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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鲁迅:惊人的相似


        《二十四孝图》、《出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除了这一系列的文章,鲁迅还用他的笔驱使一群人物,如迂腐怠惰的孔乙己、应试入魔的陈士成、麻木迷信的祥林嫂、“不孝有三”的阿Q、以及“大哥”、“四叔”、“赵贵翁”等,组成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不遗余力地恶心孔子。因此,称鲁迅为现代反孔先锋,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假如读者像鲁迅那样,“翻开历史一查”,也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那就是“相似”——鲁迅和孔子,其实惊人的相似:
        出身相似。孔子是“圣人之后”、宋国贵族后裔,然而如其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曾在鲁国权臣季氏家里当差,后来凭着学而不厌的劲头,掌握了朝野都倾慕的知识,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大夫之后”;用鲁迅的话说,是“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总而言之是发达。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后来通过国内外求学,掌握了近代中国社会所稀缺的知识,加上原来就有的“秩秩斯干”,再加上“革命也就发生”,当上了教授,如“豆腐西施”所言,“放了道台”。概括起来,他们都“先前阔”,中间身历家道衰落,后来又都“哿矣富人”,用时髦话说,就是“U”形了。
        立志相似。本来,孔子和鲁迅都已用不着冒犯“阔人”,就可以“三个饱一个倒”地过日子,可他们又统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地去“任重道远”。在孔子,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换言之,是当时天下“无道”。这个“无道”,显然是对民众而言的。因为统治者那帮“阔人”,当时其实过得有滋有味,哪里用得着“易”呢?孔子一门心思去“易”,无非是说:你们吃肉好啦,但总得给民众点儿汤喝吧。这样看来,说孔子那套治国方法,“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是鲁迅苛求孔子了。孔子虽然没有达到对“阔人”断喝一声“喝汤去,把肉给民众”的高度,但他毕竟是想为民众谋取点什么。所以,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心要拨乱世返乎正。鲁迅本来在日本学医,因为他看到“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想如法炮制,救国救民,后来看了一场电影,领教了国人的麻木,“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于是弃医从文,指望以此唤醒民众。鲁迅从“游必有方”地学医,“仁以为己任”地弃医从文,“死而后已”地“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切“行状”都中规中矩。至于这“规矩”从何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从业相似。孔子周游列国,竭力推行“仁政”,只因“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他自己又不肯“少贬”,所以四处碰壁,最后只好“归与”,回鲁国教书兼编书。鲁迅曾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因为有几个“学者”告密,说他“不好”,要捕拿他,只得逃回南方教书兼编书。孔子教书,收入不菲,光那“束修”恐怕也挂满了墙。可是,他耳朵还是那么灵,只要鲁国“有政”,他就立马听到,忍不住发一通议论,惹得“阔人”不高兴。以鲁迅的头衔,大洋是不缺的,可他偏不肯禁声,讽刺这个,揭露那个,叫“国民政府”很不自在,三番五次地关照他上黑名单。
        脾气相似。甲、都有那么点傲骨,实际生活中又平易近人。孔子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贡问“今之从政者”怎么样,孔子竟然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类“儒行”,直贯下来,两千多年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没有这根支柱,就没有层出不穷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没有斩杀不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们。鲁迅,“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日常生活中,孔子又“温良恭俭让”,“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有时跟学生开个玩笑,骂骂人,还发几句关于女人的牢骚,如“难养”之类。鲁迅,据唐弢、孙福熙等人回忆,对青年人,其实是“有教无类”、“循循然善诱人”,“实在极其和平”,并非动不动就“跳起脚来骂人”。乙、都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在孔子,从政治到治学到生活,都有一套很高的要求:据他看来,只有尧舜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才尽善尽美;文武周公的“小康”,虽然“郁郁乎文哉”,却“不胜其弊”。治学治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吃饭,席不正不尘,肉不正不食。现实中的人物,他喜欢的不少,却鲜有达到他那“仁”的标准的——“焉得仁?”鲁迅笔下,不用说完人,就是正常人也少得可怜,他们多半带有严重的缺陷(也许,这正是当时的“正常”),连他自己都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丙、他们都“不合时宜”,相当孤独。孔子四处碰壁,“累然如丧家之狗”,有时连他最喜欢的学生也朝他使脸子。鲁迅说,“我在集群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之所以坐不久,无非是因为那帮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所以,他不光是“国民政府”黑名单上的常客,就是那些弄“革命文学”的青年,也受不了他的深刻。由于完美主义倾向和孤独的处境,孔鲁二人都愤世疾俗、轻视群众。孔子就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礼不下庶人”,因为他们都“有鄙心”。鲁迅虽然没这么说,但他“看客”、“希望是在于将来”的论调,显得目前的一群毫无希望。对“阔人”们,鲁迅毫不留情;对被统治者,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怒”甚至超出了“哀”。这样一“怒”,加上“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几十万红军与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等地的大战,很遗憾未能在鲁迅的“文学”里得到充分反映,而那正是时代的主流。他大概觉着,“国民政府”宣称的“匪”们,固然值得同情,但闹来闹去,总逃不出轮回,或者竟是“瓦岗寨”故事的翻版。丁……
        成就和影响相似。他们都没干成多大的“实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学说。
        身后境遇相似。鲁迅说孔子,“死了以后,我认为运气比较的好一点”,“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本人,也曾被圣化,被曲解。
        如此相似的两个人,本应超越时代,“和而不同”,不料后生竟打起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孔夫子虐待祥林嫂了吗?除了“三从”、“难养”一类言语,记得孔子还对鲁哀公说过:“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这似乎有点“惧内有理”的嫌疑。“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捐门槛”这样的事,在孔子那里肯定要挨骂。有一回孔子病了,子路领头搞了些迷信活动,就被孔子骂了一顿。“丘之祷久矣”,孔子是重“人”不讲“神”的。
        是孔夫子压榨闰土了吗?闰土苦得像个木偶人,那主要是官、匪、捐、税的功劳。孔子是坚定主张十分之一税率(这真低)和一年差役“不过三日”的,哪一国政府实行了它,那可就真是“国民政府”了;至于匪,犯上作乱的东西,无论如何,孔子也算不得他们的祖师爷。
        是孔夫子培养出孔乙己这样的人才吗?孔子教学生四样东西:“文、行、忠、信”,没听说教“茴”字的四种写法。宰予白天打个盹,尚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孔乙己又馋又懒,且有三只手的雅好,在孔门恐怕难以立足。再说,三千弟子中,子贡是外交家,子路是武将,子夏是学者,就是被孔子骂作“小人哉”的樊迟,年纪轻轻就当过武士,“执干戈以卫社稷”,哪见过孔乙己这号人物?
        是孔夫子造就了阿Q?阿Q动不动就吹嘘“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孔子则公开坦承“吾少也贱”;阿Q打不过王胡就欺侮小尼姑,似乎不符合孔子“勇者不惧”、“见义勇为”的主张;阿Q偏讳他的疤,那是前秦皇帝苻生的行径,孔子,人家说他“累然如丧家之狗”,他都“欣然”,哪里有什么偏讳;阿Q“革命”是为了“银钱元宝洋纱衫”和“女”,孔子赞赏的汤武革命,似乎是驱除暴君的意思(尽管最后“银钱元宝”和“女”肯定也捞了不少);阿Q嫌吴妈“脚太大”,但缠足本是“宫里”的求媚术,不是孔子指使人干的;阿Q“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倒是孔子真传,然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连一只公鸡,都想多留后代,阿Q一个男人,到了该“有室”的年纪,想“合二姓之好”,有什么罪过?
        是孔夫子调教出“大哥”、“四叔”和“赵贵翁”吗?且不说别的,单就一句“仁者爱人”,这帮家伙全然不类。老莱子娱亲,郭巨埋儿……二十四孝图里的东西,有几样符合孔子“不为已甚”的原则?
        这里,有一条绝对真理,胆子再大的“专家”也不敢否认:孔子在先,鲁迅在后;鲁迅读着孔子的书长大而不是相反。他们两人如此相似,是谁给谁打上了烙印呢?换句话说,是谁在暗中指引着鲁迅的人生道路、叫他如此这般中规中矩呢?不唯鲁迅,那些自命反孔的革命者,许多都是衣食无忧富贵无虑的人,是谁叫他们食不求饱、居不求安、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民请命的呢?是一两个国人吗?如果没有“子曰”培肥的土壤,几个外国人能在石板上种出花来吗?那么,鲁迅先生,您反的是孔子的一部分,还是孔子的全部?是后世贱儒给孔子披上的“外套”,还是孔子本身?您的动机是“仁以为己任”?还是“银钱元宝洋纱衫”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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