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沉船的历史意义与沈万三通番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36 国学网 （日）汪义正 参加讨论
内容摘要：偶尔在网上发现韩国新安沉船的复原图纸，据其造型与规格查证史料，应属明代福船造型的〈双桅海船〉，也就是明代嘉靖年间三申五令强调查禁的那种〈双桅海船〉。沉船位置应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航道的“群山岛”（即朝鲜半岛西南端全州外海）一带。沉船遗物中除了大量精美的陶瓷器及金属制器外，更有八百多万枚（40箱）重达二十八吨的中国铜钱。“民间贸易”规模之大，令人瞠目！一船如此，一个季节下来，何止十倍！又从沉船年代正好与沈万三一代致富的年代相当等等的角度判断，沈万三“通番致富说”的可信性，应当不低，值得重视！至于《明史·马后传》中所提“富民沈秀”的事迹，应解读为“吴中沈氏”两三代人的浮沉历史，并非单指沈万三个人的遭遇！ 关键词：新安沉船；双桅海船；中国铜钱；民间贸易；沈万三；通番说 作者简介：汪义正，1941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台湾大学商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商学研究科。修士课程修了后，到香港的贸易公司工作，十年后自己开贸易公司。1988年在上海投资合资企业〈上海大河针织有限公司〉。2000年退休。2003年开始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2004年8月在汤刚教授的介绍下，首次参加第十一届明史国际研讨会，提出《此倭非彼倭》观点；2004年10月国际徽学研讨会，提出《王直的自明疏是他的自传》；2005年第十一届明史国际研讨会，提出《遣唐使船是日本船学说的臆断问题》；2007年第十二届明史国际研讨会，提出《古代日本是一个移民国家》。本届研讨会提出《新安沉船的历史意义与沈万三通番说》。简单一句话：原来是经商，但对中日关系史抱着浓厚兴趣，退休后开始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 一、前言 韩国新安沉船是一艘元末明前时期，从庆元（今宁波）开往日本博多的，满载着当时中国出口日本货物的民间海上贸易商船，途中可能遇到海上风暴，而沉没在朝鲜半岛西南端新安郡外海的沉船。从打捞出水的沉船遗骸和遗物判断，这艘沉船基本上保存着近七百年前，即十四世纪前叶，元日间民间贸易往来的海上商船的原貌及满载的货物。因此对研究元朝末期明朝初期，东亚民间海上贸易关系，提供了足以弥补那个时代文献史料欠缺问题的宝贵考古史料，为史学界开拓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研究题材。 新安沉船于1975年5月发现后，韩国政府组织了“新安海底遗物发掘调查团”，从1976年到1984年的八年间，进行了十次大规模的探查、发掘、打捞等一系列的出水作业，打捞出了沉船遗骸和大量遗物。之后根据沉船遗骸，进行了复原保存，海船结构图纸的绘制，以及海船原状的复制等等工作；同时还根据打捞出水的大量遗物，出版了[新安海底遗物]专辑。另外，还在沉船海域附近的新安郡木浦市兴建了“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可说不遗余力地为这批天赐的，历史价值难以估计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钜大的贡献。 从遗物中，留存着用墨硛写着“至治三年”的木简判断，新安沉船相关年代的上限，应为公元1323年。发掘后二十多年来，在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等等国际学术界，从各个不同学术角度的调研下，已经取得了累累成果。基于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基本上着重于以宋元时代为主题的遗物研究。现在笔者想改换一个研究方向，把新安沉船定位于元末明前的历史时代基轴上，来解读新安沉船的历史意义，以及其与《明史》上传奇性历史人物沈万三致富通番说的相互关系。因为“新安沉船遗物”提供了当时中日间民间海上贸易的船只，以及贸易商品的种类、规模和对象等等宝贵的客观物证史料，有助于认识当时民间贸易的基本情况。 沈万三是元末明前“富甲天下”的吴中豪绅。但以政治挂帅的明朝正史《明史》仅以简略的、侧面的政治案件描述了沈万三富甲天下的情况，对于他生财致富之道则毫无只字述及，因而增添了后世对沈万三致富原因的一些传奇性推测。目前学术界存在有：垦殖说，分财说以及通番说，或者三者合一说等说法。本文拟就韩国新安沉船的考古史料，为通番说立论，因为新安沉船正好是沈万三“通番”时代的时代见证人。 二、新安沉船的历史意义 （一）新安沉船与双桅海船 1、新安沉船就是〈双桅海船〉 笔者偶尔在网上，发现韩国新安沉船的复原图纸，据其造型与规格查证史料，应属明代嘉靖年间强调查禁的〈双桅海船〉。 根据宁波海外寻珍团考察报告：新安沉船是艘双桅海船，“复原后船总长约34米，船宽最大为11米，载重量约为二百吨。尽管长年被海水侵蚀，大部分的木质船体已腐朽不存，但已变灰起皱的船板，重新拼装后的遗骸，依然显出当年的大船风范！那高昂的船头和宽阔的甲板仿佛依旧能乘风破浪驰聘大海。”这段话多少能带给我们对新安沉船的一些理性的认识。 新安沉船的复原图纸，参照〈附图1〉，是一幅深底双桅海船的图样。整艘船的结构比率，显得稳重、结实而又雄伟。船尾有如高耸的楼阁，三层结构，顶部为一宽敝的平台，上面有一旗杆。船头向上昂起，侧面有一海船龙眼。船头部分有根前倾的首桅，船中央部位屹立着一根高大的主桅（中桅）。船身狭长与船体深度比率相称，分隔成七个两种不同规格的船舱。船尾下方有船舵，船头有船碇。船底有一根粗长的龙骨。从沉船遗物中保存的，用墨跡写有“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的木简判断，新安沉船的沉船年，基本上被认为公元1323年。 在新安沉船发现的前两年，即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也打捞出了一艘南宋沉船。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泉州沉船是一艘方艄高尾尖底的“福船”类型的双桅海船。复原后船总长约34米多、宽最大约9米多、满载吃水约3米、排水量约374吨多。船底有龙骨。船壳用杉木制作，底板为双层结构，船舷为三层结构共厚18厘米。船舱用10～12厘米厚的隔板，隔成十三舱，是一种先进性造船工艺的“水密式隔舱”构造。沉船年代，根据遗物中的铜钱铸造年代推断，应为1274年前后。 新安沉船与泉州湾沉船的沉船年代，相隔仅约五十年左右，又其造型规格基本上也类似，可见此类型的〈双桅海船〉，是当时宋元时代远洋航海基本类型的海船。 2、史书上双桅海船的基本造型 在浩瀚的史籍中，关系双桅海船的史料且很少！宋元史籍中根本找不到！明代可能由于民间对外贸易的发达，以及“倭寇问题”的特殊存在，到明朝末年，相继于1617年出现了张燮〈1574～1640〉的《东西洋考》，于1621出现了茅元仪（1594～1640）的《武备志》。 《东西洋考》全书共12卷：记载当时东西洋四十个国家（即今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物产和贸易情况；记载当时赴两样国家的水程、二洋针路、海洋气象、潮汐，以及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的航海活动、造船业和海船人员的组织等等情况，是一部综述当时中国〈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情况的通商志。《武备志》共240卷，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佔度载等五部分。选录了从西周以至元、明各代的各种相关武备史料，还录有《郑和航海图》堪称为中国古代军事百科全书。其中《军资乘》共55卷。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配制火药、造用火器、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等事项，并收录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及各种兵器达六百种图样，可说是古代军用物质大全。 关于双桅海船，《武备志·兵船》中的〈福船〉条写着： “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宽；其首仰而口张；其尾高耸，设楼三重于上；其旁皆护板，护以茅竹，坚立如垣；其帆二道”。 这段话简单扼要地概述了，福船类型〈双桅海船〉的基本造型概念。至于双桅海船的基本规格，《东西洋考》中，有下述记载： “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七八丈。” 古代造船业可能有：先定船宽，再定船长的专业习惯，所以才先提“广”再提“长”。上述规格如以1丈＝10尺＝3．03公尺换算，根据上述《东西洋考》的大船规格，设定：“广三丈六尺，长十一丈”时，换算出来的规格则为：最大船宽为10.9米，船总长为33.33米。这规格与新安沉船及泉州湾沉船的复原规格，不谋而合！这个巧合或可将这个规格，视为〈双桅海船〉的基本造型规格！可能在当时，这一类型海船的造船工艺，已经达到了高水平的成熟度。 笔者潜心研究明代嘉靖倭寇历史多年，对嘉靖年间三申五令，强调查禁的〈双桅海船〉特别关心，但仅能从史料上得到一些感性上的概念。这次看到新安沉船的复原〈图纸〉，因为是一艘名副其实的〈双桅海船〉原貌，使得笔者能从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又因《东西洋考》上相关的海船规格，是张燮采访当时舟师的资料，《武备志·兵船》的福船造型，则是茅元仪考察当时即明代，福建海船造型的结果。因此可看出：南宋时代的泉州湾沉船，与元末时代的新安沉船的造型规格，基本上与明代的双桅海船相一致！已成为〈双桅海船〉的基本造型规格。因此新安沉船的最重要历史意义，无疑的是提供了中国古代〈双桅海船〉的原貌，嘉靖年间要求查禁的〈双桅海船〉，就是类似新安沉船的〈双桅海船〉。 笔者也把新安沉船的〈图纸〉，与收蔵在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的，十八世纪的《唐船之图》，作过比较。发现《唐船之图》与“新安沉船”的造型与规格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可说：新安沉船类型的〈双桅海船〉，是传承宋元明清六七百年的典型民间贸易海船。只可惜由于从明朝嘉靖年代的严格查禁，以及那以后，直到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等等中国政府的海禁指导思想，使得〈双桅海船〉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不得不走上“自生自灭”的《唐船哀史》的末路！ （二）古代东亚航路与新安沉船 1、古代东亚航路的形成 （1）古代东亚航路的演进 笔者籍借《现代地图》、《亚洲大陆外围岛弧与海流分布图》、《南宋舆地图》、《古今郡国四夷述》、《筹海图编》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等史料，梳理古代东亚航路的形成过程。了解到古代东亚海上航路是随历史时代的演进，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 隋唐以前，亦即七世纪以前，因日本尚未形成为统一国家，交流尚未频繁，东亚航道主要通朝鲜半岛，必要时再从朝鲜半岛延伸到日本海岛。当时沟通朝鲜半岛的通道有二：一为陆路的“营州入安东道”，二为海路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隋唐时代，跟日本直接交流关系日趋频繁，由于上述两条通道都必须借道朝鲜半岛，以至容易受到朝鲜半岛上政局变化的影响，因此另外开拓一条从福州到琉球，再由琉球到日本的海上新航道。这条航路可称为“福州琉球日本航路”。由于即使到了隋唐时代，因尚未能运用指南针航海，仅能凭舟师的航海经验，观“山形潮候”以航海。因而当时尚无法横渡东海大洋，还只能顺沿岛屿而航海。宋元以后，由于“双桅海船”的诞生，与“指南针”的运用，于是才出现了两条横渡大洋（东海）的新航路。一条是从庆元（今宁波）入大洋通朝鲜的“海道舟舡路”，另一条是从庆元横渡大洋赴日本的“大洋路”。古代东亚海上航路网，到宋元时代也就基本上完成。明代以后，基本上沿袭着宋元时代的航路网络。 （2）古代制约东亚航路的自然规律 笔者从日本文献中，摘录了一份《日本近海海流图》[1]，为了配合本论文的内容需要，改称《亚洲大陆外围岛弧与海流分布图》，参照[附图3]。 从图上可看出，如果以北纬30°线为横轴时，则日本九州的位置，隔着东海正好处于长江口的正东方；朝鲜半岛隔着东海，处于东北方；台湾则处于东海的西南方。九州跟台湾之间，围绕着东海，散布着一条链状的琉球群岛的岛弧。这个地理条件，使得中国沿海的东海、黄海、渤海，成为亚洲大陆沿岸与外围岛弧间的“内海”。 亚洲大陆外围主要有两股海流：一股是沿亚洲沿岸从北向南的寒流;一股是循大陆外围岛弧从南向北的暖流，又称黑潮。从北向南的寒流，是从库页岛西侧沿大陆沿岸南下，经朝鲜半岛东侧，过朝鲜海峡后，折返半岛西侧向北迴流，进渤海湾后再迴折南下，过山东半岛后，沿山东、江苏、浙江各省沿岸南下。这段海流称之为“西朝鲜海流”。从南向北的暖流，则从赤道经菲律宾群岛，台湾岛两侧北上，抵达日本九州岛南方海面后，岔开成两道：一道沿日本四国、本州东侧的太平洋沿岸向东北方向流；另一道则转向九州岛西侧，过对马海峡，沿本州西侧继续北上。在黑潮里侧与西朝鲜海流间，又形成一股跟黑潮同向，由南向北的支流，称之为“东海海流”，流向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因受这种亚洲大陆外围岛弧地形与海流的影响，在东海、黄海、渤海一带形成了一个“逆转循环回流”的复杂海流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基本上制约了古代东亚的海上航道。了解这自然规律，再加上季风的季节性因素后，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唐代的鉴真和尚会被漂流到海南岛的原因！以及新安沉船为什么会沉在朝鲜半岛的西南端海域！ （3）古代东亚航路的概况 甲、隋唐以前通朝鲜日本的航路 公元前二三世纪的秦汉时代，今天的越南〈古称交趾或安南〉、朝鲜先后归拼到秦汉皇朝的统辖版图内，因此自古彼此交通频繁。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任德宗（780-805年）宰相时，受命绘制全国地图，于公元801年绘成《海内华夷图》，并撰《古今郡国四夷述》作为该图集的内容说明。贾耽在这两部地理志中，总结出了隋唐以前，中国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有“七道”。志上说： “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其入四夷之路，欲观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西安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这“七道”中的前两道，就是从上古时代，直到隋唐时代，中原交通朝鲜半岛、渤海国以及日本海岛的陆路与海路的主要通道。 〈营州入安东道〉是陆路通道。营州即今辽宁朝阳一带，南北朝末期北魏置“营州”统辖今辽宁境内一带。安东位于鸭绿江口，从安东府东南可至朝鲜平壤城;往东北可至当时渤海国的王城。因此〈营州入安东道〉是古代中原通朝鲜半岛各国的陆路要冲。从平壤继续南行，到朝鲜半岛东南端后，即可渡海到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今福冈〉。 至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则为海路通道。登州古代是山东半岛上重要行政区，建制始于唐初，位置相当于现在的蓬莱一带。登州地处山东半岛北岸的突出位置，遥对辽东半岛尖端的铁山（今旅顺），相距仅百多公里。登州外海散布着庙岛群岛，而庙岛群岛与铁山间则为渤海海峡，宽仅为五十多公里。这也是古代海行的良好自然条件。从铁山一带到鸭绿江口丹东的外海，也不过三百公里左右。继续南下，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则为：平壤外海、开城外海、广州外海（今首尔外海）、全州外海、光州外海（半岛西南端）。这是沿半岛从北而南的航路。如赴日本海岛时，则尚须折向半岛东南端，渡海过对马岛、壱歧岛、就到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将此〈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倒过来走，就是隋唐以前日本同中国的海上通道。 〈营州入安东道〉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也是汉武帝时期及隋唐时期，对朝鲜半岛用兵的陆路与海路两条重要通道。[2] 乙、隋唐时代的东亚航路 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是由于长期而大量的大陆移民（日本称“渡来人”），所造成的结果。隋唐时代，日本才由部落联合政体，形成为统一国家的形态。古代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带，历经了秦汉大一统前的春秋战国，及东汉皇朝衰微以后的魏晋南北朝等，两次长期大动乱。由于这两次的历史动乱，逼使中原民族，长期而大量地向周边四夷地区迁陡移民。日本海岛本来是个人口稀少的东海海中孤岛，也就在这历史条件下，历经了千年的“大陆移民”后，终于到隋唐之际，崛起为东亚海岛上的新兴国家。[3]因此“日本也可说是渡来人所创建的国家”。 与日本国家崛起的同时，隋唐的政治势力也扩展到东海中的“琉求国”。“琉求”之名，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是中国正史《隋书》中的〈琉求传〉，相当于公元七世纪初。根据成书于1650年的琉球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这就是说，中国隋朝时（581-617）该国始名之为“琉虬”。“虬”“求”同音，意为“无角之龙”。因琉球群岛像一串岛弧链，环绕在东海外围，形同漂浮于海上的“虬龙”。故古人把它称为“琉虬”，实在非常形象！ 话说回来，也就是说在隋朝，即已开通了〈琉球航路〉。唐朝在隋朝的琉球航路基础上，延伸成〈琉球日本航路〉。古代说“琉球”有两个涵义：小琉球指台湾岛，大琉球指琉球群岛。因此〈琉球日本航路〉是指从福建（福州）经台湾岛（北部外海），到琉球那霸后，在延伸北上到日本国土的航路。这样贯通了琉球日本航路后，再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衔接，这就完成了古代东亚大陆环绕整个东海、黄海的海上航运图。[4] 这一航路的开辟，使得孤立在东海上的日本，能积极而主动地与盛唐中国直接交流，避免因半岛政局不稳而被阻扰的影响。这一新航路，在唐代对中日间的官方交流的“遣唐使”，以及民间的贸易往来，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关于这条〈琉球日本航路〉，成书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明代海防志《筹海图编》有着详细的记述。 《筹海图编》卷二记载着两条东渡日本的海道针路：一条是直接横渡东海的“间道”，即〈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另一条是“历代以来及本朝国初中国使臣入番之故道”的〈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前者是唐代以后，即宋代时期才开拓出来的〈大洋路〉，下一节再介绍。现先根据《筹海图编》的记述，扼要地介绍〈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如下： 从福州外港梅花开船，向东南取小琉球（即台湾）方向，套北过鸡笼屿（基隆屿）、彭嘉山后向东取“钓鱼屿”赤坎屿方向，再到古米山，然后抵达大琉球，在那霸泊船。以上为〈福州琉球针路〉。〈琉球日本针路〉如下：船出那霸后，顺南风沿群岛弧北上，过琉黄山、野顾山（屋久岛）、旦午山（种子岛）后抵亚甫山。亚甫山平港口，其水望东流甚急（即九州南面黑潮流向）。船出甫山后，取东北方向沿亚慈理美妙，抵乌佳眉山后，转北，然后进兵裤山港（今神户），抵兵裤港后循本港再入日本国都。这条航路实际航行时间约要141更。古代舟师记海道不以里计，均以更计。一昼夜分十更，因此实际航海时间约要半个月以上。 又根据考古研究，在亚洲大陆外围的彭湖、淡水八里乡、基隆和平岛、石垣岛、琉球岛、庵美岛等等弧岛链的海岛上，先后都出土了唐代的〈开元通宝〉。这些铜钱也默默地佐证了《筹海图编》上〈福建使往日本针路〉的历史性。另外日本史料《继日本纪》上有一段重修南岛〈海程牌〉的记述。该碑文内容用汉字写着：“每牌显著岛名，并泊船处，有水处，及去就国行程，遥见岛名，令漂着之船知所归向。”这段记述明白的点出：往来的船只都是中国船。 丙、宋元时代的东亚航路 宋代以后，亦即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航海事业有着飞跃性的发展。造船技术由平底的内河型及沿岸型，发展成尖底的远洋型海船。航海技术由于罗盘针的成熟应用，使得舟师能在苍茫大海中，“凭其所向，荡舟以行”。那么促进飞跃的原因何在？据笔者研究认为主要是在：五代十国的近百年间，中原政权衰微，无力统辖东南沿海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致使吴越、闽、南汉等等沿海割据政权，得以推动〈放任性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在这基础上才出现了宋元时代的飞跃。因为历史是循序渐进连续性的发展，而非脱变性的变异。 日本京都东福寺塔头栗棘庵珍藏着一幅南宋时代的拓印《舆地图》[5]。该图显示：中国居中，大陆的东面标有“东海”，日本位于长江口的正东方海上，与大陆之间标有〈大洋路〉三个字。在日本的正北方突出着〈高丽〉，长江口与高丽间的海面，标着〈海道舟舡路〉。 这幅南宋《舆地图》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首先是古代中国地理专家定位的正确性。这幅地图测定的日本方位，与前述《亚洲大陆外围岛弧与海流分布图》的方位完全一致。实在不同凡响！其次是宋代开始，开拓出了横渡东海大洋，直航日本与高丽的航路。航路名称，前者强调“大洋”，后者强调“海道”，显示出与过去沿循岛屿周边的传统航路在本质上的差异。 那么这两条航路的具体“针路”情况怎样？ 〈大洋路〉的针路就是《筹海图编》上，称之为“间道”的〈太仓使往日本针路〉。从江苏太仓开航，经吴淞过宝山、南汇出海后，南下到舟山群岛双屿港（即六横岛）南方洋面，取“九山”（即韭山列岛）方向，然后向东过洋二十七更可到日本港口。若从乌沙门开洋起算则七日即到日本。这段话中的“向东过洋二十七更”，是指横渡东海大洋的实际航海时间。又因《筹海图编》是明代的著作，故针路从太仓开航。宋代时期的针路应从“庆元”开航，因此能更快过洋。 至于〈海道舟舡路〉的针路，则基本上应与公元1124年（宣和六年），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针路相同。针路如下：明州〈今宁波〉—招宝山（定海）—沈家门—梅岭（梅山）—蓬莱山（昌国境）—半洋焦（九山）—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黑潮）—群山岛（光州外海）—马岛（全州外海）—紫燕岛（广州外海）—礼成港（开京城）。这条针路，徐兢使节团的“二神舟、六客舟”编制的大舰队，往程顺流共用二十六天，返程逆流共费四十天功夫。 经过上述的梳理后，可见古代东亚海上航路，是随着航海技术的时代演进，而循序渐进地完成。隋唐以前，主要凭籍〈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海岛。随唐时代开通了〈福建琉球日本航路〉，贯通了亚洲大陆与外围岛弧间的环状航路。进入宋代，开拓了横贯与纵贯东海的〈大洋路〉与〈海道舟舡路〉，完成了古代东亚航路网。这个航路网的形成，是受自然规律约制的，但是日本宋史专家森克已，为了标新立异，且把宋代的〈大洋路〉与〈海道舟舡路〉，套到那三百年前的唐代遣唐航路上。并且成为日本《国史大辞典》的权威之说！ 这也是日本学者倾向“以论代史”之弊。 ２、新安沉船的位置 了解了宋代东亚航路情况，然后再注意一下海流图，就容易了解新安沉船的位置，就在〈海道舟舡路〉上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针路上的群山岛（光州外海）一带。可能当时海船航行到那里时，突然遭遇到海上不测的风暴或其他意外而沉没。宋代时期，日本对外贸易港就开设在博多（今福冈），按照海流的自然规律，海船有必要先向朝鲜半岛西南端的方向前进，然后再拐往日本博多的方向。 一般正常情况下，海商出航基本上都由三四艘海船组成海商队，而非单艘出航。因此可能当时同时出海的海商队中，一艘不幸遭难沉船，其他海船则幸运脱险，安全抵达目的地，也有可能！但也因这艘不幸的沉船，给后世留下了比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更为宝贵的“历史”。 （三）古代对日民间贸易 1、遣隋使遣唐使与民间贸易 官方交流具有引导性的带头作用，但因受制于为政者的意识形态，而易流于间歇性；民间交流基于利害趋向，只要利之所趋，就会趋之若鹜，不会间断。日本是隋唐时期，亦即六世纪末，才建国的大陆移民国家。[6]当时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看，本身尚无法自成体系，为了不被边缘化，对当时隋唐盛世中国的学习交流是日本的举国大业。 在短暂不到三十年的隋朝时期，日本官方就派遣四次“遣隋使”。进入唐朝时代，随着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的繁盛，驱使日本更加积极派遣朝臣、留学生、留学僧等大型“遣唐使”团赴大唐学习，引进唐朝中国的先进政治、经济与文化。据日本学者研究，从公元630年至894年，二百六十多年间官方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但因各种原因，实际入唐的次数可能只有十二次，平均二十多年才成行一次。遣唐使最后于公元895年废止，废止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经过近三百年的学习仿效，基本上已建立起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其二为，民间贸易的兴起，取代了官方朝贡使节团的派遣。 关于古代中日民间交流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推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著的《日华文化交流史》。他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三代实录》等等民间史料，汇编了遣唐使废止后，自公元839年至唐亡年代的907年间的《日唐往来船舶一览表》。约在那七十年间，有记录可寻的船舶往来，就达37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远胜于官方交流的次数。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除了官方的国际礼仪的“回赐”外，还允许使节团与民间进行“互市”。当时日本使节团喜好的东西，除了丝绸制品外，都是贵族阶层喜好的文书宝物、信物香药以及其他名贵的唐物等等。支付手段基本上用黄金，或其他中国人喜爱的日本名贵方物。至于民间贸易往来的商品与支付手段，基本上也与官方交易类似。当时民间贸易的盛况，可从下述一段日本官方禁令看出。当时为了禁止特权阶级抢购民间贸易商品，延喜三年（903年）太政官符揭示：〈应禁遏诸使越关私买唐物事〉，内容如下： “右左大臣（藤时平）宣、頃年如闻唐人商舶来着之时，诸院诸官诸王臣家等，官使未到之前，遣使争买，又墩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直贸易，因茲货物价值定准不平，是则关司不慥勘过，府史简略检察之所致也，云云。”[7] 这段话有两个启示：其一、尽管对日贸易海上风险大，但一本万利，从事民间贸易的“唐人商舶”从不间断；其二、民间贸易是当时日本社会文明开化的催化剂。隋唐之际崛起的日本国家，在短暂的岁月里，能快速地融入“汉字文化圈”里，除了二十年一度的官方遣唐使团外，从不间断的“唐人商舶”更是功不可没。 2、宋元时代对日贸易与铜钱 （1）五代十国海上贸易的发展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发达的时代。发达的历史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应归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放任贸易政策〉。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唐朝与宋朝间，仅六七十年的〈小南北朝〉。公元907年，节度使朱全忠（朱温）灭唐称帝，都开封，国号梁，史称后梁。后梁仅二世十六年即灭其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四朝，忽起忽灭从唐亡至宋兴的五十三年间，历经五个朝代，故史称“五代”。五代的势力范围仅及于中原地区，南方的地方势力也乘中原大乱，而割据称雄，主要有：前蜀、后蜀、楚、荆南、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北汉等“十国”，故史称“五代十国”。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海上交通发达。秦汉时代统一南越国后，更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网。到了唐代，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海上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盛况。因此唐高宗时期，就在广州创设“市舶使”，统管海路邦交贸易。 五代十国是中央的军阀势力与南方沿海的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时代。北部中原政权自身兵戎相见，无暇他顾；南方地方势力，各自为政，摆脱中央控制，极力发展自身的经济产业，以巩固地方统治政权。所谓： “军国之费，务在丰财，关市之征，资于行旅，所宜优假，俾遂通流”[8] 也就是说，正当中原动乱时期，沿海地方政权，能充分地执行《放任贸易政策》，这是为后继的宋元时代，奠定下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础。 五代十国在对外贸易上，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为通商口岸的增加；其二为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加；其三为半官半民的放任贸易政策。首先，最为明显的就是通商口岸的增加。唐代主要以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到五代十国时代，则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莱州等等沿海及内河口岸。其中闽国的泉州与吴越国的明州[9]，更成为后世宋元时代闻名于世的对外通商口岸。其次，唐代大宗的出口产品，无疑的就是丝绸产品，但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则增加了茶叶、陶瓷器制品、铜铁制品等等新产品。茶叶的产地，主要在中国的南方。五代十国时期，饮茶的风习从社会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叶产量也因而大增。唐代的“绢马贸易”，后来也发展成“茶马贸易”。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繁盛时期由于陶瓷器、铜铁制品笨重易碎，不宜用驼商队长途搬运，因而出口有限。五代十国时期，主要通过海上贸易，运输量大而安全，因此一跃而成为与丝绸产品比肩的大宗出口产品。其三，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官府参预贸易经营的“半官半民”的〈放任贸易政策〉。形成一种“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10]的社会风尚。参预者都是一些与掌握军政大权有关的皇家亲贵、朝臣官员、地方豪绅等等特权阶级人物。这种半官半民的放任贸易政策，一直延伸到宋元时代，甚至明代。 总之，五代十国处于中原政治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反而促进了沿海地方政权，加快发展海上贸易，为宋代开拓了崭新的对外贸易形势。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的通商口岸的增加，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以及半官半民放任贸易政策的民间贸易形式等等新生事物，也为中国历史开创了新纪元。其中“半官半民”的放任性民间贸易形势，到了明代，即使明朝当局厉行官方“朝贡贸易”，但民间贸易上依旧温存着那种社会风尚，因此才会导致，嘉靖时期的“双屿港事件”。这也是朱纨愤概之言：“去外国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症结所在。因此，笔者认为明代“嘉靖倭寇”的历史基因，应追溯到那五百年前，五代十国半官半民的〈放任贸易政策〉。因为已因循五百年左右的社会习性，难于一朝一夕加以改革。[11] （2）特殊朝代的宋代经济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朝代，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建立了正统政权；其二是推行了中国史上罕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后，接着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手段，解除了藩镇割据势力，统一了唐末以来百年以上分裂的中国。树立了具有宋朝特色的“不打仗或少打仗”的，〈妥协苟安〉的立国精神。在经济政策上，继承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放任政策〉推行“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这种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使得两宋时代的经济社会达到了全面性的大发展。 宋代大兴水利，大力垦荒，改良农具，使得农业起了根本性的发展。在传统的稻米生产外，更有棉花、茶叶，桑蚕、竹麻、甘蔗、水果等等农业经济作物的大量产出。矿业方面，包刮金、银、铜、铁、铅、锡、煤等等的矿产量，也随着冶金技术的改良，而使产出量大为提高。手工业的陶瓷制品，随着官窑、民窑的全国普及，而空前发达。纺织业随着棉、丝、麻、毛等各种原材料的增产及印染业的发达，而使产品更为丰富多彩。其中尤以广东、广西的棉纺织业，与两浙川蜀的丝织业、闻名于世。官方在丝织业发达地区，都设有官办丝织作坊的“织锦院”。文化出版业随着造纸业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官刻的监本与民刻的坊本空前兴盛。 在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下，宋代的科技水平也臻至史上高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等等先端科技，就在两宋时代完善并普及,更进而传播到外国。活字印刷促进了宋代出版业的空前兴盛；火药的应用，使南宋守将王坚，于1259年四川钓鱼山之役，用飞石（石炮）击毙了蒙古大汗蒙哥；指南针的航海导航，使得中国〈双桅海船〉雄飞于东亚海上。 对外交通方面，由于北部受辽、金、元的压境，西北的驼商丝绸之路，受西夏的阻塞，对外贸易全凭沿海的海上交通。但这反而造就了宋代造船业、航海业与沿海通商口岸发展的内因。关于造船的水平，报据北宋徐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2]的记述，就能了解一般。该文献〈卷三十四〉“海道一”介绍了出使代表团的船队编制为：二神舟，六客舟。客舟是征用民间现成规格的〈双桅海船〉改装，神舟是订制的旗舰。神舟的大小为客舟的三倍大。“客舟”条下称： 船的规格为：“其长十余丈〈约33米〉、深三丈〈约9.1米〉、阔二丈五尺〈约7.6米〉，可载两千斛粟”。 又船的形状：“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 又船的樯桅：“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即“双桅海船”〉 这段文字，明白地指出北宋时代海船的基本类型，也跟新安沉船的〈双桅海船〉大同小异。至于航路，就如前节所述，在指南针的导航下，开拓了横渡东海的〈大洋路〉和〈海道舟舡路〉。关于通商口岸的增加，其中著名于世，除了广东的广州之外，更有福建的泉州与浙江的明州。泉州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南宋晚期，更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明州则是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徐競出使高丽的起航港，以及元明时代交通日本的重要口岸。 宋代在中国史上是个特殊的朝代，史学界一般总认为：宋朝是一个挨打的皇朝！但是宋朝的经济且又那么发达！科技文明水平又那么高！帝祚又那么长！所以不得不说宋朝是个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朝代”！ （3）宋代铜钱出口与日本 两宋时代（960-1279）相当于日本的平安时代中期到镰仓时代中期，经过隋唐以来，三百多年积极学习仿效汉文化的日本社会，基本上融进了〈汉字文化圈〉，成为一个重要成员。[13]因此尽管唐末以后日本官方遣唐使的中断，民间贸易往来，且从未间断。即使进入五代十国中原动乱时期，“吴越商舶”仍然活跃于中日之间。那段时期，也正好是日本社会进入所谓“国风文化”阶段，对引进大汉文化，进行消化吸收的阶段。由于没有官方交流，正史的相关记载也不多，主要都是民间贸易关系。 根据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的记述，北宋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主要以文化为主。往来商客有吴越商客、宋商、台州商客、福州商客、明州商客、泉州商客等等，交往是频繁度令他感到“意外”！当时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日本僧人，也都借助于这些商客的商舶入宋或归朝。在那段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宋太宗（976-997）时期，入宋僧人周然献上的日本正史《日本书纪》原版的《王年代记》。[14]《宋史·日本传》基本上就是根据这本《王年代纪》编写而成。 南宋初期（十二世纪后半叶），负责主持日本政务的平请盛，尽管中日间仍然还没恢复官方交流，但且积极奖励“日宋贸易”。除了输入贵族喜好的中国陶瓷制品外，也开始大量进口“宋钱”。这个转变一直延伸到元朝末年。新安沉船遗物中的大量精美陶瓷器，以及二十八吨重的中国“铜钱”就是雄辩的证物。 南宋以后，为什么日本开始长期大量进口中国铜钱？根据笔者观点，其因有二：其一为日本社会货币经济的浸透与发展，其二为熔化铜钱铸造佛像。在这两个原因中，尤以后者“熔铸佛像”为重要。首先日本社会货币经济的浸透与发展的问题，也是日本史学界一般的的共识。认为十三世纪前叶，即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税收的年贡中的“布纳”部分，开始可用“钱纳”代替；后半叶，年贡中的“米纳”部分，也可以用“钱纳”代替。十四世纪以后，所有的年贡，全部可用“钱纳”代替。日本史学界据此推论；由于这种货币经济的浸透与扩展，导致日本社会对中国铜钱的需要。但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有，他们认为：上述的现象仅限于城市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直到十七世纪的江户时代，仍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单纯的“货币经济浸透说”，尚无法充分说明问题。第二个原因是笔者自己的观点，也就是熔铸佛像才是古代日本大量进口中国铜钱的主要原因。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于铸造各种金属器具。日本没有锡矿，因此日本古代没有青铜器文明。据日本学者研究称，古代日本于公元708年，也仿效唐朝试铸过〈和铜开珎〉的铜钱，那以后也于平安时代中期，试铸过十二种铜钱〈皇朝十二钱〉，但基本上由于欠缺锡金属与技术不过关等问题而告失败。因此古代日本没有铜钱货币。进入宋代以后，由于日本社会的迫切需要，就直接大量进口宋钱。由于宋代中国的采矿、冶金技术发达，铸制铜钱的数量多、质量高、成本低。日本黄金、珍珠、价值低于宋钱，因此可用黄金、珍珠换宋钱。 据日本史籍记载，在公元1180年的“南都烧讨”兵灾中，烧毁了兴福寺与东大寺的伽蓝。东大寺大佛（即奈良大佛）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重建时在宋朝的移民铸工陈和卿的指导下，才完成奈良大佛的重修。几年前，笔者阅览过一本介绍〈镰仓大佛〉的著作，书中介绍了镰仓大佛铜身的铜、锡、铅的合金成份，与宋钱的成份完全一致，因此该著者也主张镰仓大佛的原材料是熔铸宋钱而来。镰仓大佛（高德院）的创建年代，没有直接的历史文献，只是根据《吾妻镜》间接的记述，推定为公元1238年开建，当初为木造大佛，后来于1252年改造成铜制大佛。现大佛铜身高约为11米，含台座高为13.35米，重量约为121吨。是尊〈宋风〉的佛像造型。从时代从原材料看，镰仓大佛跟宋钱的关系基本上分不开！ 宋代时期的日本，正当日本藤原时代的全盛期，也就是日本古代贵族社会的全盛期。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着一种〈末法思想〉，简单得说是一种佛教的〈世纪末日〉论。为着祈求来世极乐往生，以致社会上盛行着，建阿弥陀堂，造阿弥陀如来像。这种社会风气弥漫着日本全国，单就白河上皇（1072-1086）年间，画佛像5470体，建造丈六佛像132体，其他佛像6000体。[15]当然其中有些是铜身佛像，有些是木雕佛像。如果是铜身佛像时，其原材料无非就是“宋钱”。 宋代是个货币经济发达的朝代，其货币〈铜钱〉生产量与流通量远胜过唐代。唐代的绢帛还当货币使用，宋代的绢帛已不再当货币使用。宋代通行的货币，有铜钱与白银。北宋时期，铜钱年平均生产量约在二三百万贯，但在北宋神宗（1067-1100）元丰元年（1078年），创了年产506万贯的最高纪录。[16]宋代是贸易立国的朝代，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出口商品除茶叶、丝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大宗产品外，“铜钱”也成为一种商品，深受外国所珍爱。有所谓： “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17] 据研究两宋的三百多年间，铜钱的铸制几达数亿贯，加上前朝的铜钱，都可上市流通，尽管如此，全国市面仍然闹“钱荒”。这个问题，当时的宋人把它归纳出三个要因：一为官库和私人的窖藏，二为将铜钱熔铸铜器，三为出口。北宋大臣张方平在《论钱禁铜法事》[18]中指出：“海舶饱载（铜钱）而回”的问题；南宋大臣包恢在《禁铜钱申省状》[19]中也指出：“以高大深广之船（即双桅海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从当时的东亚周边情况看，铜钱大量出口的去处，无非就是日本。据当时相关文献记载说：日本独衷铜钱到“所酷好者，铜钱而止”的地步。收购铜钱的口岸，除了设有市舶司的明州外，即使不设市舶司的温州、台州等地，也是有“高大深广，人以百计”的〈双桅海船〉出没，以至在南宋理宗（1225-1264）时期的一年春天，突然发生了“台城（台州）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20]的钱荒现象。 由于铜钱出口引致社会上严重的钱荒问题。宋朝当局也明令严禁铜钱出口规定：“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海船“往来兴贩，夹带铜钱五百文随行，离岸五里，便依出界条法”。[21]但是铜钱的大量出口，依然其势不可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在：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仍然沿袭着五代十国以来的“半官半民”的〈放任贸易政策〉上。宋代官府本身不经营对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主要是为了抽税。海外贸易基本上仍归半官半民的特权阶级经营。由于铜钱出口利厚，“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易蕃货千贯之物”[22]，这就是宋代政府当局明令铜钱出口为“非法”走私行为，但铜钱出口仍然其势不可遏的基本原因。除此之外，更有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官商勾结的社会风气。《宋会要》〈刑法二〉指出当时“铜钱”出口： “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 这段话有下述几点启示：其一为从事铜钱出口，“利源孔厚”；其二为趋者众，遍及沿海各郡县；其三为经营者均为有势力者，也就是特权阶级；其四为负责监管的官员，不敢得罪那些特权阶级，反而要讨好他们，自己也能从中拿到一点好处；其五为这种官商勾结的社会风尚，已是造成社会严重钱荒的症结。宋代沿海的这种贸易习俗，一直遗留到明代中叶嘉靖时期，朱纨围剿双屿港为止。 （4）元代对日民间贸易与铜钱 元代（1271-1368年）相当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至日本南北朝初期。这时期蒙古汗国为着征服周边国家，经年征战。元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迁都大都（今北京）始建国号为大元，为元朝中国的正式开端。1274年发动第一次远征日本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或蒙古袭来〉，无功而退；1279年灭南宋后，又于1281年发动第二次远征日本战役〈弘安之役〉，遭遇飓风<日本称为神风>，几乎全军覆没。在那兵戎交加的前提下，元日间的官方交流根本就谈不上，但民间的贸易往来及僧人间的文化交流，除了交战期间受到干扰外，也很快恢复正常。可能是〈汉字文化圈〉的纽带，维系着中日关系！在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日本方面反而更加主动地推动民间贸易往来的〈日元贸易〉。 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根据当时日本知识阶级僧人的语录、诗文集、传记等文献，汇编出从1277年至1364年的《日元商船来往一览表》。在那八十八年间，有记录可查的船舶往来共有四十三次，其中的四十次是在元世祖殁后的年代。但是在该表内且没有列进1323年的〈新安沉船〉。足见没留下记录的民间贸易，还有许许多多！ 在该表上，首先开列了“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史·日本传》上记载的“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该年介于日本史称的〈文永之役〉与〈弘安之役〉间，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状态下，日本方面还那样迫不急待地需求中国铜钱，意味着日本社会高度依赖中国社会的关系。〈新安沉船〉遗物中，合计二十八吨重的铜钱，足以说明中国铜钱的出口，主要就是日本。证实了南宋大臣包恢在《禁铜钱申省状》中，所说的“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的历史事实。那现象不单是南宋时代的社会现象，仍然还是元代中日间的民间贸易现象。 从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考察，日本长期而大量地需求中国铜钱，与其说是日本社会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不如说是日本仍然依赖进口中国铜钱，当作铸造其他铜器制品的原材料，更为现实。因为当时的日本，不像现代的国际贸易这样方便，无法单独地进口“铅”金属原料来冶炼青铜。 日本学者在〈日元贸易〉研究上强调：镰仓时代后期由于“蒙古袭来”后的影响，社会上盛行镰仓新佛教（神国佛教），以及寺院重修或新建的需要，幕府与寺院当局积极鼓励〈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民间贸易，从中筹措财政经费。因而有1306年的〈称名寺造营料唐船〉；1315年的〈极乐寺造营料唐船〉；1325年的〈胜长寺院、建长寺造营料唐船〉；1329年的〈关东大佛造营料唐船〉；1332年的〈住吉神社造营料唐船〉；1342年的〈天龙寺造营料唐船〉等等大规模的寺院修建计画。那么多的大规模寺院修建计画，无疑地能为当时中日民间贸易带来空前的机遇。1323年的〈新安沉船〉也正好就是当时中日民间贸易盛况的见证人。 总体上讲，元代对日民间贸易，基本上沿袭南宋时代以来的放任政策，商品中铜钱的份量，仍然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元末明前时期，由于日本社会的需要，中日间的民间贸易盛况空前。 三、沉船遗物与唐船航海规矩及贸易形态 （一）沉船遗物与唐船航海规矩 在沉船遗物中，笔者对香炉、烛台、铜锣、铜钹等遗物也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小铜器是福建、台湾，民间普遍使用的祭神用具及小乐器，正好能佐证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上，述及的一些古代“唐船”航海的规矩。 1、航海人员的编制 航海是件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因此航海人员的编制也很讲究。不宜多也不宜少。《增补华夷通商考》〈唐船役者〉条中，列举了十项重要的航海人员编制名称。因为当时海船基本上都是福建漳州船，航海专业用语，也都是“漳州用词”。 夥长：同伙长，负责航海导航指挥的重任。必须能通罗针之法，计星辰、考天气、察地理的专业人员。 舵工：掌舵的舟师。必须能密切配合夥长的指示，善于辩风向、凌海浪的专业舟师。 頭碇：下碇的舟师。海船进港后，选择停泊船位的任务。 亚班：负责风帆樯桅的舟师。 财附：主管航海各项财务的专业财务人员。 总官：同总管，掌管海船上的总务。 杉板工：即舢板船工，或驳船工 工社：即航海水手。大船百人、中船六七十人、小船三四十人。 香工：供奉航海菩萨神坛，主朝夕俱拜（兼管计更报时任务-笔者注）。 船主：船老阔，不主船务。有一种是跟船的真船主，另有一种为被雇佣的代理船主。 在航海期间，上述航海人员编制中，尤以“夥长”与“舵工”最为关键。谢杰在《虔台倭篡》〈倭针〉中指出：每船“用伙长（夥长）八人，舵工二十六人”，“伙长二人一班，舵工四人一班，昼夜番休，无少间。上班者管事，下班者歇息。”一般典型的双桅海船编制，基本上为六十名左右，其中“伙长”与“舵工”就占掉一半，足见其任务的艰钜！ 2、唐船航海规矩与沉船遗物 《增补华夷通商考》上说：抵达长崎的唐船，都供奉着航海菩萨，其中最多的是〈妈祖〉，又称〈姥妈〉。因为〈妈祖〉在海船危机时，会神威显灵，保护海船。除妈祖外，也有供奉关帝菩萨，也有敬祠诸葛武侯，也有祭祠张天师，各随所信。 《增补华夷通商考》也载有两幅海船图［附图2］，一副是南京船（沙船），一副是福州船（海船）。两幅都是从船尾方向斜看的唐船图，船尾的平台上，都有一根旗杆（不是帆桅），悬挂着“礼旗”，南京船船尾后方外壁，画着跃目的采图；福州船的船尾是供奉菩萨之处，外壁也画着采图，并用“金子”写着〈顺风相送〉等字样。从这海船图画的说明，可看出船尾部分，设有供奉妈祖神位的神坛。因此也一定会有香炉、烛台等神具。 笔者是在台湾基隆长大，家附近就有〈妈祖庙〉。妈祖庙里，当中是神坛，供奉着许多尊妈祖菩萨。为什么？因为地方上有各不统属的社团，各社团有各自信奉的妈祖。庙中基本上都陈设着一艘木质帆船模型，以及红脸的“千里眼”，和绿脸的“顺风耳”两尊神像。每当逢年过节拜拜的时候，各个社团的人群，就用双手拱抱着〈妈祖〉游街，前头有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喇叭）开路带队行进。这是笔者的记忆。《增补华夷通商考》上，也有下述的记述：海船进港、下碇、卸完船上货物后，负责人就供奉妈祖下船到岸上的〈天后宫〉，沿路上敲锣、打鼓、吹唢呐。可能各货主各自供奉各自的妈祖，就这样排成长队，热热闹闹地朝着天后宫（妈祖庙）行进。等到海船要返航时，由于季风关系，基本上要在半年后，再把妈祖请回船上，同样沿路上敲锣、打鼓、吹唢呐。遗物中有七件铜锣，表示有多数的乐队。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久保智康教授，在《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23]一文中说：“遗物中，出土了钹子3对共6件，铜锣7件，…这些铜锣基本上同样形状，同样大小（直径约30公分—笔者注）。如果说是作为发出起航信号在船上使用的乐器的话，数量太多，形态也太过一致了。恐怕，把它们看为商品，而被装载上船的日本佛具更为妥当”。可能久保教授不曾阅览过《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才会做出这种武断的推论。 《增补华夷通商考》中还记载着：海船进出海港时，使用锣鼓传播信号的航海规矩：〈唐船〉抵长崎，入港时须先于港口鸣炮。下碇后，一定要敲锣打鼓〈三三九遍〉表示祝贺。又进港时，如果港内已有同夥海船停泊时，必须升上“礼旗”，上下升降摇动，以示敬礼，然后再敲锣打鼓〈鸣金鼓〉，把礼旗收下。相应于刚抵港的伙伴船的致礼，港内先到的伙伴船也要群起〈三三九遍〉地“鸣金鼓”还礼。又每当伙伴船启碇返航时，对方一“放火矢”、“鸣金鼓”时，港内的伙伴船也都要群起〈三三九遍〉地“鸣金鼓”，以示对“出帆”的祝贺。这些“礼法”就是〈唐土的风俗〉。 （二）沉船遗物与贸易形态 1、遗物与贸易形态的老问题 新安沉船出土以来，二十多年间，根据出土遗物的研究，而演绎出古代东亚国际间的贸易形态，还存在着五个问题：一、沉船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船还是日本船？二、沉船是否为日本学者所主张的，所谓“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派遣船？三、遗物〈货主木简〉上的“纲司”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四、船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五、沉船的航路是“专线贸易”或是“巡回贸易”等等问题。针对这五个老问题，笔者也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关于沉船的国籍问题。其实六百多年前，根本不存在这问题！日本学者喜欢用现代人的思路，套在古代历史问题上，以标新立异地显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优越感。关于这问题，日本史学家东大教授村井章介认为：从沉船的造型结构，及原材料等等角度判断，沉船无疑的是中国建造的远洋海船。又从当时的民间贸易角度看，包括倭寇走私在内，提出“船的国籍”问题，没多大意义。当时元朝的史料，基本上把所有从日本过来的商船，都称为日本商舶。 关于第二个问题，新安沉船是否可归属于“寺社造营料唐船”性质？由于这艘以“东福寺”为大货主的商船，在日本古籍上没留下任何记录，所以难于定义成〈东福寺造营料唐船〉。村井教授指出新安沉船该为以博多为据点的贸易商人（中国商人—笔者注）为主体，东福寺只不过是众多的货主之一。又不仅是新安沉船如此，当时大多数的〈寺社造营料唐船〉，原来就是以博多为据点的中国商人为主体。因为博多原来就是平安时代以来日宋贸易的据点。现在福冈（即博多）市里，还留有〈大唐町〉的地名。 关于第三个〈货主木简〉上写的“纲司”，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村井教授直接了当地指出：叫“纲司”的商人，就是中国人。其实〈網司〉应为海船上，航海人员编制的一个职称。按字义，“網”字义为“总纲”或“总头”，而“司”字义为“管理”。“纲司”字义即为“总管”。在《东西洋考》中，就有〈总管〉的职称。在《增补华夷通商考》中，也有〈总官〉的职称。 关于第四个船员水手的问题，村井教授则认为：“作为装载货物以外的遗物，有中国式的炊具、高丽式的匙、日本制的镜子、砚合盖、漆碗、日本象棋的棋子、木屐、刀的护手、古濑户的瓶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船员由中国、朝鲜、日本三民族混合而成，其中多数可能是日本人。”[24]如果真这样的话，航海总指挥的〈夥长〉身边，非得配置“日本通事”与“朝鲜通事”不可！否则无法传达命令。 最后关于沉船的航路，究竟是庆元博多间的专线贸易或是还会从博多绕道东南亚再返航的可能性。笔者的观点是：应为庆元博多间的专线贸易，但不排除途中停靠半岛的口岸，补给船上饮水与食物。至于巡回贸易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古代中日间的航海动力，全靠季风，一船一年仅能一次往返。夏季利用西风季风，前往日本；翌年清明时分，利用东北季风再返航。不是二十世纪现代人想象的那样！要去就能去！要回就能回！解读历史，很有必要设身处地去探讨问题。 2、接单贸易方式的可能性 从新安沉船满载着大量的中国陶瓷器、铜钱、紫檀木等昂贵的商品看，元 末明前的中日民间贸易，规模之大超出一般的想象。当时的民间贸易怎样进行？日本的贸易主体很明朗，但是中国的贸易主体很模糊！贸易的付款方式怎样？由于沉船属于民间贸易，欠缺史料，难于正面解读。因此只能根据沉船遗物中的货主木简、商品情况等等考古史料进行探讨。 （1）一船一年一往返的航海规律 在探讨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制约当时海上贸易的自然航海规律。六百多年 前，也就是十四世纪的海船动力，全凭风力。因此当时的航海，主要靠季风的风向。当时中国的远洋“双桅海船”载重量在二百吨以上，中国的航海技术已能横渡东海大洋，剩下的就是怎样有效地利用季风方向进行航海。 按当时情况从浙江庆元（今宁波）,前往日本九州博多，基本上是利用夏季的 西南季风前往日本；返航则要等到那半年后，即第二年的清明时分，再利用东北季风，从博多返航回庆元。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古代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前提条件。也就是一船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往返的贸易。可见古代跑一趟中日间的贸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航海的大风险，运气不好时，很容易遭遇新安沉船的灾难。 （2）接单贸易方式的内涵 基于这种航海自然规律，再综合沉船遗物中的货主木简、商品情况、航海生 活用具等等考古史料，笔者总结出一种可称为〈接单贸易方式〉的贸易形态。简单地说，就是日本方面的下单，可说已初具〈商社〉的雏型。博多是双方谈判的据点。在博多中日双方都有各自贸易代理人，性质就类似现代的〈日本商社〉。贸易谈判就利用中国海船抵达博多之后，直到明年清明时分前，海船返航期间的，充分的时间内进行谈判。落实下一季节的交易内容，及交易条件。日本商人对商品的款式、色彩与质量等等的要求很严格，为要确保他们订购商品的质量，日方会要求派遣代表到中国“验货”，同时还再收集新的商品信息。因此船上会有日方的“驻船代表”。遗物中的木屐、日本象棋等等，都可能是那些日本“驻船代表”在船上的生活用品，而不是“一般船员”的随身携带物。 遗物中的〈货主木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共发现364枚，其中271枚 有货主名称。在那271枚〈货主木简〉中，写着“纲司”的有109枚；“东福寺”的有41枚；“钓寂庵”的有5枚；“莒崎宫”的3枚；日本人名的47枚；僧侣名的29枚等等。这些〈货主木简〉除了僧侣外，基本上都是下订单的客户，也可以说就是〈接单贸易方式〉的实证史料。 “纲司”是海船上掌管总务的负责人，又兼一些零星散客的经纪人，因此就用“纲司”的〈货主木简〉统理零星散客的货物。“寺社”系统的东福寺、钓寂庵、莒崎宫等的〈货主木简〉，无疑的就是这次航海贸易的大主顾。“日本人名”〈货主木简〉的订单，基本上要比零星散客大，所以才会另立货主木简。‘僧侣名称”的〈货主木简〉，应该是随船僧侣乘客的行李。古代民间贸易商船，基本上是以货为主的，客货两用商船。一般的海船是“高大深广，人以百计”[25]，如果扣除《增补华夷通商考》上所说的“六十名”航海人员外，大约还有四十名的客舱位。大约正好是29名僧侣船客，及一些大货主的“驻船代表”的客舱位。 沉船遗物中，主要的商品是陶瓷器、铜钱与紫檀木等三种大宗货物。陶瓷器数量最多，主要为青瓷与白瓷，两种合计就有二万多件。其他还有黑釉陶、天目碗等等，品种多、式样美。这么多的陶瓷器制品，是否都已有货主，缺少资料难于判断。但毕竟是一船一年只来一次，全数销售应不成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有崇尚“唐物”的风气。至于40箱、28吨重、800万枚的铜钱，数量之大，令人惊叹！当时中国铜钱在日本有三种用途：一为熔铸佛像；二为当货币流通；三为收藏家的窑藏。但无论如何，二十八吨的数量，着实够大！如果以镰仓大佛重121吨为基准的话，四船的铜钱即可铸制一尊大佛。那二十八吨铜钱是否都已有货主？没有判断依据资料。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没完全出售，也可以当回航的“压底”物。海船航海，一定要用重的东西压底，不然容易翻船。至于紫檀木，因为是一种名贵的工艺品器具的工艺木料，一般都制成供奉菩萨的神案，应该都会有货主。 根据上述的分析，当时的民间贸易方式，就中国方面讲，是一种〈接单贸易方式〉；就日本方面讲，则已初具下单、跟单的“商社”性质的贸易雏型。 （3）宋元时代民间贸易的清算方法 这个问题的相关史料相当少。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史料，应推《元史·日本传》中所提的： “十四年（至元十四年，1277）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 根据笔者的观点，认为宋元时代民间贸易的清算方法，基本上有三种：一为黄金，二为铜钱，三为以物易物。首先关于使用黄金的清算方法，就如上述《元史·日本传》所说的，最容易被接受，也可能是当时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其次关于使用铜钱的清算方法，也很容易被中方接受。因为铜钱本来就是中国的货币，就像现在国际上都使用美元当贸易清算手段一样，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当时的铜钱，就相当于“国际货币”，透过贸易往来，铜钱的回流也是正常情况。至于“以物易物”，就要看对方的商品是否能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南宋官员包恢（1182-1268）在《禁铜钱申省状》中说：“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可见只要“番货”在中国有市场，以物易物的可行性也存在。 由于一船一年只能一次往返贸易，返程也得满载“日本商品”回中国做生意，不可能放空船回国。但日本商品除了常规的日本刀、日本扇、螺钿、或是杉木、罗木等原材木外，没多少有价值的商品。因此黄金仍然是最理想的支付手段。随着历史的演进，到明朝时代，日本大宗进口中国“生丝”，而用“白银”支付。因此白银成为明代中日间，民间贸易的主要清算手段。由于欠缺史料佐证，只能探讨到这地步。至于有无预收订金？是否到货付款？等等问题，全凭当时的贸易习惯，有各种可能性。 四、新安沉船时代与沈万三时代 （一）沈万三时代的历史背景（年表方式） 解读历史事件，有必要先认识该事件的历史背景，然后再进行客观的探讨，以避免或减少“以论代史”的主观因素。下述历史背景年表中，根据沈万三长子沈茂（沈荣甫）去世年代1306年（洪武九年），推定沈万三出生年代为公元1280-1285年，在与沈万三相关事件年代上，加注沈万三的推定年龄，以期有助于客观地认识沈万三通蕃说及其后裔涉及政治案件的相互关系。 △公元1271年（至元8年） ·蒙古汗国忽必烈大汗，迁都大都（今北平），入主中原，始建国号为大元，是为中国历史元朝的正式开端。 ·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185年至1333年。 △公元1274年（至元11年） ·高丽国王元宗驾崩，世子諶继位，是为忠烈王。同年忠烈王迎娶元世祖女儿，成为元皇朝的驸马国王。奉元朝年号。 ·元世祖第一次远征日本，无功而退。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袭来〉。 第一次“东征军”由蒙古军与高丽军联合组成，总兵力为三万二千人，其中高丽军为一万两千人。此为日朝世仇的开端。 △公元1275年（至元12年）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剌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元上都受元世祖礼待。 △公元1277年（至元14年） ·元朝在广州、泉州、庆元三处设市舶司，在福州设宣抚司 ·日本遣商人持金易铜钱许之（元史·日本传） △公元1278年（至元15年） ·元世祖授高丽国王〈驸马高丽王〉金印 △公元1279年（至元16年） ·元世祖灭南宋统一中国。 ·是年日本商船4艘，篙师2000余人至庆元港口贸易。（元史132） △公元1280年（至元17年） ·如果沈万三在二十五岁时生长子沈茂，则沈万三的生年可推定为1280年，如果是在二十岁时生沈茂，则生年推定为1285年。 △公元1281年（至元18年） ·元世祖第二次出兵远征日本，遭遇飓风，几乎全军覆没。（日称弘安之役）。 ·这次远征是在灭南宋之后，发动江南军（南宋军）十万人，与东路军四万两千人（其中高丽军一万五千人）。由于两路军无法按计划会合，更于九州近海遭遇海上飓风，日本称为“神风”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公元1282年（至元19年） ·元朝政府接受朱清、张瑄等的海运运粮建议，始行漕粮海运政策，并允许私人船户参与。由于年年海上用兵，社会上有许多专业“造船军匠”与舟师。 △公元1285年（至元22年） ·如果沈万三是在二十岁生长子沈茂时，则此年为沈万三的出生年代。 △公元1286年（至元21年） ·尝年间运送粮米101万石，封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 △公元1291年（至元28年） ·此年马可波罗从泉州，取海道赴波斯湾。 ·马可波罗回国后，因故坐牢。在牢中讲述旅居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后来被编成为驰名于世的历史钜著《东方见闻录》。 △公元1292年（至元29年） ·日本人来求互市，因风坏三舟，仅一舟到来庆元（元史17） ·同年日本船到来四明（即宁波）求互市。（明史17） △公元1294年（至元31年） ·是年一月，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寿八十岁。皇孙铁木儿继皇位，是为元成宗。 ·元朝当局取消再度远征安南、日本等等海外用兵计画。 ·元世祖一生征战不息：两度跨海远征日本，远道用兵缅国、安南、占城、爪哇等等周边国家。凡陆地比邻国家无一不被征服；唯跨海边远国家方得幸免。 ·元世祖时期是游牧皇朝的元朝，国力达到顶峰时期，世祖殁后一落千丈，政权内部，内讧不息，统治中国不到百年。百年间，只顾武功，不识文治。 ·元世祖殁后，日本积极推动〈日元贸易〉。 △公元1299年（大德3年） ·禁海商伴人马兵仗，往诸蕃国贸易。（元史20） △公元1302年（大德6年） ·改浙东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移庆元守海道。 △公元1306年（大德10年） ·沈万三长子沈茂（沈荣甫）出生。《半轩集》 ·据此推定沈万三此年的年龄为20-25岁。 ·倭商有庆等到庆元贸易，献上品金铠甲。（元史21） △公元1314年（延祐1年） ·解下蕃市舶之禁。（元史25），重开民间自由对外贸易。 ·推定沈万三此年约２9-34岁，从“通蕃说”的角度看，正当从事“通蕃”的民间贸易好时机。有商才的沈万三不会错过这大好机会。 △公元1322年（志治2年） ·复置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市舶提举司。禁子女金银丝绵下蕃。（元史28） △公元1324年（泰定1年） ·推定此年为新安沉船的沉没年代，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新安郡外海。 ·推定此年沈万三年约39-44岁，沈茂19岁。从通蕃说的角度看，正是干事业的年华。当然不能武断地推定新安沉船，与沈万三通蕃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完全无关。因史籍留下通蕃之名的时代人物，除沈万三之外，别无他人。 △公元1325年（泰定2年） ·倭舶到来互市。（元史29） △公元1328年（天历1年） ·日本舶商至福建。江浙行省选廉史征税。（元史32） △公元1333年（元统2年） ·日本镰仓幕府灭亡。 △公元1337年（至元3年） ·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保持军器，所有马者收归官有。 △公元1338年（至元4年） ·袁州民周子旺叛，僭称周王，改伪年号。后被捕处刑。（元史39） ·足利尊氏任征夷大将军，为室町时代之开端。 △公元1348年（至正8年） ·台州方国珍集众叛海上，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元史41） ·沈万三捐资修建周庄永庆庵。《周庄镇志》 ·此年沈万三推定年龄为63-68岁。沈茂年43岁。 △公元1351年（至正11年） ·元朝政府征发十五万人民，开削黄河故道，引发全国各地红巾起义。 ·安徽颍州白莲教徒刘福通等举兵反元，号红巾，导致各地红巾起义蔓延。 ·湖北蕲州徐寿辉亦称红巾举兵陷黄州路，于蕲水称帝号天完皇帝，改元治平。 ·安徽濠州郭子兴响应刘福通起义，举兵反元。 △公元1352年（至正12年） ·郭子兴攻克濠州，称元帅。朱元璋归挥下，后任军主帅。 △公元1353年（至正13年） ·泰州盐商张士诚与其弟等，率盐丁起义反元。陷泰州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 △公元1355年（至正15年） ·郭子兴病殁，朱元璋接率郭子兴部队。 △公元1356年（至正16年） ·张士诚占领平江路（今苏州），改名隆平府，据以为都。 ·此年若沈万三尚健在，推定年龄约71-76岁。长子沈茂为51岁。 ·《吴江县志》称：沈万三秀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来燕京。 ·根据本条及1348年条的记述，推定沈万三的卒年介于1348年至1355年间。 ·朱元璋占领集庆路（即南京），改称应天府，做为根据地。 ·高丽王国停止使用元朝年号，恢复高丽官制，结束驸马王国关系。 △公元1357年（至正17年） ·张士诚降元，但“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周伯琦传》 ·在接受元朝官爵后，张士诚就公开为元朝政府海运漕粮。 ·吴中沈氏是苏州地方富豪，与新贵张士诚关系，自当密切。自此可配合张士诚公开运粮，不必再像此前秘密运粮。 △公元1358年（至正18年） ·方国珍降元，任浙江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元史45） △公元1360年（至元20年） ·陈友谅于太平路杀主徐寿辉，称帝定国号为大汉，改元大义。（元史45年） △公元1363年（至正23年） ·朱元璋大破陈友谅军于鄱阳湖之役，陈友谅败死。 ·朱元璋编陈友谅残部为河运工，限制不准穿鞋上岸。成为后世社会动乱及倭寇的后备军。 △公元1364年（至正24年） ·朱元璋于应天府称吴王。 ·元朝政权内讧加剧。 △公元1366年（至正26年） ·朱元璋下诏〈改筑应天城〉。 ·此年沈万三长子沈茂年为61岁。如果沈万三还活着，推定为81-86岁。 △公元1367年（至元27年） ·朱元璋攻陷平江路（苏州），张士诚就擒。 ·朱元璋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北伐元都。 ·方国珍归降朱元璋。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 ·朱元璋于应天府（南京）即皇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开中国历史（一世一元）年号制之先河。 ·元顺帝弃大都北奔。朱元璋军入大都，元朝灭亡。游牧民族没有与城池共存亡的价值观念。 ·朱元璋改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大都为北平。 ·此年沈茂年63岁；沈万三若活着，推定年岁约83-88岁。 △公元1369年（洪武2年） ·洪武帝朱元璋“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 △公元1374年（洪武7年） ·废止泉州、明州、广州三路市舶司。 △公元1376年（洪武9年） ·沈万三长子沈茂（沈荣甫）去世。享年71岁。 △公元1380年（洪武13年） ·胡惟庸狱案起：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等，以擅权枉法罪处刑，牵连被杀者达三万多人。废中书省。 △公元1381年（洪武14年） ·征南将军傅友德，平定云南。 ·此年沈万三推定年龄为96-101岁。《明史》说沈万三“戍云南”，无实。 △公元1388年（洪武21年） ·征虏大将军蓝玉灭北元。 △公元1390年（洪武23年） ·胡惟庸狱案再燃，77岁的开国功臣，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全家被杀！ △公元1392年（洪武25年） ·皇太子朱标殁，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公元1393年（洪武26年） ·蓝玉狱案起，凉国公蓝玉等以大逆之罪处刑。牵连被杀者约达两万人。 ·沈旺（沈万三儿子）及沈德全（沈万三的曾孙）等牵累遭凌迟。 △公元1398年（洪武31年） ·元太祖（洪武帝）朱元璋驾崩享年71岁，在位31年。 ·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 △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 ·靖难之师（1399-1402年）起，燕王朱棣举兵南下靖难。1402年占领南京，即帝位，是为永乐帝（明成祖）。 通过上述使用年表方式，叙述了围绕沈万三身世的历史大背景后，相信会有助于客观判断与沈万三相关的各个历史问题。 （二）通蕃说的可信性 １、吴中商人就是传统的通番商人 吴中商人自五代十国时代，以至宋元时代，一直都是中日民间贸易的主体。五代十国时期，尽管中原地区社会动荡不安，但地方政权的吴越国，在政治上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在经济上实施了“放任贸易政策”，从而建立了密切的中日贸易关系。宋太祖赵匡胤创建宋皇朝后，对外贸易政策仍然沿袭五代十国以来的放任政策，使得吴越地区的对外贸易地位更加重要。《宋会要》食货三十八，市舶条记述着：“宋元丰七年（1084年）明州知州马琉特请旨招“吴中商人”，去日购买硫磺五十万斤。这段话说明了当时“吴中商人”，在中日民间贸易上的特殊地位。反过来或者也可说：对日民间贸易是吴越地区经济发展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民间贸易一词用明朝的官话讲，就是“通蕃”。因此“吴中商人”就是传统的“通蕃商人”。 ２、元末明前，富甲天下的沈万三，致富之道在哪里 因缺乏史料，而众说不一。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应该说是乾隆十二年编的《吴江县志》上的记述。《吴江县志》这样写着：“沈万三秀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来燕京。”这段话，是〈通蕃说〉的主要根据。现笔者根据沈万三时代的历史背景，来探讨通蕃说的可信性。这段话有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的问题。根据吴中沈家西席王行《半轩集》中的“沈荣甫墓志铭”，能推定沈万三的大约出生年代，沈荣甫就是沈万三长子沈茂，墓志铭上有他的生年与卒年，根据他的生年1306年，再加上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也就是说沈万三是在二十岁或二十五岁时生沈茂的前提下，基本上就能推定沈万三的出生年代来。墓志铭上写着沈荣甫：“考富（即沈万三）、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岁”。按沈荣甫（沈茂）的出生的生年代1306年推算，沈万三的出生年代可推定为1280-1285年。根据这个年代，反算到张士诚据吴年代（1356年），则沈万三的年岁已到71-76岁以上。因此《吴江具志》上所说的“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的说法，应该可信。 其二、关于“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来燕京”的问题。从这段话可看出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与沈旺在那个时候即已继承了“父业”，从事海上贸易事业。元朝政府于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的次年，即1282年，开始实施海道运粮到大都的政策，并且允许民间船户参与，尽管海道风险大，但无疑地是个大好机遇。当时的朱清、张瑄就因年间运粮米百万石，而成为“海道运粮万户”。那时候沈万三可能刚出生或尚未出生。这个机遇轮不到他。但随着他的成长，富有商才的沈万三不可能不关心那个大好机会。元代文学家虞集在他的名著《道因学古录》中写道：船户中以富豪营利最丰，因为他们能“交通海外诸蕃，博易以致富”。足见在那大时代里，“通蕃”就是致富之道。 公元1314年元朝政府开放私人对外贸易后，下番海船年年增加，到1343年时“下番”海船多达三千余艘。交易对象有日本、高丽、琉球、南洋等等地区，但从当时的地理条件与经济水平看，主要还是日本。1314年这一年，沈万三的推定岁数为29-34岁，正当干事业的年华。可能财神爷给沈万三带来了好运，使他也加进了“通番”的民间贸易行列。这就成为吴中沈氏的“父业”。根据《增补华夷通商考》，船主有两种：一种是船主（船老板）亲自上船管船；另一种是船老板雇人代理管船。从做生意的要领上看，一开始先要自己亲自管船，等到有经营经验而又发财了之后，就可以雇人代理管船。这些道理沈万三都会懂，因此沈万三的两个儿子就能顺利地继承“父业”。 公元1324年新安沉船的年代，沈万三的推定年龄为39-44岁，而长子沈茂的年龄为19岁。可能沈万三和沈茂父子两人，也有可能加上沈旺，父子三人都忙于海外贸易工作。因此“富民沈秀”富甲天下的财产，不能说是沈万三一代人兴旺起来的，应该说是沈万三和他儿子两代人所建立起来的。从明初沈家的声望，以至今天还绵绵延续的“周庄沈厅”看，那〈新安沉船〉的船主可能非沈万三莫属！ 其三、从明代时人的一些笔记的记载，沈万三家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金（即白银）以及海外珍宝等等的财物。那些珍宝财物可能连当时皇帝朱元璋都没有。因此也足以作为〈通番说〉的佐证史料。明代文史学家王世贞在他的《锦衣志》中有下述一段记载：“吴人故大豪沈万三子文度，万三生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所漏赀尚富。而文度颇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纲舍人蒲伏见白，进黄金百两、白金千两、龙文被一床、龙角一株、奇宝十具、异缯绮四十疋。” 根据上述的三个观点，相信多少能为《吴江县志》所提的“沈万三秀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的问题的“可信性”，提供一些补充说明的作用。 （三）关于记述沈万三史籍的内容比较 关于沈万三其人身世的著述，都属于一鳞片爪的明清文人笔记为多，而缺少正面系统的传述。下面将比较地方志，文献及正史《明史》上相关的记述，以期客观地了解，后世对这位“富甲天下”的传奇人物的认识。现按各史籍成书的先后，引述如下： 首先是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莫旦所修《吴江志》中，与沈万三相关的记述。吴江历史悠久，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江建县，属苏州。《吴江志》与沈万三相关记述有两条：其一、〈居第卷〉中有下述记载： “沈万三秀宅在二十九都周庄之上。万三长洲人，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跨于各邑，故吴江有是宅也。洪武末年坐蓝党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 这条指出两个问题:其一为沈万三“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遍布吴中各邑。其二为洪武末年牵涉蓝玉狱案遭抄家灭族的悲剧，而非《明史》上的“稿军罪”，从史料观点看《吴江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却不为《明史》所重视！ 另在卷十二〈杂记〉中有下述记载： “沈万三之婿顾学文通于邑人鸿胪寺序班某之子妇，洪武二十六年大将蓝玉谋反事发，序班在京面奏顾以钱粮通谋于蓝，因兴大狱。当时沈万三家以妻族牵连遭凌迟者沈旺、沈德全以下九人,又攀引出七十二家，此七十二家又互相攀指不下千家，党祸蔓延至洪武三十一年方熄。” 这条记述了沈万三家族，于洪武二十六年，牵连蓝玉狱案的因果关系。主体明确，年代清楚，因果关系条理分明，从史料价值角度看，再好不过。 明朝弘治之后，记述沈万三身世的史籍，就是明朝中期以后，明代文史学家王世贞的《锦衣志》。《锦衣志》是记述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的史籍。王世贞父亲王忬是嘉靖年间抗倭将领，但被权相严嵩论死，因此对特务机构的存在，持有特殊意见，又于万历年间任过刑部尚书，因此《锦衣志》也成为重要史籍。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九，〈锦衣志〉有下述记载： “吴人故大豪沈万三子文度，万三生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所漏赀尚富。而文度颇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纲舍人蒲伏见白，进黄金百两、白金千两、龙文被一床、龙角一株、奇宝十具、异缯绮四十疋，愿得从贽御，列为外府外厩，岁致粲六百石、钞二十万贯、酝百石，布帛以时进，食饵羞果以月进，纲许之。仍语文度：吾后庭未充，若为我吴中征好者不为数，文度因是挟纲，什五而分，民间室亡谁何者”。 这段史料，主要在描述吴人沈万三家族的财富，富到无法形容的地步：首先在“万三生尝伏法”时期，尽管已被“高皇帝”抄过一次家，但还是很有钱！到了“沈万三子文度”时期，因为行为有问题，遭人诟病，慌忙卑躬屈膝地求助于都指挥签事纪纲，馈赠钜额金银财宝。 但是这段史料，存在着下述一些史料内容矛盾的问题：《锦衣志》的这段话，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沈万三伏法的问题，另一个是沈文度行赌的问题。首先关于“万三生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的问题。从结论说，沈万三跟朱元璋是不同时代的人。根据前述，当朱元璋于1368年即位称帝时，年龄为40岁，而沈万三的推定年龄已为83-85岁。沈万三在“张士诚据吴时（1358-）万三已死”。沈万三从来没有伏过法，伏法的可能是他的儿子辈，沈茂或沈旺那一代人，至于“高皇帝籍没其家”,则应为史实。 关于“沈文度行赌”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出在把沈万三曾孙沈文度误作为沈万三的儿子。这就犯了严重的史料质量问题。至于行赌的内容则应为史实。但也有应予留意的是，王世贞是站在官方的立场，虽然没有明说，但对沈万三家富甲天下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隐含着一种置疑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锦衣志》上的这两个主题，后人在编撰《明史》时，且被演绎成《明史·马后传》中的“富民沈秀”，及《明史·纪纲传》中的沈文度，正式登场正史。 《明史·马后传》称：“洪武时，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稿军，帝怒曰：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详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 〈马后传〉的最大特点，是把以往“富甲天下”的抽象形容词，改用“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的具体概念替代。但且留下了“富民沈秀”是指谁？与“请稿军”与“戌云南”等等问题。这段史料指的时代是“洪武时”，也就是1368年以后，“筑都城”的事是1366年以后，因此“富民沈秀”不应该是沈万三，而应该是沈茂及沈旺兄弟。沈万三一族是典型的“吴中商人”，不求仕宦于官场，“请稿军”会不会是“莫须有”的罪名？“戌云南”则必须等到1381年（洪武14年）平定云南以后。那时候沈万三的推定年龄为96-101岁。长子沈茂也已过世，胡惟庸狱案与沈家无关，蓝玉狱案还没发生。这样看来，〈马后传〉的这段话，有可能是根据《锦衣志》煊染出来的，缺乏史料依据。或者也可这样说：站在《明史》立场，对沈万三家族的事迹，不愿多说，但又不得不说。因此想用最简短的文笔，把沈万三家族两三代人的浮沉历史一笔带过，因此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等等许多矛盾。 《明史·纪纲传》称：“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珍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这段记述很明显的，就是照搬《锦衣志》。 接下来关于记述沈万三身世的地方志就是乾隆十二年（1714年）陈□攘修的《吴江县志》。该志记述如下：“沈万三秀富甲天下，相传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来燕京”。这条史料的特点是：正面提起了沈万三致富之道。 综合上述各点，研究历史的人都清楚，对史料的取拾，跟编撰人的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史》编撰人，不取弘治时期《吴江志》的史料，而选《锦衣志》的记述当作依据，显示彼此史观一致的问题。明朝是个政治挂帅的朝代，《明史》也披着一层厚厚的政治外衣，解读时非得深入寻找相关依据的史料不可！ 五、结语 这编论文是为参加“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本来不是这题目，中途变卦，在不到三个月的期间内赶出来的。肇因是偶尔在网上，发现了“韩国新安沉船复原图纸”。没想到就那么一张图纸，就能使笔者写出三万字的论文来。在撰写过程中，网上资料一直充当笔者的指导教授。 通过撰写这编论文，笔者自身取得了下述五点收获： 一、新安沉船就是典型的双桅海船。 二、古代东亚海上航道是历经秦汉、隋唐以至宋元三个阶段，千年以上才形成起来。 三、日本进口中国铜钱，熔铸佛像，使笔者认识到日本这个民族是个善于借助他人力量，成就自己事业的民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四、由于“汉字文化圈”的纽带关系，中日民间交流关系，永远切不断。 五、期待这编论文能添补“沈万三通番说”的空白。 除外，笔者还发现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由于年年海上用兵，不停地建造军舰，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造船工业，同时也培养出大批的“造船军匠”。这对一百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建造能力，不能不说不无关系，值得研究。 2009年8月于湘潭 [附图1]韩国新安沉船复原图纸（双桅海船）  ［注］本图为韩国船史学家金在瑾、李昌亿等，根据新安沉船遗骸构造，进行了复原设计后的复原图纸。船总长约为34米，宽最大约为11米，载重约为200吨。 新安沉船是艘典型的古代远洋型海船的〈双桅海船〉，有头桅与大桅，船尾是旗杆不是帆桅。 [附图2]《华夷通商考》上的南京船与福州船  [注]左图为“福州船”船尾方向斜看图。船尾供奉菩萨处的外侧，绘有“彩色图画，并且还用金字写着“顺风相送”。又船尾“旗杆”悬挂着礼旗。 [注]右图为“南京沙船”船尾方向的斜看图。船尾板上绘有彩色图画，又船尾旗杆”悬挂着礼旗。 [附图3]亚洲大陆外围岛弧与海流分布图  注释： [1]摘录自茂在寅男著《遣唐使研究与史料》 [2]韩国教员大学历史教育科著《韩国历史地理》平凡社2006年11月 [3]笔者于上届明史学会，发表《古代日本是个移民国家》。网上也能找到。 [4]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国史大辞典》“遣唐使”条说：遣唐使赴唐航路，分三个时期三条航路：初期为北路，即上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倒行方向，没问题！中期走〈南岛路〉：从九州南下到庵美、琉球一带，就横渡东海抵达长江口。说鉴真东渡就走这航路。后期走〈南路〉：从五岛列岛一带，等待顺风，然后“一口气直接横渡东海”，抵达长江口。针对日本史学界的这种不谨严的治学作风，笔者写了《遣唐使船是日本船学说的臆断问题》一文，加以澄清。 [5]本段资料引自森克己著《遣唐使》 [6]笔者于2007年的第十二届明史学会上提出《古代日本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文。 [7]引自木宫泰彦著《日华文化交流史》日文版，昭和五十二年第二版。 [8]《册府元龟》卷九十五，〈帝王部·赦宥一四〉 [9]据《日华文化交流史》的记述，五代十国时期尽是〈吴越国〉的商舶，频繁前往日本贸易。 [10]《玉壶清话》卷十〈江南遗事〉 [11]本节参考文献：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12]〈宣和〉是北宋徽宗赵佶的第七个年号，徐競奉使高丽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北宋末代皇帝钦宗赵桓也使用〈宣和〉年号二年，于1126年改元〈靖康〉，过明年就被金所灭，留下“靖康之耻”。 [13]〈汉字文化圈〉指现在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四国。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具有先后历史阶段。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百越之地，设三郡统治，把百越归进汉字文化圈里，其中“象郡”即今越南北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四郡统治，把朝鲜也归并进汉字文化圈里。日本在秦汉时代，还只是个部落联合形态的“国家”，直到隋唐时期，日本才正式建立统一政权国家。因怕被周边化，而急起直追学习汉文化，积极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主动地加进了汉字文化圈。日本国家的形成，源自长期大量的〈大陆移民〉，因此日本的汉文化基础，是大陆移民带进的移民文化。秦汉以前，日本海岛还是个人口稀少的海上孤岛。〈汉字文化圈〉是汉民族移民文化圈。 [14]《王年代纪》应为日本正史《日本书记》的原名！《宋史·日本传》主要是根据《王年代纪》编写而成，清楚地记载着〈大和朝廷〉原是在九州的筑紫，后来才迁都到大和（今奈良）。但百年来，日本史学界，包括木宫泰彦，全部下意识地无视《宋史·日本传》，基本上不研究！为什么？笔者认为，诸如所谓〈谜团的四世纪〉等等的许多日本古代史上的问题，如果好好地研究《宋史·日本传》时，都能迎刃而解！笔者最近感到，日本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都讲不清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禁忌！ [15]网上资料：《藤原时代》 [16]《文献通考》卷9，引自王曾瑜《宋代的铜钱出口》 [17]《宋会要》刑法2之144，同上 [18]《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 [19]《敝帚稿略》卷1 [20]《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 [21]《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十九，〈铜钱金银出界〉 [22]《禁铜钱申省状》 [23]《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24]引自《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日）久保智康著，彭涛译《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 [25]《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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