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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1-03-16 国学网 董丛林 参加讨论

    晚清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势和社会条件较之前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此期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的状况如何?回答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宏观的比较视野之下。因此,本文首先从清前期相关情况说起,然后再重点论述晚清时期的变化。
    清前期直隶经济的基本样态
    清前期的直隶经济,与当时全国一样,也是自然经济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与该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密切关联,其经济地理方面的表现呈多样化状态,譬如农、林、牧、渔、商、工在不同地方所占比重或存在颇大差异,但就全局而言,居主体地位、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还是小农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几乎可以说是“千年一贯制”,有变化也主要是局限于自身内部的量变,这在清前期的直隶表现亦颇典型。如生产工具的改进,像一些著述中举及的“双牛辕犁”等的使用,显然只是加大畜力牵引和改良工具结构;粮食品种的推广(如玉米)和新品种的引入(如红薯),虽有助于粮类品种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但不具有冲击自然经济的意义。棉业与市场关联比较密切,植棉在当时的直隶特别是其平原地区已较为普遍,也为官方所重视。乾隆年间曾任近二十年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于此即颇有督导实绩。他还以工笔绘就《棉花图》十六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进呈后,乾隆帝为其每幅图画题诗,并允方氏的相应诗作附于“御诗”之后,留下了反映当时棉业情况的宝贵资料。不过,对其市场范围和总体贸易量也不可估计过高。方观承在《恭进棉花图册折》中说,植棉“先之以耰锄袯襫,春种夏耘;继之以纺绩组纴,晨机夜杼。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劬”,所揭示的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才更能符合主流实际。
    从清前期直隶经济的总体情况看,即使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也远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联系颇为有限,基本还是在传统之辙上缓步前行。
    天津开埠的节点意义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北方地区开设三口(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直隶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处中间,居于渤海内缘,近为京师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又具有口岸拓展的优势条件,所以发展尤为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大埠。有资料显示,在开埠之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类棉布的输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转口而来的)就达150多万匹。并且,以天津为中心,三口相关地带合成“北洋”区域,其洋务专设“三口通商大臣”统管,官署设在天津。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由前“三口通商大臣”改),且由此形成“两职一体”的定例,不但扩大和增加了直隶总督职权,而且也给其经济运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如果说,晚清直隶总督之中,在天津开埠前二十年间尚未见有典型的经济能员,那么,到天津开埠特别是“两职一体”之后,便出现了这方面的官员。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客观情势、职任条件、个人能力统一的结果。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
    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同治初年短时兼署过直隶总督)任间,在处理口岸贸易政务的同时,也有其他作为,譬如在天津筹设“军火机器局”(后称“天津机器局”)。及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手该局并着力改进和发展,使之成为北方最大而典型的官办军工厂。李鸿章在光绪初年主持筹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在招商集股、雇佣工人、生产模式、运输营销和经营管理等环节上,均颇为凸显“新型”因素,并且发挥了明显的示范辐射、连带衍生效应。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出该局“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直境开办矿务折》)。在李鸿章任间,辖区还发生了天津电报总局的设立、新型邮政业的开启等诸多事件。李鸿章以洋务领袖的地位坐镇直隶和北洋,亦多涉外省区洋务局厂的领办,与他在职辖区形成互为配合之势。
    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正值清末新政开办期间。他对经济也较为重视,特别是善用行家里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业在辖区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层级性、系统性经济组织的设立。如直隶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工艺一),在其带动之下,诸多县份的工艺局(厂、场、所)也纷纷设立。
    至于传统农业,晚清时期在直隶(乃至全国)经济中固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沿袭旧态,其“趋新”走势愈发明显。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为其要端之一。这固然基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当政者顺势开发市场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至于在农业技术层面的科学倡导,更加依赖人为作用。譬如官设农事试验场,进行粮、棉、桑、蔬等优良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种植、管理新法上的实验和推广等。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则有的放矢地设立农业学堂。这些都在清末直隶所办“新政”之列。
    由上述内容,可略见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若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对我们审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问题亦能有所启发。
    (作者:董丛林,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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