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有鹏：二程的诞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9 国学网 高有鹏 参加讨论
程颐、程颢兄弟即二程，是孔子之后中国儒学新的圣人，我们把他们定义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圣贤和英雄。二程既是我们民族的圣贤，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英雄的基本品格是无私、无畏、智慧。 二程的诞生不是无端的、孤立的，而是中国历史与时代共同发展的结果。二程思想有自己形成的独特背景和渊源。一切都具有有趣的地方，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很有趣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二程思想的形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生有特殊的土壤，是时代的诉求。在民族形成、社会进步、国家兴旺这样一系列的命题方面，政治和文化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二程对民族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首先在于他们从系统性的思想文化理论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整合、裂变、突破、创新。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们的思想文化溯源应该是与传统儒学有着非常大的密切联系。二程对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他们的思想才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也就是说从自然对话从环境对话从物我新我等一切命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二程思想的核心作为“天理”的历史性意义。他们提出的天理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规范和系统化，这有特殊的背景，有远景，有近景。近景是“宋初三先生”和范仲淹、张载、周敦颐、邵雍，等等;所谓远景就是这里要讲的“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来的三个代表，而是中国文化的三个比喻。三个代表都成为二程思想文化的汲取对象，即大的文化思想中自然、性、理等概念的生成，小的文化中技术实践即“用”的概念的实用性，更是具有黄金分割色彩的中间性思维的飞跃和集大成。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是取其一点极其相似，而与之相生相应以会意。这三个代表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大不小即适中的。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大为美。大的是谁呢?是老子，老子以天地为大，他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他提到了世界的发生，提到了人对自然的遵从，在老子的天地里面，他论述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从一出发，从无看到有，无中生有。那么这种大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从古代的文字构成中间可以看到，大，一人担当天下即为大;大这个字，经过我的考证，它可能是一个酒具，是喝酒用的一个杯。古代文明的意义非常丰富，我会在其他地方更详细的讲这个问题。以天地为大，天地之间本来是由什么连接呢?大，在文字学意义上，应该是一个酒杯，而它更原始的意义就是一棵树。怎么解释呢?《山海经》中间曾经讲“栗广之野有神人十人，曰女娲之肠，横道而处”。肠是什么呀，不是我们说的肠胃的肠，而是身躯，神人的躯体，同样是喝酒吃肉祭祀，就是牺牲。《山海经》又提到中有建木神树，太昊缓过，黄帝所为。什么意思呢?太昊是明亮的太阳神，广阔的原野有一颗建木神树，太阳神每天从这里经过。黄帝是指轩辕黄帝。这里面提到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说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作为自己图腾的英雄，建木是他的图腾柱。他在对于各个部落的整合中间，举起了神圣的大旗。黄帝有二十五子，各得其性，成为国家的栋梁。这里边讲到了黄帝所为对于国家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形象性表达。这就是老子述说天地为大的背景。那么老子所说的大，在某些程度上就表明了人对自然的期盼，这个期盼就是人与巫咸、巫玢等群巫并举，在建木神术上下串联，是人神之间的各种活动的寓指，那么谁是具体完成了大的文化定位呢?是颛顼。我们讲神话时代讲到黄帝，黄帝之孙，讲到了颛顼作为黄帝的孙子辈，他对世界的构成一个最大的功绩叫做绝地天通。传说他使天神重极上于九天，使地神黎极邛于下地，于是天地相隔，那么，大之大，就是一人担当在天地之间，形成了建木神树，成为天地的沟通。所以说老子《道德经》的“道”在金文中间有多种写法，有的是以人为主题，有的是以手为主题，有的是多个不同的部首。其每一种表达，事实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含义。我们说中国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象神、象形、会意、专注等等功能，它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信仰。我们在汉字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文化图腾的痕迹。图腾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的信仰符号。那么，在这个大中间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巨大的酒杯，这样一个载歌载舞的天地中间，人神共通，所以无和大变成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哲学概念。这是大的概念，把万物置之于天地中间而用无来概括它，这样一个转换的动态的广阔心胸。应该说老子的老，就是老子的大，老子之所以老，伟大。我们以大为美，以老为天地之神，那么在这样的哲学概念中间，我们说三个代表老子最老，老子最大。所以，孔子后来要丰富自己的思想，还要问礼于老子。历史上有所谓黄老一体的说法，其实就在于此。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的老，是大道之道，它体现了自己对天地万物的广阔的心胸，他启发二程用广阔的目光理解世界。老子思想文化中的“道”这个概念在二程的思想理论中被进一步转换为天理和担当。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鄙视小，以小为低俗。与老子相对的是孙子，是以有用为目的的技术主义。孙子，是儿子的儿子，辈分很低，地位很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是贬义的。我们把那些不够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小人对待。我们更多地强调有广阔的胸怀，目光要长远，不要仅仅看到眼前。我们在歌唱诺贝尔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应该反思，炸药作为弹药作为新的武器、镭等物质的发现与核技术这些现象真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倒退一下，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语言说“真美啊，请等一等”，我们会发现世界的发展其实未必一切都是量的硬道理。我们长期坚持一种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就是崇尚所谓的眼前知识，其实就是狭隘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以为知识即学问可以战胜一切，现在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为天地万物之精灵，汽车、飞机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你看到了吗?大气的污染尤其是心灵的污染，它会带来多少灾难!我们强调人本主义的同时，而我们又为自己付出了多少代价有清醒的认识吗?知识与道德是人类文明的两翼，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领先，却坚持强盗哲学，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制造了多少平民的伤亡。有一些帝国主义的崇拜者盲目叫喊什么强权理论，坏了良心!而且，知识是多元的，是有品质差别的。环境污染，损人利己;有一些读书人，厚颜无耻，用个人的荣华富贵梦想愚弄天下。这类现象层出不穷!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高贵，鄙夷那些“笑贫不笑娼”的知识分子!那么，在社会大众看来，对于技术的绝对服从与崇尚，不遵守文明道德，便成为孙子，是实用主义，是用得着可前，用不着可后，是过河拆桥。对思想境界的崇尚、对精神品格的崇尚，是老子，是大;孙子的作为是什么呢?狭隘!当然，孙子是中国古代兵法即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样可以称为圣人，这里不说其保卫国家的神圣意义，而是从比喻的一方面述说。历史上的军事家孙子也是我们的圣人，这孙子不是那孙子。民间社会骂孙子有孬孙有赖孙有龟孙，这些孙子都是什么呢，都是形而下者，是道德极其败坏的一群人。这里的恶人就是所谓“孙子”的重要代表。他们反对绝对的诚实，说兵不厌诈，讲究巧取，讲究尔虞我诈。从道德层面讲，是极其自私的，是违背人性的。他们说洞察于秋毫如何如何，成为大道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文化发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老子为代表的大和善，伟大的正义的一方常常屈于被动的地位。就像一首诗所歌唱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恶、霸道，常常成为强者的形象代表。为什么呢?他们不按规矩出牌，背离了社会的道德本源，这也可能就是恶性侵入文明世界的一种伦理吧。世世代代，孙子们用卑鄙无耻、奸诈狡猾、贪婪自私等等罪恶行为逞霸道，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报应。二程从这些恶的事物中间看到社会发展对正义的向往与需求，从世界本源理论即气有清浊的宇宙观讲善与恶的转换。他们强调与圣人一样生活，使得自己不断超越，用自己的正义战胜自己的丑恶。二程的思想所体现的对恶的抵制与消弭，在于匡正天下;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而是赋予“道”、“天理”以实践的品格。 在孙子的世界里面，在兵的世界里面和道的世界里面，二极对立，一个极大，一个极小，一个看到了世界的善，一个要用恶去征服世界，于是，大和小形成了事物的两极。大和小在整合中间构成了世界的两个方面，而中间呢?形成了一个孔，一个洞，一个不够严密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汉字给了我们一种聪明智慧的安排，那就是说在大和小中间有一个以中庸为典型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领袖和导师孔子。孔子的思想，在事实上，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就是仁，就是调和，就是对大和小的一种纠正。老子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把自己的追求对于天地的张望作为自己的生活原则。而孙子呢，他永远把技术把对事物的洞彻作为自己的根据，所以要纠正两方面就形成了时代的呼唤，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孔子强调修心，强调对自己的内心修养。他不云怪力乱神，他不去讲那些对于世界的发展在他看来没有太多积极意义的东西。他强调对知识的学习与个人修养的统一。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讲究君子之道，推崇真善美。孔子是伟大的导师，是民族的伟大导师。为什么呢?他爱学习，他经常用学习他人造福他人来要求自己，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与文化传统的形成。二程的思想理论来源主要在于孔子，是儒学，却又不同于传统儒学，所以被称为新理学。 也正是这三个代表，当然还有诸子百家从多个方面探索、研究这个世界，丰富和发展了新的思想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正是它的缺陷形成了它的一个挑战的背景，也就是说社会的宏愿构成了社会的诉求，这种诉求催促了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发生。现实社会充满了自由，正是有邦国之间的争斗，有七雄等等，于是就有了不同的文化纷争，于是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百家中间儒学脱颖而出，于是在经过大秦的烟火之后，进入了汉朝这样一个民族大整顿时代的时候，以贾逵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这些学者进行经学整合，时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大动荡之后，政权修复作为政治文化对时代有了新的要求，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又一次以他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意志，乘上了历史的快车飞驰前进。但是，苟日新，日日新，由于儒学思想在许多方面的缺失，形成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缺陷，这个缺陷像黑洞一样被不断的扩大，于是就有了大混乱，大混乱就构成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思想空间的形成和泛滥。那么，在这个时期，儒学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的光辉暗淡了，而是时代的命题太多了，尤其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恶的政治对时代形成新的冲荡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视野受到了极大的蹂躏，人们对社会道德进行了新的呼唤。文化也是同样，在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一个命题，有些人如僧宝唱他们写了许多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经律异相》，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构成了新的命题，这些命题在事实上解构了儒学。三个代表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发生重要变化，而形成新的格局，形成思想文化的大混乱。同样，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自由大奔放的时代，促进隋唐政治文化形成新阶段。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的特殊运行，西域成了一个特殊的概念，东土也成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在东土和西域之间，我们的视野不断的扩大，因而又形成了新的思想需求，思想的需求变成了时代诉求，构成了文化的爆炸，于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这批学者对于儒学又有了新的思索;但是没有来得及更深入的时候，五代十国以大混乱、新的大黑暗大崩溃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时候，公元960年，黄河岸边的陈桥驿，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形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阴谋，这次阴谋用黄袍加身欺骗天下，同时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次盛景。一切历史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自己的背景，那么孤儿寡女作为后周被索取了权力的同时，文化就构成了新的礼仪和秩序。在大宋王朝，杯酒释兵权，要用文化立国，他们提出来了强干弱枝，扬文抑武。传说有太庙的誓碑，规定朝廷不得杀戮文臣云云，于是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尊严。而在同时，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改革的特殊实验，那就是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改革，庆历改革看到了各种弊端，看到了国弱民穷等一系列的政治危机，机制和体制双重的矛盾。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政治家，他们向时代提出了挑战，但是以夏竦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这批老臣很快就扼杀了这个改革。而这个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形成了一次新的练兵，它锤炼了中国政治的文化品格，尤其是范仲淹提出来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出了“在庙堂之高，居江湖之远”不忘国家社稷如何如何，把责任把担当把使命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范仲淹教育张载不但要会打仗，还要会思索;张载中年读书，他有自己的心智，他在范仲淹他们的教诲之下提出了新的文化口号，这个口号形成了新的薪火传承至今，尤其是影响了二程理学的思想品格。张载是程家的表叔，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心和理之间的理论，形成洛阳会谈这样一个事件。洛阳会谈应该就在龙门山附近，张载和二程之间的对话，指出了二程思想早年的一系列的不足，两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新的沟通。尤其是张载提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个原则成了关学重要的核心内容。而关学和洛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同处于大山和高原的怀抱，同样有着坚硬不屈的品格，同样敢于担当于天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当时，还有宋代初年孙复、石介、胡爰他们三先生，尤其是胡爰对于二程的思想给予了一种激励的同时，更多的是给予了他们理论上的支持。胡爰在自己的著作中间曾经提到了理和心之间的联系问题，尤其是他对他们讲到了周敦颐对于《周易》的理解和他们思想的差异等等问题，其实进行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拓展。三先生有力的拓展了二程的思维空间，把传统的哲学思想从义理转变为天理的同时，学理的发生在哲学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相互观望。这种相互的观望是形而上的内容，也是形而下的内容，作为形而上的内容，他们把义理和天理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么作为形而下的内容，强调了知和行的特殊联系。在这个时代，因为改革而形成了二程思想的重要的品格提升，如果没有推进改革，如果没有庆历改革、熙宁元丰改革两大事件，如果没有风风雨雨对二程的身心的历练，二程思想可能就停留在学理的思想阶段。也正是因为程颢在神宗时代，程颐在哲宗时代，这样一个非凡的大时代，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构成了二程痛苦的人生，让他们更深入思索。应该说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痛苦、苦难都是人生极其宝贵的财富，当年孔子绝粮于陈蔡如此，二程也如此，他们对于文化的思索，把痛苦历练为自己对世界的冷静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二程思想文化中间看到，二程的门人像孔子的门人一样，把二程的语录做了一种整理，而二程在言语中间也好，在静观其思的学理思索也好，孔子和二程他们都把视野转向了《周易》。周这个时代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周对世界文明的特殊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周礼》《周易》《仪礼》，特别《周易》中间所体现的对民族命运的思索，对文化的发生，我们的文化从何而来等，周文化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在孔子的世界里被日常化了。其文化品格在历史的什么阶段被发扬光辉呢?其实就是二程时期，二程是照着讲，也是接着讲。还应该提到的是当年有一个叫契嵩的和尚，契嵩和尚当年也曾经对于儒学有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出家了，他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儒学的中庸和僧中间的并举，把空和中结合起来。这种思潮影响了宋朝学术的发展。二程强调万物一体，强调了天理，强调了人欲，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正是从《周易》中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找到了事物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使命。 我们可以看到，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在他们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在自己穷困的日子里面完成自己的思想理论。明道先生，程颢，他在神宗时代，也曾经参加过王安石的变法，他和当年的曾布，和章椁、吕惠卿这样一批改革者，一同投入了时代的改革风云之中。但是他看到了在改革的大事业中间，王安石他们所提倡的变法理度，“变天下风俗，理天下不足”，以理国之用也，和国之不用也，就是以理财为代表的事业中间，急功近利，成了新法事业的最大的疾病。他无能为力，后来也就退出了改革的阵营。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有非议，他们把程颢老人称为是改革的退道者，其实当年曾经有评价，即《论语》中提到的君子与小人“周”与“比”的命题，他是个君子，不与小人共处。二程善于学习，强调见贤思齐，他们的思想和欧阳修他们这样一批学者型政治家有相呼应的地方。欧阳修、王安石、文彦博他们在改革的潮流中间有过争端，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和王安石针锋相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是君子，具有奉献社会的政治胸怀，是无私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幕僚的时候，和包拯他们一起，关心天下，都显示出了那种投身改革、献身于国家的政治热情。他们的思想品格同样影响了二程。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其实应该说是历史的幸运，我们今天常常受之于人的观点，人云亦云，我们没有看到王安石改革事业的伟大，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自己的不足的。但是他也留下了很多隐患，尤其是错用了吕惠卿，吕惠卿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他和后来的蔡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正是在这样的纷纭中间，程颢老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同时，年不足六十，便撒手人寰。在他离世之前，他的许多诗篇，得到了整理，他的文章，尤其是他的言语，被后人所记述，使我们看到了这位文化英雄当年对于时代担当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品格。他走进了改革的阵营，他和王安石他们一样，投身于改革事业的同时，包括他离开改革阵营，都是人生的正确的选择。欧阳修当时在论述朋党的时候，在心灵的痛苦表达上与之相同，我们常常很难体会，而程颢老人在这样一个时期，激流勇退。他不是改革的急先锋，而是改革的思索者。那么二程的思想，在改革的事业的呼唤诉求中间，形成了对天地，对人欲与自然的深入思索。我们常常把天理看作了皇家的命运秉致，看到了专制声音的集中代表，把人欲看作是对自我的压抑，其实，这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尤其是灭人欲，他们都提到了对个人私欲的理解，气清浊，以浊为因，因便生恶，也就是说人的私欲在不断膨胀。这在当时是特别严重的现象。比如，在这之前，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广泛流传，向敏中身为宰相，娶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非常富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择这样一个婚姻的时候，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品格可言呢?在这样的时期，程颢先生对这个时代提出的批评，就是对国家道德和命运的拯救。尤其是伊川先生，他反对妇女改嫁，其实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我们现在常常包括相当长的时期，把他作为保守，去批判他，去鞭挞他。这是有特殊背景的，是针对当时的物欲熏天等愈演愈烈的社会风尚。我们从史料中间可以看到，宋代的婚俗有多种，妇女改嫁背后是不要乱改嫁，不是一点不能改。实地考察如今仍然保存的二程的墓园，那里安葬着程颢的两个女儿，而且是程颐同意的。这应该怎么解释? 二程和孔子一样都提出了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对自己加强修行。在投身改革的同时，他们都看到了自己作为政治家的不足。人贵有自知之明，二位先生都认识和理解到自己的天职就在于学习和思索。伊川先生在提到了心我与物我这些概念的时候，尤其强调了心与知、行，提到了知行之间的特殊联系。在这种联系中间，他告诉我们要永远学习，但是学习也是要有选择的。他讲“互为一体”背景下面的万物一体。他讲到了人和天，告诉我们，在时代的大变革中间，有为即有为，无为即无为，要量力而行，要遵从自然。二程的思想，无论是他提到的天理的概念，或者是互为一体的概念，或者万物一体的概念，尤其是知行的概念，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于前人学术思想的总结、吸收。 在二程的整个思想中间，他们自己内部也是有分岐的，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都强调对国家的，对时代的这种责任。他们超越了传统儒学的支离破碎，而是用天理，用理性的冷静观察世界，作为一种统领，把《周易》以来的这种变换思想、变更思想，进行了大整合。由于时代的限制，当年孔子他们看到了周文化的灿烂辉煌，看到了《周易》思想为时代提供的宝贵的经验，看到了《周易》的理论价值，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孔子虽然也周游列国，但那个时代没有给他提供更完善的发展空间。他的只言片语变成了我们的警句，变成了感知，而没有进一步成为学理、学科。经过了时代变化之后，尤其是汉儒学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在当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高千丈的同时，于魏晋的败阵，到隋唐的复兴，到大宋文化的特殊的改革时期，儒学得到了兴盛。其不仅获得了《周易》以来的传统思想的精华，而且得到时代的历练和检验。伊川先生，在元大变革时期，教育并影响了年轻的宋哲宗的立国观念。由于特殊的原因，让这个国家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思想被压抑，伊川先生满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这个时候，又离开了中原大地，走上了南国，在病困交加之中，伊川先生仍然选择了对《周易》的思索，在思想文化，文化思想的进步中间，伊川先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他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坚韧不拔地研究《周易》和中国文化传统，写出了《周易传》，至今使我们受惠。所以后人给他评价，叫“润泽斯民”。直到今天，我们在龙门山上，在伊洛河畔，在河洛之间的这片圣地上，重新看到二程思想文化的遗迹。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二程思想的重要境界，尤其是其激流勇退，冷静观察和担当于天下的思想文化，是特殊的奉献和创造。今天，我们看到时代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二程文化的发扬，二程文化的品格被发扬光大。这就是二程兄弟新理学为代表思想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