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与流传之探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38 国学网 张宗友 参加讨论
摘 要：对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作者等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书目著录的分析、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著录内容的比较，可知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而三十卷本是在十二卷本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际。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考辨，实可上溯到朱彝尊对其作者的质疑。 关键词：《春秋集解》；吕本中；吕祖谦；朱彝尊；纳兰性德 中国《春秋》学，自汉以来即为显学，公羊学、左氏学相继盛行；至唐初《春秋左传正义》统一经义后，汉学一路的发展，遂陷入停滞。宋儒舍传求经，径从经文中发掘微言大义，以解决现实问题，开辟了新的治学路径与学术风尚。在此学术背景中，也不乏荟萃群言、采择精审的集解之作，使宋儒之议论，亦能具坚实的根基。金华吕氏《春秋集解》，即为此类著述代表作之一。 但是，吕氏《春秋集解》的作者，究为吕本中抑或吕祖谦？这一问题，困扰了清儒（如朱彝尊、纳兰性德、四库馆臣等），也引起现当代学者的重视与递相辨析[1]。近来，李解民先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坚实的结论。他考证出《春秋解》、《春秋集解》与《东莱先生吕成公点句春秋经传集解》等，是各自单行的著作；吕氏《春秋集解》，有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不同的本子[2]。这些结论，均坚实可信。但先生认为，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作者均为吕祖谦，这一论断，不能成立。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而非吕祖谦。另外，在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的关系、十二卷本的流传、吕氏《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溯源等方面，也都有值得再予探讨、辨明的余地。以下即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索。 一、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考 笔者认为，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作者当为吕本中（1084－1145），而非吕祖谦（1137－1181）。此由陈振孙、王应麟等人之著录，即可考知。 最先著录吕氏《春秋集解》十二卷的，当推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解题》）。据武秀成先生考证，陈氏所撰解题，“可考的撰写年代，最晚在淳祐五六年间”[3]（1245－1246），与成书于淳祐九年（1249）的赵希弁《读书附志》基本同时（《读书附志》著录了吕氏《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陈氏《解题》后来散佚，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与原貌有异。所幸其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解题，犹保存于元初文献大家马端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马氏书春秋类“《春秋集解》十二卷”条下引： 陈氏曰：吕本中撰。自《三传》而下，集诸家之说，各记其名氏。然不过陆氏及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计崧老、胡文定数家而已。大略如杜谔《会义》，而所择颇精，却无自己议论。[4] 四库馆臣所辑《解题》，“吕本中”误作“吕祖谦”。《永乐大典》在《文献通考》之后成书，可能传抄有误。卢文弨对此曾予辨正[5]。两宋时期，陈振孙藏书最富，被推为“宋世藏书第一家”；他根据自己藏书而撰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是“两宋私家书目中著录图书最为丰富的书目”[6]。陈氏去吕本中不远，当能获见吕氏书，他对《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著录，无疑是可靠的记载。 《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为吕本中所撰，还有一条确凿的证据是南宋文献大家王应麟（1223－1296）对该本的著录。王氏《玉海》卷四十《艺文》春秋类“宋朝春秋传”下，有“吕本中《集解》十二卷”。由其书体例可知，此《集解》当然是指《春秋集解》，“春秋”二字盖承前省略。 此外，陈氏《解题》所列诸家，均在吕本中之前或与其同时，无出其后者。“却无自己议论”，表明十二卷本内并无吕本中的见解（本中撰有专著《春秋解》二卷，与《春秋集解》侧重不同），这是十二卷本《春秋集解》与杜谔《春秋会义》[7]不同的地方，也是该本为吕本中而非吕祖谦所撰的有力证据。设若《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为吕祖谦所撰，那么，作为吕本中之从孙与学术传人[8]，吕祖谦当不会对其伯祖之《春秋》见解视而不见，不予引据。通过对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在著录内容上的比较，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二、《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关系 那么，同以《春秋集解》为名并通行于世，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呢？笔者发现，这两个本子之间，实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从陈氏《解题》之记载及三十卷本之内容来看，三十卷本当是在对十二卷本进行增补的基础上形成的，体例则保持不变（俱为汇集前人见解的集解体）。陈振孙在解题中列出了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唐时已被视作经书，十二卷本亦加采用）。对三十卷本所采各家，时贤已有所论列，但并不完备。为便于比较，兹将《春秋集解》三十卷本所引各家考出，制成下表[9]：
由上表可知，除《三传》外，《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尚有十九种引文题称（即标明引文所自的起首语），去除复重，共引用了十五位经学家的著述（凡2232则）。如将吕祖谦除外，则有十四家（凡2229则）。该本与十二卷本在内容上的不同，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经学著述被采录的学者数不同。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陈振孙列出了《三传》以外的九家，与之相比，三十卷本则多出六家，即何休、杜预、范宁、孔颖达、吕本中和吕祖谦。这六家的著述在三十卷本中被引共达575则，其中引用吕本中之说即超过一百则。吕本中撰有专著《春秋解》二卷，这一百则内容，当采自该书。李解民先生据此认为，《春秋解》一书“将可由此得以部分恢复”，可谓知言。 二是对前代学者经学著述的采录量不同。三十卷本多引了六家著述，但对这六家的引用仅占全部引用数的四分之一强。显然，如果仅仅增入这六家著述，尚不足以解释何以能由十二卷增成三十卷。三十卷本编者的处理方法，可能有以下两种：一是在增入吕本中等人著述的前提下，将十二卷本予以拆分，析成三十卷；二是加大了对十二卷本原有各家著述的采用，同时增入吕本中等人的著述，以扩至三十卷。无论是哪种情况，十二卷本的内容基本为三十卷本所涵包，大致是可以推定的。就此而论，吕本中应被视作三十卷本的著者之一[10]。 要之，三十卷本与十二卷本在采辑诸儒论说方面存在着不同，既可见出该本增益的广度，也为十二卷本撰成于吕本中之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设若二本同为吕祖谦所撰，则体例完全一致的两本同名著作，仅在卷数及容量上存在差异，鲜能同时通行不悖。 三、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之流传 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其时已通行于世。与之同时或稍后的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著录了《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该本但题“东莱先生所著”。崔富章先生推测说，“赵氏当时不能确认为吕祖谦著述，故泛称之，或即原本所题耳”），可见二本曾同时共传。十二卷本至南宋末尚在通行，由陈振孙、王应麟之著录可知。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十二卷本的著录，惟引陈氏《解题》文字，尚不足以证明其时尚存。 其后对吕本中十二卷本之著录，踪迹难觅。崔富章先生曾备举对吕氏《春秋集解》的著录，由元迄明末，均无对《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记载。惟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二有“春秋吕东莱集解一部十五册”等著录。这十五册书当为三十卷本，盖以二卷合为一册，允合情理，而很难将十二卷拆成十五册。对“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的著录，自《宋志》以降，则未尝中辍（赵希弁《读书附志》最先对《春秋集解》三十卷本予以著录，而但称“东莱先生所著”）。 由以上考察推断，吕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际。其时蒙元南侵，兵燹之灾，祸及梨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三十卷本系在吕本中十二卷本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可能不仅涵包了吕本中《春秋解》及其《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全部内容，而且扩大了采录范围，内容更为丰富，因而在士人的研习与传承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清初朱彝尊（1629－1709）通考历代经义，撰成《经义考》三百卷，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其书卷一百八十四立有“吕氏（本中）《春秋集解》”条，从《宋志》著录作十二卷；卷一百八十七又有“吕氏（祖谦）《春秋集解》”条，从《宋志》著录为三十卷[11]。朱氏能明辨《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与三十卷本之不同，颇具卓识；而又于吕本中条下附注“吕祖谦《集解》三十卷”，并于吕祖谦条下按语中，陈述其对该本作者之疑问。朱氏之疑，直接影响到四库馆臣对三十卷本作者的判定。 四、《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溯源 清修《四库全书》，馆臣将《春秋集解》三十卷本的作者定为吕本中，并在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中予以论定。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巨大学术影响，该条提要遂引起学人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注意与辨正。李解民先生至谓该条提要乃“产生错误认识”之“源头”。在对该条提要予以考辨时，李先生还注意到了它和纳兰性德《吕氏春秋集解序》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提要是本于纳兰氏序文的；对提要中采录的朱彝尊按语，李先生考察后指出： （朱氏）按语大致本于纳兰氏《序》，所以最后还是说：“疑世所传三十卷即吕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不合；而陈和父《序》者无存，此学者犹未能释也。”完全沿袭了纳兰氏《序》，采取了存疑的态度。朱氏尽管在按语里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但在书目中，却又作了肯定的选择，记作“吕本中《春秋集解》”，自相矛盾，显得非常随意。 朱彝尊按语与纳兰氏《序》之间的关系，与《春秋集解》作者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的确有详加考辨的必要。但李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与李先生持论相反，纳兰氏《序》实本于朱彝尊的按语。朱氏按语附在《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吕氏（祖谦）《春秋集解》”条下，纳兰氏《序》则见于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题作“《春秋集解原序》”。二者在文本上基本相同。请见下表对比：
两相比较，可知纳兰氏《序》文仅多朱子之语，且引赵希弁之语较全，其他文字则相同，惟行文次序略有不同。李先生判断出二者具有渊源关系，是可信的，惟纳兰氏《序》当本于朱氏按语，而非相反。理由如次： 首先，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有《吕氏春秋集解序》，其文字与上引按语基本相同，而末有“同里徐亭从予学《春秋》，书以示之”之语。由此可知，朱氏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考辨，实出于回答后学疑问之需要。 其次，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经解总序》自陈刊刻缘起云：“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究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12]可知《通志堂经解》之成书，朱彝尊亦与有力焉。朱氏因此能获睹《春秋集解》，亦在情理之中。 再次，《通志堂经解》所收书前，多有署为纳兰性德所撰之序，这些序文均收入纳兰氏《通志堂集》，而《春秋集解序》则不在其中。若此序果出于纳兰氏之手，当无失收之理。 此外，朱氏既有志于通考历代经义而撰《经义考》，则对所寓目之经学著作，必加措意。可以推断的是，为答同里后学之问，朱氏特撮举其要而成文，并收入集中；后来编撰《经义考》，又将此文移作按语之用。纳兰性德刻印《通志堂经解》，则将朱文改成了序文。因此，二者确有渊源关系，而朱氏成文在前，纳兰氏取用在后。 细绎朱氏文字，其实仅据陈氏《解题》（转引自《文献通考》）、赵氏《附志》、《宋志》等著录而致疑，未尝断三十卷本作者即为吕本中。纳兰氏亦仅予取用，未有深论。至四库馆臣编辑《全书》时，始从之而撰提要，并坐实其作者为吕本中。当代学者对《春秋集解》作者问题之递相考辨，实渊源于此。 注释： [1]朱彝尊：《吕氏春秋集解序》，《曝书亭集》（上海涵芬楼影印清原刊本）卷四十二；纳兰性德：《春秋集解原序》，载《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关文瑛：《春秋集解提要》（《通志堂经解提要》之一），载《〈通志堂经解〉研究论集》，林庆彰等编，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页609～610；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58～159。 [2]李解民：《〈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四库全书总目〉辨正札记》，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8～39。 [3]武秀成：《陈振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06。 [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574。其中“计”字当为“许”字之误。解题中所列诸家及其《春秋》学著作，参见下表。根据朱彝尊《经义考》的记载，许翰另有《易传》、《论语解》、《玄解》等著作，均佚。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65～66。 [6]武秀成：《陈振孙评传》，页382。 [7]杜谔，眉州人，皇佑时撰《春秋会义》二十六卷，集《三传》以下诸儒论说凡三十余家，并附以己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朱彝尊《经义考》等均予著录。 [8]由《宋史》诸吕氏传及《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等可知，吕祖谦父吕大器、祖吕弸中，而弸中为吕好问第三子，本中为吕好问长子，则吕祖谦为吕本中之从孙。全祖望谓：“先生（按：指吕本中）再传而为伯恭（按：吕祖谦字），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234。）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认为，吕祖谦之学，本于家学，而受吕本中影响最大。（《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1。） [9]案：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考各家，以年代先后为序排列。《三传》未予统计。 [10]按：三十卷本所增入六家中，何休、杜预、范宁分别为《公羊传》、《左氏传》、《穀梁传》做集解，孔颖达则为《左氏传》做正义，四家之作，自唐以来盛行于世。因此，笔者颇疑十二卷本对此四家亦有引据，一如《三传》然。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三十卷本仅比十二卷本多出吕本中、吕祖谦二氏之说（主要是采录吕本中之说），其主要著作人当属吕本中。因陈氏《解题》未言十二卷本对何、杜、范、孔四家之采用，姑存疑于此。 [11]《宋志》仅载有吕本中《春秋解》二卷，而未载其《春秋集解》。朱氏盖误系所出。又，朱氏判十二卷本为“存”，三十卷本为“未见”，而事实正好相反。可能著录时误倒，未能核出。 [12]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秦松龄（1637－1714）号对岩，朱彝尊号竹垞。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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