些时候,我自觉在学术上的一个南宗画意义上的“圆”即将画成,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我相信以宗强先生的“雅人深致”,对此必有独特的会心。我多想再有机会请益,那样的谈话,或许可臻“不信人间有古今”之境吧。无奈的是,人生就是有这么多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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