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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祭统》有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与社会人心密切相关，具有“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的功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而，古人将之与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相提并论，言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文庙祭祀继承了学校释奠尊师重道、传承文明的传统，同时经过后世儒家的意义转化，它也成为传统社会中道德信仰的表征。也就是说，文庙之中主祭孔子并以历代儒家圣贤从祀关乎社会道德信仰，其根本用意在于表达对孔子及其所创立价值观的礼敬与尊崇。前辈学者的文庙祭祀研究多以政治、文化为切入点，尚少有学者从道德信仰的角度来探讨文庙祭祀的作用。故笔者不惴浅陋，试图从文庙祭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其对社会道德信仰建构的意义，不正之处，尚祈指教。 一、 孔子之先的学校释奠 祭祀孔子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其祭祀仪程虽属后创，但礼之依据却渊源有自，可以追溯至古时的学校释奠。释奠，又称“舍奠”，是通过设置酒食以奠祭的仪式。古人重视知识传授与经验传承，对于前代圣哲及德行高尚的人有着特殊的尊重，而这种尊崇之义、报功之情正是通过在学校中举行“释奠”祭祀的方式来实现的。 （一）学校释奠有“常时”与“非时”之别 《礼记正义》曾言及学校释奠：“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于学，六也。”然而此种概括并不全面，仅就学校释奠来说，共有七种形式，分别是四时释奠、始立学释奠、师还释奠以及天子视学释奠。 四时释奠、始立学释奠的记载同见于《礼记·文王世子》篇：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春、夏、秋、冬四季，学官都要在学校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礼，以表达对先师的敬仰，称为“四时释奠”。学校始立之时，也会同时祭祀先圣和先师。 天子率军出征前和胜利回师之时也会在学校行释奠礼，《王制》曰： 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学校与战争的关联典籍中多有记载，《诗经·鲁颂·泮水》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按：“泮”即指古代诸侯国设立的学校。《孔丛子·问军礼》亦曰：“舍奠于帝学以受成……舍奠于帝学以讯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备乐。”出征前，定兵谋于学；出征归来，则需要向先师献俘，以报告成功。 军旅征伐与祭祀先师看似毫不相关，实则有着深刻的关联。一方面，古人认为，学校乃人才之所出，资之于学然后行，必有功于征伐，有功则不可以不报。另一方面，释奠礼也是彰显帝王文治武功的绝佳时机，宋人司马光说：“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而后勇也。”明人李之藻也认为：“武事之不忘告也，而况文德乎哉。” 清人温达更是直言：“受成献馘一归于学，此文武之盛制也”。 此外，天子视学时也会举行释奠礼，亦见于《文王世子》：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 天子来到学校，首先命令学官各行其职，按照常礼祭祀先圣、先师。学官们祭祀完毕，开始行养老之礼。这时天子会来到东序，以祭奠先老。天子视学之时，同样会举行释奠礼，这正是《礼记正义》所言及的六种学校释奠中未曾提及的。 虽然释奠礼仪也会出现在学校以外的祭祀活动中，如《周礼·春官宗伯·大祝》曰：“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据贾公彦《疏》，此时释奠礼用于宗庙。《周礼·春官宗伯·甸祝》又曰：“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祭祀山川、先祖亦会有释奠礼。但需要指出的是，“释奠”对于学校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在学校中祭祀先圣、先师只能采用释奠之礼，而山川庙社之中尚有封禅、禘礼、飨礼等仪式，故马端临言山川庙社之祭不止于释奠，而学校祭祀仅释奠而已。 学校是举行释奠礼的主要场所，概言之，可有“常时释奠”与“非时释奠”之别。所谓“常时释奠”，指春、夏、秋、冬四时所举行的释奠。郑玄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也”。所谓“非时释奠”，指的是没有固定时间的释奠仪式，“始立学释奠”“天子视学释奠”“出征返释奠于学”以及在山川、庙社中的释奠就同属于这一类型。 （二）学校释奠祭祀“先圣”“先师” 依文献所记，学校释奠以“先圣”“先师”或“先老”为祭祀对象，根据不同的释奠类型，或需要同时祭祀先圣、先师，或只需祭祀先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注“先圣”为“周公若孔子”。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曰：“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其疏解以“立学”与“常奠”对言，立学为重而常奠为轻，故立学时必释奠先圣先师，“常时释奠”时则仅祭祀先师。陈澔注亦云：“立学事重，故释奠于先圣先师。四时之教，常事耳，故惟释奠于先师，而不及先圣也。” 学校释奠之“先圣”“先师”具体何指，典籍中或不提及，或有违事实。郑玄释“先师”言：“周礼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之也。”黄进兴认为，郑玄显然是受到所处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以“偏善一经”的经师解“先师”之意。李纪祥则更进一步指出：“郑玄又以汉时经师作经文‘先师’之模拟，则或恐与事实有违，盖平民于周代立制必不能为天子兴学之‘先师’，凡得列为周室学官执‘释奠’‘释菜’礼中之‘先师’者，即令不与天子同宗，亦必为百官贵族也。” 如前所述，前人对“先圣”“先师”的注释与疏解，显然受到自身所处社会学术思潮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实际上，以“先某”作为祭祀对象，在传统祭祀中并非特例，除“先圣”“先师”外，还有先农、先蚕、先火、先炊、先医、先卜等见诸典籍。这类祭祀对象都是为后人带来无限福祉的文明先驱，是某一技能或领域的创始者。只是由于时间久远，他们的姓名已不可考证，因而祭祀时只能用“先农”“先蚕”“先医”等来代替。学校释奠中所祭祀“先圣”“先师”“先老”即属此类，“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可见，学校释奠所要表达的正是对古老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 （三）学校释奠仪程 考诸经文，有关于学校释奠仪程的记载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从后儒对经文的注疏中去找寻某个程序的细节。 依据郑玄的解释，学校释奠仪程并不复杂，他认为：“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孔颖达疏：“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释奠只是把祭品摆放在神主之前，礼毕，致祭者之间不需要互相敬酒，而且没有迎尸以后的环节。“迎尸”是我国古代祭祀时的一个重要仪式，指以活人代死者接受祭奠。至于学校释奠时为何不用“尸”，孔颖达解释说：“所以无尸者，以其主于行礼，非报功也。”学校释奠主要在于行礼，因此无迎尸之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云：“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其后，明人李之藻《泮宫礼乐疏》又谓：“释奠有牲币，有合乐，有献”。牲币、合乐、献（酬）乃是释奠的应有环节。但是否均为学校释奠所必有程序，则应分别进行考释。 学校释奠中有币帛，这主要是指始立学释奠而言。《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与其他学校四时之释奠相较，“始立学”显然是较为隆重的，贵族子弟入学的始年，举行“始立学”之礼，不但要“释奠”“先师”，对于“先圣”也要一并举行。不仅如此，始立学释奠还需要使用币帛，陈澔注云：“行事谓行释奠之事必以币，必奠币为礼也。始立学而行释奠之礼，则用币。四时常奠不用币也。”可见，用“币”与否，成为学校释奠礼轻与礼重之差异的重要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马端临与李之藻所言“牲币”，主要见之于山川庙社之释奠而非学校释奠。《周礼·春官宗伯·大祝》所载“反行舍奠”是一种祭宗庙告祖先的仪式，属于告祭的范畴。而《礼记·曾子问》曰： 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遍，过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币，返亦如之。 因而，学校之释奠始立学方有币帛，而山川庙社之释奠皆有牲币。 学校释奠中有“合”，即“合乐”。《礼记·文王世子》曰：“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郑玄注曰：“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也。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也。”他认为“必有合”是指与邻国合祭，而“国故”则是指一国故有之文明先驱，有如夔、伯夷之于尧舜时代，周公之于周代，孔子之于鲁国等。这种理解可能并不准确，刘清之以为此处之“合”系指“合乐”。他说：“合谓合乐也。春释菜合舞，秋颁学合声，释奠则并合之，以侑神也。”陈澔也以“合”系指经文后所云之“大合乐”，而郑玄“旧说”则“未知是否”。陈氏云：“凡行释奠之礼，必有合乐之事。若国有凶丧之故，则虽释奠，不合乐也。常事合乐，不行养老之礼；惟大合乐之时，人君视学，必养老也。旧说：合者，谓若本国无先圣先师，则合祭邻国之先圣先师。本国故有先圣先师，如鲁有孔颜之类，则不合祭邻国之先圣先师也。未知是否。”细较之，陈氏较能扣紧经文为释，于义为长。至于“国故”，陈祥道认为：“国有故则否，与《曲礼》曰：‘岁凶，祭祀不县’同意。”朱熹也认同这种看法，他说：“国故当为丧纪凶札之类。”因此可知，学校释奠必会演奏合乐，但国家遭遇变故除外。 马端临与李之藻所言“释奠有献（酬）”者，乃指“聘宾释奠”并非指学校释奠。根据《仪礼·聘礼》，诸侯间相聘问，国君派遣卿大夫为使者，出聘前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礼仪活动。使者将出聘之前会“释币于祢”，而后“释币于行”；归，则亦“释币于门”，最后“释奠于祢”。使者返国，于祢庙之中行释奠礼，此时会有“献（酬）”的仪程。根据郑玄所注，此时初献由主人即出使者以酌进献，室老亚献、士三献。“献（酬）”虽未明确于学校释奠中施行，但其三次进献的程序与后世文庙祭祀之“三献礼”有显著关联，故可将其视为后世礼制之依据。至于马、李二氏所言存在“献酬”与“献”之区别，李纪祥则认为李之藻所云之“献”似较马端临所云“献酬”为更准确。他提出，“献”“酬”义不同也，“献”指行“释奠”祭于祢庙，以酒进奠之礼；而“酬”则谓礼成后酬宾之事。故言释奠，当以李氏所言“有献”为确，盖“有献”即是“三献”之“献”。 综上所述，学校祭祀是施行释奠之仪节的主要场所，有“常时”与“非时”之别。同时，祭祀对象会有所不同，如四时常祭仅祭祀“先师”，而“始立学”释奠则同时祭祀“先圣”与“先师”。至于“先圣”“先师”具体何指似难以明确，但以“先”字为名则显然蕴含有文明传承的意味。就仪程而言，学校释奠主要是供献币帛等祭品向先圣先师表达敬意，同时配以乐。总之，学校释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血缘祭祀，其体现的是尊师重道、传承文明的传统。 二 、孔子之后的文庙祭祀 孔子之前的学校释奠固然与祭祀孔子毫无关联，但从根本上讲，学校释奠是一种与“学”和“教”有关的活动，体现着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敬意。在保持学校释奠原有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后世儒家通过提升仪制、增删仪程等方式，将学校释奠转化为祭祀孔子及儒家圣贤的文庙祭祀。 （一）主祭孔子 学校释奠祭祀“先圣”“先师”，其主祭对象因时而异。文庙祭祀主祭孔子，然而这一过程也相当漫长。 孔子去世后，民间就开始了自发的祭祀。孔子弟子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且“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帝王亲祀孔子则肇始于汉初，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祭孔子，首开先河。后光武帝刘秀营造太学且亲自临幸，然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所祭祀之先圣先师为何人。汉明帝永平年间，修明养老习射之礼，郡县道学校皆祭祀周公孔子，于是孔子始祀于庠序之间。汉灵帝建宁二年（170年），鲁相史晨上书请求祭祀孔子应“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灵帝下诏准许。此时祭祀孔子已经享受和社稷同样的规格，不过此举似乎应该仅限于阙里孔子庙。可见，秦汉时期民间性质和官方性质的祭孔都已出现，学校祭祀的对象依然是周公和孔子两人，专属孔子的祭祀还仅限于阙里，故此时孔子的地位只能说是尊而不贵，恰如梅福所言：“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校祭祀更加兴盛。一方面，帝王或太子每通一部儒家经典，必释奠于辟雍，并且这种“通经释奠”的形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在举行祭祀的过程中开始使用乐舞，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元），皇太子释奠于太学，乐用登歌；永明三年（485年），朝廷商议释奠释菜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学校祭祀的乐舞、祭器和祭品。 周公、孔子共享释奠礼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但孔子取代周公独享学校祭祀则成为发展趋势，然而这一过程却十分复杂。魏晋南北朝时，学校祭祀虽仍以周公、孔子为主祭，但周公地位逐渐淡化。东晋成帝时，时人范坚与冯怀书问对答，其中就谈到“汉氏以来，释奠先师惟仲尼，不及公旦”。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七年（624年），高祖亲临国子学祭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此举引发儒者的不满。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采纳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的建言，“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到了高宗永徽年间，又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则降为“先师”，以配享周公。不过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太尉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等领衔上疏，祈求“改令从诏”，恢复贞观旧制，“进”孔子而“出”周公。在他们看来，周公践极摄政，辅佐成王，功比帝王，因此周公应纳入治统祭祀，以配享成王。他们的主张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最终孔子复升“先圣”，而周公则配享武王。至此，文庙祭祀制度基本定型，孔子稳居享主之首，明列国家祀典，再未动摇。 （二）以文庙为祭祀场所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历朝历代不断修建文庙，正是为了彰显崇儒尊道的国策。在这一过程中，文庙由单纯祭拜孔子的“家庙”转而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文庙”。文庙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性建筑的功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文庙源于阙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汉代二百余年不绝。”其规模，仅是“茔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这是一种家庙建筑与祭孔建筑合为一体的场所。东汉桓帝时，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享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守庙官的确立，表明阙里孔子庙的管理由孔子后裔的家族行为改变为国家行为。 孔子庙与学校的结合，推动了其“走出”阙里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京师及地方官学中开始建立孔庙。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上书建议修建学校，“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这是建在首都国学的第一所孔庙，为孔庙与学校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因此，国家规定地方官学建造孔庙最晚不会迟于北齐时期。 直到唐朝，这种庙学布局才最终确立。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庙于国学，四时祠。”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又诏“州、县学皆作孔庙。”这种“庙中有学、学中设庙、庙学合一”形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孔庙的建设。从此，“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师之庙矣。”“庙学合一”的形制使得文庙的数量大为增加，到清代时，中国有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乡学等各级学校孔子庙1740多所。孔庙由阙里而遍布华夏大地，县及县级以上城市皆有孔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标配”。 （三）建立文庙从祀制度 文庙中除主祭孔子外，还会附祭历代官方认可的儒家圣贤，诸如颜回、曾参、朱熹等均享受此殊荣。此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世儒家的大力推动。 在传统礼制中，有祭祀必定有配享，如祭天要主日配月，祭社以句龙配，祭稷则以周弃配。文庙从祀制度无疑会受此影响，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东巡过鲁，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这是孔门弟子从祀文庙的滥觞。三国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曹芳通习儒家经典后派遣太常于辟雍祭祀孔子，同时以颜渊配享。晋宋时期，国学释奠基本沿用此形制，以颜渊配享孔子。文庙从祀制度自东汉以来渐次形成，基本上形成了以颜回为代表的仲尼七十二弟子从祀体系，奠定了文庙从祀制度的初步基础。 唐代是文庙从祀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孔子独居学校祭祀，从祀人物的选取标准也得到进一步完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以左丘明、公羊高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文庙，但孔门弟子除颜回、子夏外，全都不在从祀之列。这种局面在唐开元八年（720年）得到改观，玄宗李隆基命以“圣门四科”的颜回、子夏等十名弟子从祀文庙，并图画孔门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之上。这为今后的文庙从祀制度树立了典范，孔门弟子及儒家圣贤同时从祀文庙成为定制。 文庙从祀诸儒虽入祀原因各异，但无一不是“文章”“道德”俱佳的楷模，儒家思想的精义正是通过他们得以传承和深化。于是，在文庙中出现了以孔子为中心，从祀贤儒相环绕的教化体系，有效促成了儒生“成圣希贤”的归属感。因此，文庙从祀对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故明人瞿九思曾言：“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四）完善祭祀仪制与仪程 文庙祭祀时配有乐舞和歌章。文庙祀典的专用乐歌出现于隋朝，称为《諴夏》，取“至諴感神”之意，是在古代郊祀乐《五夏》及周代“文武”二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此后，历代都会为文庙祭祀制定专门的音乐。各朝乐章名称虽不同，但均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如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用“安”、明用“和”、清用“平”。历代文庙祭祀乐歌曲调旋律变化不大，歌诗内容也以赞颂孔子功德为主，基本保持了六代之乐中《韶》《武》二乐的基调。 文庙祭祀中，与音乐、歌声相伴的是祭祀舞蹈。国学释奠用舞始于东汉，《后汉书·儒林传》中记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但舞蹈的形式和等级并没有明确记载。宋元嘉年间，“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到南齐永明三年（485），朝廷决定文庙祭祀采用“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应当说，南北朝时期是文庙祀典采用六佾舞的开端，也是历史上孔子庙堂使用歌、舞、乐三位一体形式之始。 相比于学校释奠，后世文庙祭祀程序更为完备。文庙祭祀仪程以“三献礼”为中心环节。所谓“三献”，是指祭祀时献酒三次，包括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最迟到北齐时，祭祀孔子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形式。“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坐。” 唐代时则专门制定了以此为核心的祭祀仪程，同时用于“皇太子释奠孔宣父”和“国子释奠孔宣父”。随后历代文庙祭祀仪程虽仍有不少改进，但均以此为底本。 概言之，孔子后，人们对其祭祀一直未曾中断，由自发转向自觉。所谓“自发”，是指孔子祭祀尚仅限于阙里一地，多为周边民众的自发行为，至太史公游历曲阜之时，此情此景尚在。所谓“自觉”，乃是指孔子成为文化正统性象征后，孔子祭祀已非孔氏一家之祭祖行为，而成为国家祀典的组成部分。国家祀典层面的文庙祭祀显然与前述学校释奠有着密切关联，尊师重道、传承文明的精神实质一脉相延。可以说，文庙祭祀的产生进一步凸显了人文色彩，不仅具有宣扬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功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中国的信仰建构。 三、文庙祭祀对传统社会道德信仰建构的作用 文庙祭祀蕴含的文化信息极其丰富，有着鲜明的宣扬文教的特质，在传统社会道德信仰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尊“道”而非祭“神” 天下通祀孔子，并非使孔子神圣化，而是推崇其“道”与“教”，这使得文庙祭祀的人文意识凸显而宗教色彩淡化。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文庙祭祀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此举遭到当时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等大臣的明确反对。《明史》记载，钱唐“伏阙”上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更是提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两位儒臣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垂教万世”，天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世道人心因之稳定，社会得以有序。所以，后世祭祀孔子首先在于“报本”，报答孔子教化之功。但从更深层次而言，文庙祭祀并非仅祀其人，而是祭祀由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侍郎程徐所谓“祀其教”与“祀其道”，也就是说，通过文庙祭祀向天下表明对孔子所确立价值观的推崇，以此来达到社会的安定有序。 柳诒征先生说：“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这表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非常富于理性精神，而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具有深沉的宗教意识。文庙祭祀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祭祀孔子，以尊崇孔子之道，最终求得社会的安定有序。不论是祭祀的手段，还是祭祀的最终目的，文庙祭祀始终着眼于现实社会，而非虚幻的彼岸世界。 （二）以教化为大务 如前所言，文庙祭祀通过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来推行孔子之道，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换言之，如果说文庙祭祀的仪程只是外在形式，那么维人心、扶世教才是祭祀的目的和追求。因此，文庙祭祀始终以教化为大务。 文庙祭祀的教化功能集中体现在文庙从祀体系中。孔子之于儒家具有创立之功，但孔子之道的传承延续则离不开后儒的阐发和弘扬。故历代将有功于儒家传承的先贤、先儒从祀文庙，以此为士人提供“榜样”与“模范”，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 文庙从祀使士人耳濡目染成圣希贤的荣耀，对于他们的道德信仰有着显著的塑造作用。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获准从祀文庙，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在此之前，对于他能否入祀文庙，朝廷中已激辩了数十年。反对者认为，朝廷已册封他为“新建伯”，不需要再将他纳入文庙从祀；但赞成者却认为，伯爵之名只是一个世代的荣耀，而文庙从祀却是“万代之典”。 王阳明及其后学争入从祀文庙，其背后既体现出传统士人对“事功”的复杂态度，也显现出文庙祭祀之教化的深刻影响。其实，王阳明本人在晚年讲学时几乎很少提及他早年在平定“宸濠之乱”时的辉煌功绩。除去刻意回避的因素外，或许可以表明王阳明本人也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更应该体现在儒家道统的传承上，而不是单纯局限于外在的事功之上。或者说，阳明的目标是要做“圣贤”，而不是做事功上的“一代豪杰”。 文庙从祀的教化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影响深远。直到晚清时期，远在山西太原赤桥村的刘大鹏还在其编著的地方志《晋祠志》中还说到：“人至末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文庙，则为虚生。”可见，从祀文庙的象征意义已经深入人心。 可以想见，当士人进入文庙祭拜，虽然圣人往矣，但遗容尚存，遗言尚在，此时一种俨然若见圣人的情感仍会油然而生。后退而就学，诵诗读书，体之身心、验之践履，无不期待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无愧于圣人，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由此，通过文庙祭祀以教民之意得以实现，“然后以之孝亲敬兄，忠君爱民，随所施而皆当，风俗有不归于厚者，鲜矣。” （三）礼不往教 文庙祭祀作为传统社会道德信仰建构的一种方式，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而且还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3世纪左右，朝鲜就开始举行文庙祭祀。11世纪时，越南开始兴建孔庙祭祀孔子。15世纪起，日本建立了大量孔子庙进行祭祀。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依然延续着文庙祭祀的传统。 文庙祭祀是儒家思想的载体，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与中国一样祭祀孔子则体现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文庙祭祀在这些国家的开展，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步，成为这些国家寻求真知的见证。可以说，文庙祭祀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标识。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引入中华文明后，还结合本民族原有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出了新的文化传统。以朝鲜文庙祭祀为例，其祭祀礼制多依据中国，但配享人物却与中国有差异，他们以朝鲜历代的18 位儒学家即“东国十八贤”从祀本国文庙，从而体现出民族文化传承的脉络。可见，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庙祭祀既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内涵，表达出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尊崇，同时又发展出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文庙祭祀之于“东亚文化圈”内诸国家道德信仰建设的影响，体现出文庙祭祀“礼不往教”的特点。《礼记·曲礼上》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意即别人可以来学，但不会主动或强行去教授，即学习与否全凭对方自愿。朝鲜、日本、越南文庙祭祀，就是他们主动学习中华文明、自愿崇儒尊孔、引入文庙的结果。文庙祭祀着眼于儒家文化传承，不仅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明，而且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推动了整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它不是依靠暴力与战争，这与西方文化传播的“传教模式”有显著区别。 总之，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评价体系，并由此确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文庙祭祀恰是通过宣扬孔子及其所创立价值观来进行道德信仰的建构。经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沉淀，文庙祭祀蕴含着太多的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仪式，更关乎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对民族历史的态度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与觉醒。文庙祭祀不应该仅存在于冰冷的典籍记载中，更应该成为每一位国人修炼内在品质的必由之路，一场必不可少的人生礼仪。 作者：房伟，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半壁闻韶：经学·理学·庙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