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数字传播的学科规范与组织困境——研究生培养方案、本科专业设置实证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11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苗贵松 孙钦荣 苗地 【内容摘要】古典文献作为奠基中华的一类学科，从中国文化软实力竞争高度而言，教育部应将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纳入战略性新兴专业序列。文章在我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大文献”、计算机在古籍中的应用相关研究文献、“数字化”和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金陵科技学院等20多所高校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方案和本科专业设置，提出“二分一联”法。借鉴费孝通先生“五脏六腑”说和汉斯·贝尔廷等人的观点，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古籍数字化学科规范的组织、成果、师资等八方面特征，探索化解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组织困境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古典文献；新媒体；文化产业；数字化；学科建设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项课题“中国文学艺术高等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内容共享的组织社会学研究”（2011HYZX008）阶段成果之一。 引言：网络人口与新文化产业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重要保障。自1998年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定于每年1月和7月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仅2004年以来，就发布了16个报告，网民人口年度分布见表1。 表1 2003年12月-2011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数据整理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而网民年龄分布重心正向中青年偏移，20-39岁网民占54%；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到3.86 亿，使用率79.6%，成为网民第一大应用。[1]新媒体凸显，例如大型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除了以每年1～2亿字的速度继续扩充内容外，更在功能的拓展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所谓新媒体，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有别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实现传播的新型媒体”。[2]当前移动通信运营商、大型门户网站、网络游戏公司等一些非传统出版成员，也开始进军数字出版业。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赵子忠认为，现在的文化产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革命，以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文化产业”概念开始以全新的面貌，对以文艺文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业体系进行改造。大型传统出版业开始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数字媒体发行集团成为出版业最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之一。[3] 古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广义的古籍应该包括甲骨文拓本、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宋以来雕版印刷品，即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和典籍；狭义的古籍不包括甲骨、金文拓本，不包括简牍帛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写本，而是专指唐代自有雕版印刷以来的1911年以前产生的印本和写本。[4]利用数字化手段保护和传播中华古籍，是21世纪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电子传媒时代的必然选择。 一、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之新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其美称为数字时代。 （一）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相关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著《阅读的未来》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下，从未来“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现在作为补充物的电子图书、过去“文献，有用文本的甄别”等切入，就人类掌握语言以来信息技术之文字发明、书的历史、活字印刷和电子传媒四次根本变革，为我们塑造关于文献领域的未来图景：[5]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来说，图书馆看起来就像求知的城堡。硬皮封面里包裹的是大量知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似乎包罗万象。 今天的学生仍然尊重图书馆，但有些校园的阅读室几乎空无一人。现代或后现代的学生在自己的房间里用计算机完成大部分研究工作。对他们而言，知识来源于网络，而不是图书馆。 谷歌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却没有雇佣一名文献学家。严肃的学者必须研究和比较很多早期版本，而不是经过谷歌数字化的复制品，后者的筛选依据很可能与文献学没有任何关联。 搜索引擎一家独大、野心勃勃，电子阅读终端产品高歌猛进，阅读的未来是否意味着印刷书的终结？ （二）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 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6] “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7]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8] （三）古典文献数字化学位论文教材举要 陈诚《论古典文献数字化》（苏州大学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是国内较早对大型古典文献数字化专项研究的学位论文；刘博《基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分析的我国古籍数字化问题与对策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归纳出我国古籍数字化存在着缺乏统筹规划、缺乏统一标准、缺乏沟通协作、缺乏复合型人才等多方面问题；陈国庆《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初编》（兰州大学2008年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阐释了古籍电子录入、电子标点、电子音韵、电子训詁、电子校勘、电子辑佚和电子索引的突破及发展趋势； 崔雷《中文古籍数字化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提出了图书馆联盟将会对古籍数字化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博士学位论文，当属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南京大学2008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论文）。[9]此文主要从古典文献学和古籍整理学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古籍数字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古籍数据库规范的评价标准。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进行大学教学的基本工具。孙钦善撰《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将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成果、理论与现今的经验成果、理论与编撰本人的经验成果相结合，据实切要，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无独有偶，2008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已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基础上评出了289种国家精品教材，由主编张三夕教授约请国内文献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撰稿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入选。该书第一章对20世纪新出现的文献载体“电子”作了专门陈述，第九章亦辟专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四）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回顾与本文选题 自2007年第一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王兆鹏教授对未来古籍数字化智能化检索、自动化统计、多元化对比三大功能的期待）、2009年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尹小林教授关于古籍数字化的使命与前景对发言）成功举办以来，古籍数字化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10]本文不揣浅陋，以研究生培养方案、本科专业设置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古典文献数字传播的学科规范与组织困境问题，囿于所见和水平有限，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本科专业设置 高校的各种教学活动都是在学科中展开的，离开了学科，不可能有人才培养，不可能有科学研究，也不可能有社会服务。从学科专业课程入手，是古籍文献数字传播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一）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11]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划分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12]本文“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高等学校按照专业进行招生和培养。专业是依据确定的培养目标设置于高等学校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基本单位或教育基本组织形式。[13]课程是学科的基本载体与构成专业的基本要素。大学课程是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和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的具体化，与基础教育课程相比，具有明显的专业性、前沿性和更注重方法论的特点。[14]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培养人才的规格。 （二）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近五年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2010年度已达930个，见表2。 表2 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点分布统计表：2005-2010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统计整理 从表2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15]“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3个（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后，再无变化。[16]本科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生命基础。堂堂五千年文明中国，区区9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文化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根基在哪里，文化边疆的开拓与守护之重任是否有足够能力担当? 再看课程设置发展情况。1990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主干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文献要籍解题、中国古代文论等十多门，与其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语言学概论、现代文学、文学概论、文学写作、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马恩文论等主干课程交叉较多，[17]专业区分度不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主要课程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尚囿于文学范畴。 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分古籍修复、文献保护两个方向，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办学，在培养目标上明确提出培养具有扎实的文史知识基础与古典文献整理功底，掌握古籍修复的传统技艺与文献数字化技术，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古籍数字化以及开展数字信息服务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其课程已扩展到古籍整理概论、古籍修复、古籍装帧、书法篆刻、国画技法、古籍数字化、文献数据库设计、文献复制技术、古籍信息系统开发、材料化学、古籍保护、图文设计与制作等交叉课程，接受古籍保护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发和古籍数字化资源的能力，老树新花，特色明显。值得重点高校借鉴。 首都师范大学正在筹建电子文献学专业，但还处在理论探讨阶段，进展并不理想，原因正如赵敏俐教授所言，学科建设既有学科本身的难度，也有体制方面的问题。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充分体现全国各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实力和水平。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8个，见表3。 表3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院校名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整理 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度极高，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古籍整理研究力量乃伯仲之间，而以首都师范大学古籍数字化传播研究与实践成果为翘楚。 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分五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多数高校并未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招生，郑州大学虽无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予权，但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详见表4。 表4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6年版》和《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的通知》学位[2011]8号）统计整理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18]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下面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十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明显缺失时代特色。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四）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除了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专题 “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与美国佩斯大学联合举办的 “数字时代出版产业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亦主办了“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在图书资讯领域的研究也有着密切的合作，[19]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从事古籍数字化的机构和个人则大都缺乏文献学素养，而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还远未达到要求，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专业方向和课程模块等方面的学科建设亟需改革。 1.分层培养 着重基本训练，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刚有一届毕业生，特色鲜明，尤其是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金陵科技学院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注入了新的血液。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同时，加大布点数（招生就业政策社会环境问题另说）。 开放学科门户，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到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许多课程与本科交叉，区分度不足，虽属迫不得已，那硕士生市场在哪里呢？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修订培养方案，增加技术导师。下面是2011年21家培养单位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情况，见表5。 表5 2011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及相关高校网站信息整理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从上表看，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就古籍数字化人才而言，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守正有余，创新不足。[20]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正在制订，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师生需要、产业要求、形势逼人。 2.分型培养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21]、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图书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3.联合培养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学术性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与时俱进，引领社会需求。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传播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籍数字传播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实验室和产学研基地。 三、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特征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曾用“五脏”（指一个学科应包括学会、研究所、学系、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六腑”(指一个学系至少要有六门专业基础课程：概论、史论、研究方法等)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架构，[22]至于成熟学科，有西方学者概括为八个特征，[23]同样对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启发甚大。 （一）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和教师队伍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几大职能，排在首位的便是人才培养。应该说，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研究和教师队伍是十分稳定的。然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整体而言，古籍数字化方面的教学力量还十分薄弱，师资瓶颈问题亟需战略上解决。 （二）建立相应的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 1983年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至1985年，在全国20所高校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机构。1988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为首个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1997年，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1998年，成立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2002年，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3年首都师大成立电子文献研究所，是高校系统第一个古籍数字化的专业研究机构，正在筹办电子文献学本科专业。但是，无论数量还是层次，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远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三）创办若干高质量的专业学术期刊 《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科重要学术期刊，但就数字时代新文化产业而言，还未见一本古籍数字化专业学术期刊，若干高质量的专业学术期刊还有待各界同仁共创。 （四）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和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倒是丰富，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年画资源库”、“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大型数据库系列光盘、大型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国学Ｕ盘智能图书库》、 “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中国古代文学史电子史料库》、等等，都显示了这一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美好前景。学术探索和理论研究是一个学科成熟的保证和基础，但与未来趋势形成反差的是，古籍数字化传播学科人才培养本身目前并没有取得相应成就，因起步较晚，学科领域的经典文献尚缺。 （五）建立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学术组织 与国学公司的挂牌上市、建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新闻出版总署设置科技与数字出版司相比，目前还没有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的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学术组织，对人才培养不利。 （六）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 前文提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师大、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主办了多次古籍数字化专题研讨会，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亦有学术交流活动，这一点做得好。 （七）本学科内部相对稳定的学术规范 诸如共同认可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专业术语、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是一门成熟学科的基础标志。显然，中国古典文献数字传播学科还需建立相对稳定的学术规范。 （八）广泛参与同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了超过200册独一无二的中文作品副本，它们将和51542珍本文集，在2010～2016年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实施的开放获取工程中数字化。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在吉隆坡举办的“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既节省了本校人力和经济资源，又扩大了国际影响和学术交流，也促进了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关系。要请进来，更需走出去。 四、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困境与出路 过去的20世纪，一方面造成了技术昌明，物力丰富；一方面却以失衡的生态在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累累伤痕。[24]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公益事业二类单位，允许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古典文献是奠基中国的学科专业，政府应该全额承担教育经费、减免学杂费、增设奖学金、订单式培养。 （一）学科体系与教育制度的冲突 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菲佛和萨兰基克曾说：“如果想真正了解组织的抉择和行动，就应该更多的关注组织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在位置上的压力与限制因素，而不是将重点放在组织内部的动力机制以及领导人的价值观与信念上”。[25]位置是在关系中体现的，这种关系是不同社会行动者是在博弈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教育部最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列“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传播学二级学科，历史学门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列“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二级学科，工学门下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在管理学门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列“文献学”二级学科；“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则设置了新闻与传播、出版、图书情报。 在学科体系上，古典文献学应有自己内在学理逻辑。而在教育体制中，除了以古典文献学的学理逻辑为基础之外，好要考虑社会对现实的操作需要（招生、规模、就业），以“刻板”专业为依托的人才培养，使得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困难重重。 （二）从多学科、跨学科到超学科 社会协同学认为，“表面上十分不同的系统，在基本的总体特征上，能够以完全相似的方式活动”。[26]古籍数字化跨越文学、历史学、工学、管理学4个学科门，涉及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6个学科类，涵盖古典文献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字媒体、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等10个本科专业，[27]其学科范围之广、交叉数量之多可见一斑。 我国学科专业设置刚性有序、弹性不足，高校自主空间还不大。前文提到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各学科大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交叉学科群，而我们总是把综合类放在最后。 相比控制单一的专业设置，与其削足适履，不如开发丰富的课程。学生有多样的课程选择，可作为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传播人才培养的先期路径。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应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相关部门，共同打造古籍数字化学科。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竞争高度而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更需将古典文献数字传播学科建设纳入战略性新兴特色专业序列。而只有种好高校自身资源整合的“梧桐树”，才能赢得校外优质教学资源的“金凤凰”，因为高校毕竟是办学主体，没有一定的学科建设成果，很难得到主管部门的青睐；而没有体制、政策和学科等操作层面的实质性进展，没有校内的教务、科研、招生等职能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仅仅是古典文献学科内部的“清谈”（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本科专业（或专业方向）不能尽早设置，又不能在研究生培养开发新的学科增长点，未统筹规划“学科公关”，那么就会失去学科发展机遇。[28]因此，建立古典文献数字化传播的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学术组织的“董事会”便刻不容缓。然后，争取古籍数字化学科的“户口”，在一段时期内，仍是同仁的路径选择。 北京奥运会、济南全运会和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为新媒体提供了创意舞台。“数字敦煌”展览中心正在建设，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数字版“走进清明上河图”的探索，让人们体验到信息技术变革开启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新纪元。需要指出的是,计算机技术固然给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也挑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和习惯。[29]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正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所言，“与网络阅读相比，纸质阅读有其独特的优势，对于深层次的研读、知识品味、深度学术思想交流，纸质的媒体仍然是简单便捷、随时刻度、老少皆宜的一种载体，最能够表现、传达细致入微的情感和深刻思想的一种工具。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30]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代文史哲研究生六大能力之一、[31]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1-07-19）[2011-07-24]. 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7/t20110719_22120.html 朱虹.新媒体十论[N].人民日报，2010-07-30（7）. 孟宪钧，陈品高.纸润墨香话古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美〕达恩顿.阅读的未来[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1-03-23）[2011-07-25]．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sy/syzhxw/272715.shtml． 周川.“专业”散论[J].高等教育研究，1992（1）. 徐辉，季诚钧．大学教学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6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M].第10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德)汉斯·贝尔廷 等．艺术史的终结·序言[M]．常宁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汪道涵.东亚文明与世界潮流[M]//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美）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曾健，张一方.社会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注释： [1] CNNIC.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1-07-19）[2011-07-24]. 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7/t20110719_22120.html [2] 朱虹.新媒体十论[N].人民日报，2010-07-30（7）. [3] 2011年7月8日，有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科学院支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中文在线和北京希普思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数博会参展观众超过3万人，达成6项签约，65家企业和个人分获中国数字出版年度影响力人物、示范企业、新锐品牌等奖项，并首次举办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圆桌会议及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发展圆桌会议。 [4] 孟宪钧，陈品高.纸润墨香话古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5] 〔美〕达恩顿.阅读的未来[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3、39. [6]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29-34. [7] 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8] 其中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构建了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倪波主编《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在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的大文献学观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用形体、方法、历史、理论四方面来构筑文献学的框架体系；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尤以“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版本鉴定”、“辨识伪书的方法”等几节最为精到；郭英德、于雪棠编著《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版），是21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文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偏重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 [9] 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整理拓展为大学教学文献，编成《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实践》（航空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版）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在编制古籍电子索引、建立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原文图像复制、汇编古籍电子丛书、古籍标点今译与普及等古籍数字化的开发层次和资源流通等方面均有阐述，而古籍类光盘数字资源简表、古籍电子索引资源简表、古籍书目数据库一览、古籍全文数据库一览、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古籍数字精品列表、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古籍数字精品列表、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古籍数字精品列表、台湾汉珍数位图书公司古籍数字精品列表八个附录成为该书一大亮点。 [10] 参见霍旭东《中国古籍整理学学科建设刍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第1-6页），王继学《考征文献承旧维新——“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111-112页），葛怀东《古籍数字化的学科建设》（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11] (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8-39． [12]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303-30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1-03-23）[2011-07-25]．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sy/syzhxw/272715.shtml． [13] 周川.“专业”散论[J].高等教育研究，1992（1）：83-87. [14] 徐辉，季诚钧．大学教学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94-195．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5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92．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7年版[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67． [17] 关则良，杨日隆，郑永辉．中国高校招生专业大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365． [18] 天津中医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具有专门文献特色，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彰显民族地域特点，山西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厦门大学、聊城大学、烟台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则是综合大学与师范院校的传统。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6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19] 2005年11月，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会员支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黄先蓉，罗紫初主编《数字时代出版产业研究》（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黄先蓉主编《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二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和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于2010年10月在武汉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2009年3月30日至4月1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主办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各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古籍数字化和新文献资料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2009年11月，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2008年7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上，数字时代的图书资讯学的变革与发展成为主题。 [20] 成立于2005年，由王兆鹏教授任主任的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中心，虽未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科，却突显了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特色，尤其是在“古籍数字化”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可担“预流”之誉。 [21] 这里可以借鉴“非医攻博”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模式：为推动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加速中医药现代化步伐，吸收国外医学教育与医学人才培养先进理念，打破长期以来医学教育相对封闭的招生制度，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于从2002年起，在理、工、文、哲、史等五个门类 49 个非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招收攻读中医学硕博连读研究生。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全球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提高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水平，促进学术进步，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培养中医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在中医药行业简称为 “非医攻博”，初衷是为吸引一批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人才，为传统医学作贡献。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前身是南京中医学院“中医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先后研制了系列专家诊疗系统并获科技进步奖及优秀软件奖。 2010年4月，该学院与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药文献研究所合署，信息技术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交叉学科优势正在逐步形成。中医药文献整理与信息化智能化研究、嵌入式系统在中医药物联网中的应用、动画设计与制作及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研究等学术方向正在蓬勃兴起。 [22]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M].第10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78-96. [23] (德)汉斯·贝尔廷等．艺术史的终结·序言[M]．常宁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24] 汪道涵.东亚文明与世界潮流[M]//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 [25] （美）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 [26] 曾健，张一方.社会协同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 [27]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EB/OL]．（2011-05-05）[2011-08-02]．http://www.edu.cn/jyzl_zhzl_8561/20110505/t20110505_610770.shtml [28] 艺术学已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独立门户，而古典文献数字传播设置为一个专业仍需努力。 [29]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1年“第八次全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63.8%的网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1.7%的网民倾向“从网上打印下来阅读”；34.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这其中包括21.4%的网民倾向“网络在线阅读”，10.2%的网民倾向“在手机上阅读”，还有2.8%的网民倾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引自http://www.chuban.cc/ztjj/yddc/2011yd/201104/t20110421_87108.html [30] 〔美〕达恩顿.阅读的未来[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封底. [31] 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强调研究生能力培养：现代汉语表述、古籍阅读（含掌握古代文化常识）、逻辑思维（含选择研究方法）、论文写作、专著架构能力和确定研究方向能力，见周延良主编《文献学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三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6页。 （作者单位：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常州 21300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