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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礼记·郊特牲》讲述了中国人的哲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西式的宗教超验于世外，而在于固有的信仰升华于宇内：对天道的敬畏，对祖先的皈依，让民族生命之树万古长青。《孔子家语·庙制》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因为宗庙里面讲述着祖先的丰功伟绩，《周书·宣帝纪》所谓“创业垂统，永光无穷”。《坤灵图》解释：“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可见五帝之“帝”，乃以人为本的文化概念，原本与封建专制无关。在历史风烟中，我们不免有许多歧见，但对祖先的信仰、对炎黄的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涵养民族生命的根柢，在全球激荡的时代愈发紧要——这应是历史的真相。  韩城司马迁祠五帝塑像 五千年太过久远，神龙降临的时代没有旁观者证实，当子孙走过千秋万代，记忆也不免模糊。但祖先的足迹就在这片大地之上，神州大地便是最好证据。《史记》所以不朽，在于太史公“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以虔诚的态度、深邃的眼光、跌宕的笔墨，写下了最经典的民族记忆，让我们记得来处。三皇的身影折射着漫漫时空，隐现在文明前夜，太史公的追忆从五帝开始。黄帝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传奇，留下了“万世一系”的神话。 锻造区夏 仰望历史的天空，黄帝的圣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张守节：《史记正义》）。历史上是否有如此炫丽的瞬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民以诗的语言图画了信仰的意象：北斗乃宇宙运行的天枢，黄帝的诞生譬如闪电照彻星河，乃民族精神谱系的中心，无论万象纷纭，终归亘古不变。先民把这份荣耀分享给了山东：寿丘即上古之曲阜，孔孟都在不远处诞生。还有文献同样证明，黄帝诞生在河南新郑，其中的是非大可留给史家一代代考证。可贵的是关于始祖的“传说”，暗示着山东乃中华民族主要发源地，本身便是传承文明的传家宝。文脉扎根之地，皆为故土。 文明的大幕不可能突然揭开，民族的诞生来自漫长孕育。黄帝降临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史记·五帝本纪》）。《国语》云，炎黄二帝皆少典之子，依《帝王世纪》，炎黄二帝则相差达500年之久，个中缘故在于，二帝同属黄河流域的华夏部族，代表前后继起的时代，在历史进程中积蓄着洪荒伟力。据管子追忆，“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史记·封禅书》），其中五帝之前便是三皇中的伏羲、神农，透露出文明起源的悠久与延续。至于炎黄尊号，来自后人根据五行学说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农业发达无疑乃文明诞生的基础，三皇从不同时段标识着文明要素的飞跃，代表着历史进化的伟力。 现代考古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以长江、黄河构成的“两河流域”为中心，广袤的中华大地成长出各具特色的六大文化区系，历经无数碰撞与交流，汇聚成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同于环地中海破碎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中华民族起源时代便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塑造着重和合、谋大同的民族性格。沿着早期社会进程的路线，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是部落林立。天下万邦，此消彼长；天下大势，万川归海。中原地处文明汇聚与辐射的中心，新石器晚期以此为芯形成“重叠花瓣”式的文明布局，为夏商周定鼎中原奠定了丕基。五帝相继，乃伟大历史进程的引领者。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海岱地区的东夷部族、江汉地区的三苗部族，即将迎来锻造区夏的巅峰对决。 面对时代变局，“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逐鹿天下的主要对手，一个是华夏集团内部“道德衰微”趋于没落的神农氏旧政权，一个是蚩尤治下强大的东夷集团。新旧势力历经长期酝酿至此迎头碰撞，平定天下注定成为时代主题。面对“炎帝欲侵陵诸侯”的失策、“而蚩尤最为暴”的强梁，黄帝规划了宏大的治理方略，“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史记·五帝本纪》），为日后决战做准备。以文武两手，既占据道义制高点，又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内争取民众，对外团结诸侯，打造如熊如罴的雄师。历经三次战役，黄帝首先在阪泉战胜了炎帝，继而团结华夏集团击败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以极为凝练的史笔，绘就了华夏创世的画卷。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说华夏的整合与东夷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奠定了基础，那么文德与尚武的精神则是我们自立于世不可或缺的。战争并未因此结束，天下势必抟聚于强大的政治中心，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史云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戎马一生，“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历经无数伟大斗争，华夏声威东到大海，南达长江，向北击败了匈奴前身——荤粥，于是大会各部落首领，“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从此奠定华夏在东方世界的主体地位。钱穆先生曾经揭示文明、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具有三位一体的规律。创世运动余波，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普遍信奉炎黄正统。《辽史》记载由于“王畿之封建有限”，故二帝血胤流布四方，“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太祖纪赞》）；金人宣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金史·张行信传》）；流寓东南亚的越南也以炎帝之后自居。  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册》之“黄帝画像” 战争只是平天下的开始，能否创业垂统关键要看建设。黄帝在政权建设上，根据当时的情势，“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以云命名政权机构，是因为“黄帝受命，有云瑞”（裴骃：《史记集解》）。当时处于各部落的发展阶段，统一方式不可能是派遣官吏，主要是以“左右大监”分大区节制诸侯。黄帝赢得拥戴，隆重举行封禅大典，“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此后“获宝鼎，迎日推策”，意味着天命眷顾。在风后、力牧等先贤辅佐下，新政权“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探求天道人事，总结兴亡规律，发展社会经济。文字、服饰、建筑、礼制、医药等文明要素，在黄帝领导下实现历史性飞跃，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基本面貌。历经“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一时天下太平，海不扬波。黄帝之为黄帝，华夏之为华夏，来自创业的伟大。 开辟华夏的伟业，不可能一代人完成，黄帝后人莫不以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智慧赓续着前人伟业。五帝三王莫非黄帝一脉，“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华夏声教势不可当，“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北达考古学上燕山一带的北方文化区系，南到越南，西及沙漠，基本涵盖了后世中华文化圈的主要区域。曾孙帝喾时代，“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史记·五帝本纪》），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都取得长足进步。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史记·五帝本纪》），把握大中之道，“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启沃了中华民族“允执厥中”的大智慧。华夏之治愈形巩固，即将在洪波中托起尧天舜日，令万代永慕。 至德之世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纪》）历经千百年沉淀，屹立在子孙心头的帝尧乃庄严华丽的圣像。因为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在位期间“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他以明德引领天下，修身齐家平天下，悦近来远，各得其所，带领先民开拓和睦、和谐、和平的大同世界。历法乃推演天道、安顿生民的大事，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推动科技发展，引领社会进步。近来发掘的山西陶寺遗址，规模宏大，普遍被认为是“尧都平阳”之所，用土坯建成的扇面形观象台，留下了先民“观象授时”的胜迹，透露出帝尧时代的荣光。 历经一生忧勤，帝尧晚年的困境首先是为天下择人难。在推选继承人的民主协商中，帝子丹朱是排名最前的当然人选，然被帝尧以“顽凶”为由断然否决：“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面对权贵势力推选的强大竞争者，帝尧洞察隐微，逐一否决，政治交接暂时搁浅，只得以残年继续把持大局。此时洪水来袭，治水成为决定天下存亡的大事。四岳公推了人望极高的鲧，帝尧看穿了鲧人性中的“负命毁族”，但平衡公议没有乾纲独断，暂予试用。结果“九岁，功用不成”，抗洪大业打成了“湮堵”死结。交困之际，“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 尧“在位七十载”，完成政治交接、治理洪水已不容再拖，何况朝内权贵暗流涌动，南方三苗蠢蠢欲动。帝尧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史记·五帝本纪》），此次四岳公推了东夷民间尚未娶妻的大舜。大舜出身于极为不和谐的家庭，但以天纵之圣，“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面对家庭危机，“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展现出卓越的品德与智慧。据说帝尧怦然心动，亲赴历山考察，一眼相中了这个年轻人，不久把娥皇、女英二位爱女嫁给大舜，“观其德于二女”，又让九个儿子随他学习。经深入考察，“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史记·五帝本纪》），坚定了帝尧培养大舜的决心。 大舜拥有丰富的阅历，以崇高的品德成就着人生传奇：“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他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政后，帝尧“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  济南千佛山公园“舜耕历山”塑像 帝尧使大舜“入于山林川泽”，结果“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这段记载颇为神秘，似乎只是一次深林探险。《史记》又云：“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学界有一种解释把“麓”训为“录”，即“言令舜大录万机之政”，意思是总理朝政一日万机，能够牢牢把握政局。字面上似乎牵强，还原为诗的语言则斐然成章。帝尧如释重负：“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从建策到落实，证明大舜乃尧苦苦寻觅的人选，“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大舜开始了摄政生涯，将来能否“诞膺天命”，在于天心民意。太史公对大舜传奇不惜笔墨，几乎占据《五帝本纪》半数篇幅。 《孔子家语·六本》云：“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嗣”关乎政权有序交接。禅让与摄政乃有机整体，在确保天位稳固前提下实践贤能政治，以民主协商和事权统一的精神，保证早期政权高效运行。没有强大而稳健的执政中枢，先民赢得伟大斗争、缔造中华民族将不可思议。大舜既膺大命，乃祭告天地群神，大会诸侯领袖，颁发瑞信以昭天下，随即巡狩四方。从东方开始，“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夯实统一之基。奔波期年，大舜回还，祭告祖庙。此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遂为定制。其间，“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舜不断发表讲话，考核政绩，作出表彰。改革地方治理，分天下为十二州，“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比起黄帝初创时“合符釜山”“置左右大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法治建设对于社会进步意义尤为重大。 在大舜领导下，先民创立“五刑”，奠定了后世刑罚体系的基础。大舜主张在法律应用上“眚灾过，赦；怙终贼，刑”，根据罪过性质和恶性大小区别对待，于此可见后世“原心定罪”的原理。“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史记·五帝本纪》）在当时遂种下了钦敬仁恤的基因。法治能否确立，在于能否规范政治生活，约束权贵势力，而不在于束缚百姓。大舜对结党营私的驩兜和共工、治水失误的鲧与动乱边疆的三苗，在帝尧支持下申明其罪重拳出击，“四罪而天下咸服”。帝尧逝世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经过“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与民众一致拥戴大舜，“舜曰：‘天也’”，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帝舜时代正式开始。 《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可见舜的尊称乃后人盖棺定论。帝舜继位后，任贤用能，重用来自高阳氏的“八恺”，治理水土；重用来自高辛氏的“八元”，进行文化教育。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记·五帝本纪》），从基本伦理着手构建核心价值，在先进文化引领下实现了“内平外成”，达到了“诸夏太平，夷狄向化”的治理效果。同时以霹雳手段，彻底清除邪恶、顽固、腐朽势力，“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刮骨疗毒的大智大勇澄清寰宇，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淳化天下风俗。 帝舜以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无畏的担当，展开恢弘的治理方略。一方面依靠群贤，封爵分职，共担治理重任；另一方面，广开言路，弘扬正气，赓续帝尧传统。帝舜的伟大，在于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团结带领各方贤能，把握历史方位与问题导向，作出重大部署：平治水土、战胜水患、发展农业、推行文教、和谐社会、开发资源、发展民生、完善法制、维护稳定，落脚在制礼作乐、文明进步、凝聚人心、上下情通。历尽艰辛，取得了灿烂成就，奠定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道统之源”，使华夏版图更加巩固，“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东方世界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以文德为主，武力为辅，对三苗的斗争亦取得决定性胜利。  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册》之“帝舜画像” 环顾千载之下，夏代始祖的禹、商代始祖的契、周代始祖的弃，以及与尧、舜、禹并列“上古四圣”的皋陶，竟同时出现在帝舜的朝堂之上。前世今生，其功德所以不朽，也许正在于其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基因，也即尧、舜、禹、汤奠定的道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古人以浪漫而壮丽的笔法，绘制了“地平天成”的写意，史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 余 论 孟子讲“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帝舜摄政时，以无我之心主持抗洪大计，既果断严惩了鲧，又大胆启用了禹。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组织万国，带领民众，战胜洪水，解救倒悬，故“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史记·五帝本纪》）。大禹辅佐帝舜完成了平治水土的历史使命，取得了“九州攸同”的历史进步，从而创立了五服制度，由近及远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根据各地经济基础“任土作贡”，采用差别税制。这些举措使早期政权更加巩固，更加统一的王朝时代呼之欲出。众望所归，“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史记·夏本纪》）。帝禹晚年遵循定制，推举德高望重的皋陶接任，“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此后选任的益，在帝禹逝世时“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尚未树立起威望，而帝禹之子“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万民所归即天心所在——夏后氏开启了王朝时代的篇章。 二千年过去，太史公以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回顾历史，在天步维艰中写出了星汉灿烂。万古之下，遥望创世时代，譬如神龙飞腾时空，颇感阴阳不测。但祖先开天辟地的遗踪，遍布经典文献，贯通九州大地，演绎成无数故事传说，镌刻在民族心头。以我们山东为例，曲阜有寿丘之名，菏泽有帝尧之陵，济南有舜耕之山，德州有禹王之城。笔者相信，我们乃真实的存在。太史公担负起“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使命，游历南北，遍索文献，遂以《五帝本纪》为第一，溯源民族生命，开篇华夏历史。人有血气心知之性，有志意思慕之情，对历史的追述透着人性的体温，令人神往，令人虔敬，令人动容。 对于我们一般国民而言，历史是批判更是信仰，是探索更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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