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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礼乐教化——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在北京什刹海书院的演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00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压题照片：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帖》

楼宇烈（Lou Yu Lie）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1960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东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副主任等职。

黄州安国寺宋塔

杭州苏堤

演讲人：楼宇烈时间：3月31日地点：北京什刹海书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这个词是跟“武化”相对应的。所谓“武化”，就是以强力或者说武力来制约、规范人的行为，用武力来让人们服从某人的意志，服从某种行为规范。“文化”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让人们遵循做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的行为规范。后来“文化”的概念扩大了，但儒家最重视的还是通过礼乐教化来使人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达到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和提升。所以，礼乐教化也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文化的核心。
        万物一理贯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
        我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了，现在我们要把能读懂自己文化传统的思维方法再找回来，恐怕也得花一百年时间，甚至还不够。
        西方近代文化是一个分科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综合的文化。它是把文史哲、政经法、农工医等都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们分门别类。同样一个道理，既可用于治国，也可用于治身，还可用于处理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比如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阴阳五行。阴阳是互相消长的，阴长阳就消，阳长阴就消。阳可以转换成阴，阴可以转换成阳。阴里面有阳，阳里面有阴。还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比如说金克木、水生木。
        这样一种事物之间的消长、生克关系的道理，是不是应用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例如解释自然现象可以吗？完全可以。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阴达到顶点，阳就达到了最低点，这时候的季节就是冬至，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物极必反，到了冬至以后，阳一点点往上升，阴就逐渐消了，到了阴阳平衡，就是春分，春分是白天黑夜一样长。阳继续长，阴继续消，到了阳长到最高点，阴消到最低点，就到了夏至，白天最长，黑夜最短。接着又开始物极必反，重新是阴一点点往上长，阳一点点往下消，到了阴阳又平衡，就是秋分。再继续消长，就又回到冬至。一年四季就这样用阴阳消长来解释，很形象，也很符合事实。此外，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一个相生相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的平衡，生态中相生相克的关系变化了，生态就失衡了。
        这样的道理用在治国上行不行？一样行。两极分化不就是阴阳失调吗？达到阴阳平衡是最稳定的状态。但是这个平衡不会是永恒的，需要不断地调整，但不像自然界是自我调整，社会的阴阳平衡要由我们人不断地进行调整。我们的管理往往需要许多部门同时运作，部门跟部门之间也可以用五行的道理来分析，有相生，有相克。如果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混乱了，本来该相生的变成相克了，本来应该相克的变成相生了，还能有序吗？
        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养生上。五脏六腑是五行的关系，五行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就有病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理”体现在各个事物上，表象是不同的，其道理可以贯通万物。
        我们现在有政府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经济管理学。结果学政府管理学的只能去政府工作，学企业管理学的只能去企业工作，不懂得相通。而我们古人认为这些道理是相通的：“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儒学里面何止包含了艺术、宗教、哲学，我觉得儒学里面也包含了科学。董仲舒讲，我们做人，做事，养生，治国，必须“循天之道”。“天”就是天然、自然，“循天之道”就是要遵循万事万物本来的自性去做事情，这样才能成功。这难道不是一种科学精神吗？
        但是我们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分门别类的所谓“科学精神”的影响，否定了我们传统的强调万物一理、贯通综合的思想方法，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糊里糊涂的、模糊的、说不清楚的。而用西方分科的对各个学科的定位或定性作为标准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于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想问题的方法全要清晰，定量、定性，要确定无疑，此就是此，彼就是彼，你要给我说清楚。但我认为不能那么简单,不能都是非此即彼，还要看到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此能够转换成彼，彼能够转换成此。
        我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了，现在我们要把能读懂自己文化传统的思维方法再找回来，恐怕也得花一百年时间，甚至还不够。当然如果我们能认真反思，能像禅宗所说的那样“顿悟”了，就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了。
        礼乐——崇礼明伦、和谐之道
        今天我们应重新反思儒家的礼乐教化，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礼教“吃人”的概念重新梳理一下。是不是礼教只有“吃人”的一面？礼教是不是还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在其中？
        中国的儒释道跟西方宗教的概念完全不同。西方宗教里面讲的神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神不仅造了天地万物，还创造了人，是造物主。基督教里面最明显，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人永远在神的统治或者保护下生存。
        中国文化中的神不是这样。佛是什么？佛是觉悟了的人。菩萨是什么？是觉悟了的“有情”。道教讲“仙”，“仙”是什么？“仙”是“山人”，也是修炼而成的人。儒家拜的是圣人，圣人是谁做的？是人做的。我们现在一讲到对神的信仰就认为是一种对超自然的崇拜。这种说法用于西方的神没问题，自然都是神创造的，神在自然之上，在自然之外。而中国文化中的神却是在自然之内，在天地之间的。我们的雷公也好，风婆也好，雨师也好，都是在自然天地之中的自然现象。山有山神，河有河伯，都是在自然之中的，哪是超自然的神？还有一类，是我们生活中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天天离不开的，天天要进门、出门的是门神，天天要做饭吃的是灶神。再有一类，就是刚才讲了，觉悟了的人是佛，修炼好的人是仙，道德高尚的人是圣，也都是人。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宗教跟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不是一样的。
        30年以前，我如果发一个表，让在座的人填写宗教信仰，恐怕都会写“没有宗教信仰”。现在情况有变化了。但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去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到处演讲的时候还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没有宗教信仰，那就意味着一个人是没有约束的，可以胡作非为，是不可信任的，是可怕的。其实这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宗教的特点了解不够。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的老师贺麟先生讲到，儒家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是一个诗教、礼教、理学合为一体的学问。其中，诗教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讲的乐教，相当于艺术教育，礼教就相当于宗教教育，而理学就相当于哲学。
        “礼”是让我们辨明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明白与这个身份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按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人、做事。人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儒家的荀子把人跟动物做了两个方面的比较。
        首先他把整个宇宙的天地万物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分成四大类。一类是水火，水火就是一股气，没有生命，所以水火是“有气而无生”。第二类是草木（植物），草木“有气也有生”，但没有“知”，就是没有感觉、情感。第三类是禽兽，禽兽有知觉，有情感，“有气有生亦有知”，但无“义”，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它的一切都是受自然支配的。只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所谓“义”就是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义者宜也”，“义”就是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孟子在讲到“仁义”的时候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讲人心的，要有爱心、恻隐之心等，“义”就是告诉人走正路，不走邪路。做事要适度，既不“过”，也不要“不及”，这就是“义”。
        荀子还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荀子提到的这个“群”的概念，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在这个有社会性的群体中，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儒家用什么词来表达呢？就是“伦”。“伦”是类的意思。人是分成不同类的，人伦就是探讨在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儒家推崇“礼”，进行“礼”的教化，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即明白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所有的孔庙中，一定有个大殿，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叫“明伦堂”。这就是儒家礼教的根本目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儒家强调从自己做起。怎么从自己做起？就是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名分”。礼教最后就是给你确定一个“名”，因此在历史上也称为“名教”。礼教即“名教”。
        儒家把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成五大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明伦”就是要明这五伦，明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里面的每一个身份都有它的职责，做父母的有父母的职责，做子女的有子女的职责等等。通过礼的教育，明白每人的身份以及这样的身份应该承担的职责，自觉地实践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儒家礼教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每个人都要尽伦尽职、尽伦尽责。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就有序了，就和谐了，就安定了。
        礼教或“名教”有没有约束作用？当然有，而且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让你自觉去约束自己。如果有人想不受这个约束，觉得这种约束压制了他的个性，那么这个礼教在他心目中就可怕得很，可是当他认识到“礼”是让他懂得怎样做人，因而应该自觉地遵循礼的规范时，他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纵心所欲”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应重新反思儒家的礼乐教化，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礼教“吃人”的概念重新梳理一下。是不是礼教只有“吃人”的一面？礼教是不是还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在其中？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教育人们要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尽伦尽职？当然这个职责的内容是在变化的，但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因为内容的变化就说这个原则也要不得。此外，由于人的身份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是不断地在变动的，比如，你上有老下有小，那么，在父母面前你就是子女身份，要尽子女的职责；而在子女面前你就是父母身份，要尽父母的职责，所以，所谓的尽伦尽职、尽伦尽责，是针对你当下的身份而言的，并不是把你定死在一个固定的身份上，永远不变。
        对于传统文化的取舍运用，我们可以木匠为例，“善用者无弃材”。在一个高明的木匠手上，没有一根木头是没有用而只能抛弃的。只有那些不善用者，才会觉得这根木头有用，那根木头没有用。其实放在适当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有用之才。套上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讲，“善学者无弃学”。善于学习的人，不会说这个学问有用，那个学说没有用。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就看我们怎样去看。反面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教训；正面的，我们可以当做经验。不要简单地说一个东西有用没用。
        人生就那么严肃地过一辈子吗？所以要有“乐”的教育、诗的教育。中国古人讲：“礼者别宜”，“乐者敦和”（《礼记·乐记》）。礼是用来分别的，而乐的核心是和谐。天地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乐的教育（艺术教育或者美育）里面也能让我们学到礼教所要传播的很多观念。艺术很讲究相互配合。一首好的音乐，一定是各种音色的配合；各种不同的音色，快慢节奏，高低声音，配合得好，这首乐曲才好听。一幅画，远近、浓淡，高低配合好，才能是一幅美丽的画。所以在艺术的实践活动中，就会让我们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怎样配合。所以我经常讲，艺术对人生的教育，对人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不要只是欣赏艺术，而是要参与、实践艺术，培养多方面的艺术爱好。通过艺术的实践，能让我们更多地懂得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所以乐教和礼教是紧密相连、紧密配合的，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有一次我随国内的一个基督教团体去了韩国。活动完了，我与这些基督教的人士在教堂里面交流。我说，我们看到，基督教传播它的理念都是通过艺术来实现的，通过它的教堂的建设、教堂内的壁画、教堂里面的音乐来感动人心，所以宗教教育哪能离开艺术呢？他们说有道理，大家一唱赞歌，一唱诗，情感就被调动起来了。同样，我们今天讲的“儒家礼乐教化”，也可以说是从儒家的宗教教育、艺术教育这个侧重点去讲的。礼乐的教化在儒家的思想中，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礼仪传播价值观
        儒家的礼教在今天也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去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的礼教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理学就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诗教、乐教，就是我们的艺术教育。
        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传播一种价值观，实现对人的教化，这是各种宗教普遍的做法，中国儒家的礼教也采用了这种做法。在民间，从满月、百日、周岁就开始了，亲朋好友都来鉴证这个孩子现在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而真正的“礼”是从“冠礼”开始的，“礼始于冠”。“冠礼”就是成年礼。成年了，你现在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责任的，你再不是一个孩子，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这就是“冠礼”的内容，不是大家吃喝一顿就完了。“冠礼”也给予你一个做人的尊严。所以古代在“冠礼”的同时还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师长给他取一个字（原来他只有名，现在要取一个字），从今以后，跟他同辈的人，比他小的晚辈，都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他的字，以示对他的尊重；他自己也要意识到，不能像没成年那样胡来了，肩上有了责任和义务。
        更被重视的是婚礼。“礼本于昏”。结婚意味着今后你不仅要为自己考虑，还要为对方考虑。不仅要为自己的家庭考虑，还要为对方的家庭考虑，同时负有对后代教育的责任。要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所以婚礼实际上是非常隆重地告诉双方，你们的身份变了，你们的责任变了。
        被高度重视的还有葬礼和祭礼，“重于丧祭”。葬礼就是亲人的过世之礼。特别是自己的父母过世，从你在父母的怀抱到你自己能够独立地行走，大约需要三年，所以守丧也要三年，这个三年是虚岁的三年，实际上是两年，以报父母养育之恩。
        然后是祭礼，祭礼是追溯自己以往的祖先。甚至于再扩大，那就不光是祖先了，还要感恩让我们能够生存的天地万物。因此祭礼也是不忘本的意思。丧礼是“慎终”，慎重地对待一个死去的人，慎重地对待生命的终结。祭礼是“追远”，不要忘掉以往的祖先。我们社会人人都能够做到“慎终追远”，不忘本，心怀感恩，那么民风就不一样了。因此《论语》中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说法。这里的“慎终追远”也不是像现在那样铺张浪费，而是要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去报本，去感恩。
        儒家崇拜的是“天地君亲师”。荀子将其概括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生命的本源。“先祖者，类之本也”，先祖是这一类生命的本源。“君师者，治之本也”，“治”就是治己治人。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跟其他人相处的原则。
        总之，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为仁由己”。
        这个与礼密切相关的“仁”的概念也值得进一步阐释。“仁者爱人”。“仁”就是一个人具有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但是“仁”更重要的含义是对自己的约束。孔子主张通过“礼”的教化，培养一种“仁”的品德。《论语》中有上百处对“仁”的解释，最重要的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其具体的内容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不就是自觉的问题吗？所以“仁”是让人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儒家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你的德行如何，由你自己决定，不是靠外在的力量。《尚书》里面有一句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上帝不管你是否与我亲近，你有德，我就帮助你；你没有德，我就不帮助你。德是根本，“仁”就是道德的自觉。
        在《荀子》的“子道篇”中，记载着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孔子分别问了他三个弟子关于对“仁”的理解，子路的回答是“使人爱己”，子贡的回答是“爱人”，颜回的回答是“自爱”。孔子听了以后对颜回的回答特别赞赏，称赞他为“明君子”。由此可见，“仁”也是一种懂得“自爱”的道德品德。
        顺便说一下，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就在于佛教也是强调自律解脱，强调用自己的智慧去觉悟人生，扫除无明，看清我们现象世界的本质（那种缘起性空的道理），从而超越自我。《涅槃经》里佛陀告诉他的弟子们：要“自作明灯”。就是你们不要依赖别人，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依法不依人，自己做照亮通向觉悟道路的一盏明灯。正因为佛教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所以跟中国的文化非常契合，最终走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儒释道三教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儒家礼的教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人的敬畏之心。有所敬畏，就不能胡来；没有敬畏，就可以为所欲为。“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至于这个神灵是谁，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可以有不同，但是都要有所敬畏，哪怕你敬畏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哪怕你说我要对得起子孙后代，也是敬畏，为了你的子孙后代，你就不能乱来。信仰就是培养敬畏之心。
        我想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会看到儒家的礼教在今天也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去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的礼教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理学就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诗教、乐教，就是我们的艺术教育。“礼”是让你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做事做人。例如，对长辈，对父母，就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便开玩笑，搞个恶作剧，那至少是不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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