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明蒙边境战争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06 国学网 翟禹 参加讨论
明朝嘉靖年间，中国北方长城一带战事不断，蒙古不断南犯。明朝守边军队与北元—蒙古[1]打了四十余年的仗，几乎年年都发生或大或小的战役。众所周知，蒙古族杰出的首领俺答汗活跃于明嘉靖年间的北方草原上，因为蒙古内部的诸多因素，促使他向明朝提出了贡市的要求，然在几十年的求贡中却屡遭拒绝，于是他一怒转而向明边境发起了连年的战争。既然明廷断然拒绝和平求贡，就应积极有效的消除蒙古部的侵扰，为什么反而却饱受了几十年的战争之苦呢？究竟在战争中存在着哪些因素造成了几十年的烽火不息，而最终结果又是达成了明蒙长久的和平贡市？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述。有的文章[2]是从明朝对蒙古所采取的政策角度入手来探讨战争原因的，总体认为，在嘉靖年间，由于明世宗有着很深的民族偏见，贬斥夷狄，推行了极其不明智的“绝贡”政策，又加之明中后期国力衰微，朝政腐败，大臣们互相倾轧，而对蒙政策的变动与否反而成了大臣争权夺利的手段。总之，由于对蒙政策的摇摆不定造成了明蒙关系紧张，俺答汗的求贡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因而引发了连年的战争。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曹永年先生的《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中对这段时期的明蒙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还有的文章是这几篇文章都是评价俺答汗的历史作用的[3]，其中也捎带着论及了当时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影响，但他们都把经济原因作为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考虑，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 众所周知，嘉靖年间的战争和俺答汗的求贡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对于俺答汗的求贡活动，前人也有专门的论述[4]。 明蒙嘉靖年间的战争的确是个很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事件。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下梳理，通过分析战争双方内部的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因素，以及双方在战争中的表现来揭示发生战争的原因，通过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战争回顾 据《明史》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小王子犯沙河堡，……三月乙巳，俺答寇大同。”[5]这是嘉靖年间关于俺答汗发动侵扰明边境战争的最早记载，从此就拉开了漫长的战争序幕。由于明蒙之间发生的战争大大小小，错综复杂，欲探究战争的原因，首先应对嘉靖年间的战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但是明蒙边界沿长城一线绵延几千里，各处战争不能一一细述，本文仅选取今山西、陕西地区的战事，通过对相关基本史料（《明史》、《万历武功录》、《明史纪事本末》等）的爬梳整理、对比考证，作一简表。 表1.1 嘉靖年间明蒙战争一览表（以俺答汗所部为中心）
这些都是载于正史以及一些基本史料中的较有影响的战争。由此可以看出，在嘉靖年间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部对明边境的战争的确非常频繁。大略以嘉靖二十年（1541年）为界，寇边的次数之前较后来为少，这是因为在1541年以前，俺答汗对兀良哈部进行了五次征讨[9]，解除了兀良哈部对漠南蒙古的威胁。同时，还对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进行了前三次征讨[10]，从而扩大了他的势力。这样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自然对明朝的寇边活动就相应的少了，但是嘉靖三十、四十年间，寇边却异常频繁，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俺答汗生于1508年[11]，他最早的政治活动如上表所列，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三月入侵大同，当时的他年仅十五岁，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之兄吉囊去世，之前的军事活动几乎都由两人共同出兵，之后，俺答汗大权独揽，势力渐增，除了自己经常出兵以外，他的儿子、部下也领兵作战，侵扰明边境。 二、求贡路漫漫 由于在明弘治年间达延汗与明朝关系紧张，在永乐年间建立的贡市制度全面废除。这使得蒙古部首领们只有不断南下抢掠，才能满足本部的生活之需，偶尔还得不偿失，又没有太大的收获，最好的办法还是恢复贡市贸易。俺答汗是嘉靖年间较早向明朝政府提出“求贡”的蒙古首领。通过搜寻相关史料，现将俺答汗在嘉靖年间的“求贡”活动列一个表，如下： 表2.1 嘉靖年间俺答求贡活动一览表
以上这些仅是史籍中记载详细的几次较重要的求贡活动，另外，通过明朝边臣之口记载的还有很多。例如，在1541年至1547年的六年间，根据宣大总督翁万达说，“不下数十余次”。[13] 据上表，嘉靖二十年俺答汗遣使求开市，不仅为明将所拒绝，而且还悬赏征购他的首级。这使得俺答与其兄吉囊联手进攻山西（如前表所示）。在这场战争中，明军反而“坚壁不出。裨帅周宇，御虏太原北，死之。边兵物故者什六七。”[14]而俺答汗诸部“遂逾省而南，杀掠万计。……吉囊方辇重出，俺答复入，越太原至石州，杀略益惨，浸淫平定、寿阳间矣。”[15]第二年，又遣使求贡，使者却被明官军杀死，这大大激怒了俺答汗。遂又导致蒙古军进攻山西之战。结果导致了“入寇，……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掳男女三十余万，牛羊豕畜二百万，衣仆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踏田禾数十万顷。”[16]可见，明朝的君臣为他们的不明智的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自此直至1550年的“庚戌之变”，俺答汗率领诸部的求贡皆被明廷拒绝，每次求贡被拒，随之而来的都是蒙古骑兵南下侵扰、抢掠，俺答汗希图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迫使明廷答应互市贸易。一直到发生几乎颠覆明政权的“庚戌之变”，明廷在惊魂未定之际终于同意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诏开马市”，旋即由于“虏中富者以马易 ，贫者止有牛羊，请易米麦。……虏之富者十二三，贫者十八九。不一通融，贫必为饥寒所迫，冲决约束，有妨大计。”[17]（兵部尚书史道言）于是，1551年九月，世宗终于下诏“罢各边马市”[18]，并下令“复言开马市者斩。”[19]自此完全关闭了求贡的大门，俺答汗遂不得不率领蒙古诸部向明边境展开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与抢掠。据上表所统计整理，俺答汗及其诸部，包括辛爱黄台吉、打来孙、把都儿、吉能等首领，几乎每年都有好几次寇边活动，频频入侵陕西、山西、河北、甘肃等省边关，宣府和大同是遭受侵扰最多，破坏也最严重的地方。蒙古寇边军常常攻陷村落，焚毁庐舍，“逢汉男子，老与壮者辄杀之，少者与妇女皆携去为奴婢，绝不贵重。”[20]而明蒙边境也成了明朝将士阵亡极多的地方。明朝政府往边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极大的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还导致边政严重腐败，平白无故的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这里有一份关于陕西四镇从嘉靖十年到二十年的军旅、物资统计表，可窥见一斑： 表2.2 陕西四镇军旅、物资统计表
注：此表据[明]余继登 辑《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七（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据表可知，边境的耗费真的很大，损失也颇多，致使明朝的国力也随之下降。而这些都是拒绝通贡，一意孤行的战争政策所导致的恶果。 连年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发生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降明事件，明朝以把汉那吉为人质与俺答汗进行了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蒙古停止对明的几十年的侵扰，并用白莲教叛乱分子赵全等为人质换回了把汉那吉，明朝同意在边境开市与蒙进行贸易。自此，数十年的战争阴云，终于烟消云散了。 三、烽火连起究为何 仔细回顾一下明蒙几十年的战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诸部为什么如此不辞劳苦的发动连年的战争呢？ （一）蒙古方面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蒙古内部的社会经济特点。自从元朝政权退回北方草原中，逐渐又回复到了游牧经济生活方式。游牧经济是单一的经济模式，社会物质资料极度匮乏，其经济受制于天时，偶尔的暴寒便使畜牧业遭灭顶之灾。自古以来，北方草原畜牧经济便与中原农业经济有着天然的互补的联系。单一的、粗放的游牧经济本身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必须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以中原地区为市场，销售其畜牧业产品及狩猎所得的兽皮等，从中原换回其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其他生活用品。美国学者亨利·塞瑞斯（Henry Serruy)认为，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只要明蒙之间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经济贸易关系，就可以避免蒙古大规模的入侵和抢掠，……而明朝却常常给这种经济交往赋予政治意义——蒙古部落只有表示臣属或有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时才被获准入贡。上文提过，蒙古部“富者十二三，贫者十八九”，人民生活贫困，日用品缺乏，广大蒙古牧民“爨无釜，衣无帛”[21][21] 。明岷峨山人的《译语》对当时明代蒙古族部落的风俗、习性作了详尽的描述：蒙古部落近年“生齿日繁，又盖以汉人居半，射猎不足以供之，其势不得不抢掠也。”[22]俺答汗在其《贡表》中说：“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段布难得。……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23][23]可见，其经济是多么脆弱！又加“俺答分居开平上都，最贫，愧不如，益盗边自肥。”[24][24]“众用不足”便萌生了“盗边”之心。 其次，《万历武功录》中提到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 他们保持了“喜盗好杀，轻生嗜利”[25][25]的特性，往往“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6][26]《译语》中说：“虏轻生、乐斗、心一、力猛、技精、胆大、又好野战、接战，皆用彼所长，是以常胜。”[27][27]俺答汗时代，“居丰州城，……有众十馀万，精锐者可三万，马四十万，橐驼牛羊百万。岁时居云中，上谷迤北，横行塞外。”[28][28]有了强悍的军力，自然会滋生向外扩张侵略之心。 再次，在嘉靖年间，俺答开始经营丰州川地区，但因草原地区人口毕竟稀少，而可供奴役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为开发丰州川的板升，不得不南下掳掠大量汉人作为蒙古贵族的奴婢，去充作劳动力。《明实录》记载：“初大同妖人丘富者入虏中，教为城堡宫室，布满丰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国被掳、亡命之众。”[29][29]还有，“虏得汉人，率奴隶之，不则易马远夷。”[30][30] 既然要掳掠汉人，就要发动军队去边境各镇，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达贼……四散锁牵汉人，指引掏挖抢杀。”[31]1541年、1542年间的进攻山西之战中，就“杀掳男女三十余万。”嘉靖三十年马市甫开复罢，“虏众潜袭入，复夺马略人，褫其衣而去。”[32]第二年，蒙古部继续“掘烧窑窨，杀略人畜。”嘉靖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儿约俺答八万骑，从潘家口入寇遵化诸村落，守略万余人，”这种对人口的大肆掠夺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掳掠大量人口，还免不了打家劫舍，“掳马牛羊二万五千余匹，焚室庐亡算。”[33]有明一代，蒙古各部的首领自脱古思贴木儿败亡以后，已经没有一个有夺取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了，也先和达延汗也仅仅是以统一蒙古各部，壮大自己的势力为目标。俺答汗也同样素无“大志”，他所发动的“庚戌之变”的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朝允许通贡，因而并没有攻打京城，而只是在京郊外进行一些抢掠。他曾经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说过：“吾终欲请入贡称外臣，朝请，请瓯脱、耕具及犁镂、种子，因归耕，以冀旦暮愉快，……请自今外塞称臣，受汉皇帝赐无穷，我岂复有它肠之可虞！”[34]但是后来，因白莲教事件而避难来到丰州川地方的白莲教首赵全、李自馨等人对俺答汗不断的蛊惑起了很大影响。他们都在农业生产中确有一技之长，为开发丰州川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俺答汗等蒙古诸部迷信萨满，极易受到打着宗教牌子的白莲教首领们的蛊惑，他们不愿看到明蒙和解，希图挑起战争，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僭称俺答为皇帝，驱我汉人，修大板升城，创起长朝殿九重。……答畏，弗敢居。”[35]高拱《伏戎纪事》记载，后来俺答曾说：“我本意要进贡来，都是丘富、赵全到边，哄我该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连年用兵，两下厮杀，不得安生。”[36]更有甚者，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时，“全与李自馨、赵龙、王廷辅，导引虏骑万余，从左卫黑龙五墩入，破云阳诸堡凡五十余座，杀略一千六百余人，略马牛羊凡七千八百余头，”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全益乘胜帅五千余骑，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杀二百余人，略马、牛、羊二千三十余头。”[37]这是白莲教首领们直接参与明蒙战争的例证。可见，当时这些白莲教首领们的确要对明蒙几十年的战争负一定责任，他们对明蒙战争的升级起着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明朝方面 明朝方面，面对蒙古诸部锲而不舍的求贡，不仅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之互通往来，反而疑虑重重，固步自封，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明朝在初期直至嘉靖前，与蒙古各部的朝贡贸易制度一直都良好的运行着，而到了嘉靖年间就中断了，这是明世宗推行的“绝贡”政策所致。[38]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错误的决断，导致明蒙关系达到了明代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地步。例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求贡，俺答“已具骆驼、马牛、白牛、白马各九头，色皆纯白，及金银锅各一口，要请入贡如初。”而明边关却杀掉了求贡使者。明廷认为，“迤北入贡，起成祖朝，原有封号、印诰。今奏来番文，既无酋长姓名、年月、求贡字样，显是诈伪总督等官，令通事译审番文及该馆官生译语，有无相同，仍诘虏情驰奏。”[39]于是，由此激怒俺答汗，发生战争。更有甚者，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求贡中，遭到拒绝的理由如下：“巡按御史黄如桂言：‘……至今又踵行前诉，岂可轻信？况贡亦寇，不贡亦寇者，夷狄之故习也。贡亦备不贡亦备者，边臣之至计也。事贵于先图，法重于申令。岂来力督抚严加防御。’上曰：‘逆虏连岁寇边，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如有执异处以极典。’”[40]明朝的统治者们思想观念中就极其轻视蒙古民族，“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根深蒂固。另外，嘉靖三十七年的“桃松寨事件”[41]更加剧了明蒙关系的恶化。 （三）自然因素 最后，还要考虑一下自然因素。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明清小冰期”之称[42]。其中，15—17世纪是最冷的时候，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明代蒙古的生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势必南下，争夺新的生存空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这是气候学泰斗竺可桢推断并且已被历史所证明其论断的准确。”[43]北方草原呈现“时冬寒草枯马饥”的面貌，使得北方游牧生产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蒙古部便不得不南下抢掠，以图生存。 综述以上几条分析，构成了兵连祸结的主要原因。 （四）双方战争的表现 总的来说，明蒙交战，优势在蒙，主动权在蒙。以俺答为首的蒙古诸部积极进攻，频频侵扰；明军消极抵御，处处被动挨打，即使偶尔主动出击也是收获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分析一下明蒙两方面的情况以及双方的战争，也就一目了然了。 蒙古部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组织形式实质上是军事部落组织，表现在“诸酋首皆骑马，身自为役，无肩舆张盖鸣驺控勒之奉。其服食器用，与他虏无大异。惟其习劳茹苦，故能任战，亦庶几古名将与士卒同甘苦之意，故其下皆乐为用。”并且“其部伍甚整肃，行则老少辎重居其中，遇敌则以精兵应之。有所得，辄瓜分， 不相凌夺，故人殊死战， 以利害同也。”[44]而明朝方面呢？明朝中后期，军政渐渐松弛，将兵疏于操练，“今之为将者，才贤故多，亦有奴隶部属，厮养卒伍，甚或浚削脂膏，充溢囊囊，又或目或粉黛，耳务淫哇，滋味煎其腑脏，醴酪煮其肠胃，故不知战斗与抚恤为何事，求脱法网已幸，欲铭功景钟，书名竹帛，岂不难哉。或曰虏无等威，不可法，然则古名将不可法耶？”[45]如此从军队将领上的对比中就可窥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中的表现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虏复拥众至，鸾私遣其党时义，以重贿结俺答，令别寇宣府、蓟镇，约无犯大同境，虏遂东去。”[46]守边大将军仇鸾身肩边关重任，反而贪生怕死，竟私自与俺答相约毋犯，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后来造成俺答率兵东向攻入京师重地，酿成“庚戌之变”，几乎颠覆了明朝政权。在这场“庚戌之变”中，仇鸾的军队不仅不敢抵抗蒙古入侵军，还“无纪律，颇骄纵，往往入村落，反辫发，诈称虏，劫掠民财。”[47]这种为虎作伥、趁火打劫的行为，不仅极大的帮助了蒙古军进一步南下入侵，加剧人民的痛苦，威胁明政权的的安危，还更加助长了明军中的腐败、违法乱纪的行为。“奸人乘间为乱者益众，……村落居民多避入城，本兵及诸将又多观望不战，且侦侯不远，所遣人率望尘而返，其于虏众寡远近皆不知。”[48] 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来去迅速，机动性强，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自不待言，常常“遣轻骑窥隙而起，杀略我军民，围困我墩台，灭绝我烽燧……益纵数百骑，少者或数骑、数十骑，往来……日时不乏绝。”[49]这都是蒙古军队能够长期骚扰明边境的基本优势。 明军虽器械先进，“神枪”、“佛郎机”、“大炮”、“弓箭”一应俱全，在这些装备上远胜于蒙古军队，但仍不能取胜，为何？ 首先，将帅得非其人。如前所述仇鸾，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春，“虏竟深入关中，总督曾铣因上复河套议，为咸宁候仇鸾诬，论死。”[50]官吏内部互相倾轧，如何能够一致对外？《殊域周咨录》中分析嘉靖十三年（1534年）蒙古犯花马池之役，道；“尝论十三年之役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几断不早、进攻太逼也。”“几断不早”就是说将领才能不济，判断失误，致使守边失败，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还有，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攻浮图峪，副总兵周彻遇之，不敢战。”[51]这导致了“虏夜分兵散掠。”[52] 其次，士兵士气低落，遇到蒙古兵皆不敢战，只站立观望而不前。士兵饱受战争之苦，又不堪将帅、边官的严酷剥削和压榨，在大同曾两次激起兵变，不少士兵因而逃亡塞外，反而为蒙古部提供边境情报，并引导其入关侵掠。还有许多生活在边境的普通百姓，也因不堪忍受明守边官军的剥削和压迫，携家带口私自逃亡北地，于是当中就有一些人向蒙古部透漏明军虚实。《明实录》中记载兵部上言，“比年北虏为患，俱因掳去边民及负罪投入者，教以用兵节制，以故所向无前。”[53]还有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胡锭之言：“近年各边奸民逃入虏中为奸细者，比捕得辩诘踪迹，又诡词求脱，莫可穷竟。……我之虚实，虏无不知。”[54]又有《大同平叛志》中记载，大同兵变后逃入虏中的叛兵，曾于嘉靖十三年五月“勾虏入寇”。当时，“诸叛即使人以金币啖北虏。有形通事者，数盗马塞外，颇知虏住牧所，率数人往。虏初疑之，既而知戕总兵事实，虏酋打来孙、吉囊、俺答、兀慎等以五万骑至。官军坚壁不敢战，而饷道断绝。……诸叛欲尽纳虏入城，城中人不听，乃止。”[55]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蒙古部的入侵。 当蒙古军南下之时，“云中军顾于虏约：若无我略，我无若虞。”由此导致了“虏啮指折箭而去，……杀略亡算。”[56]边军不愿与蒙古军连年战争，“边防夙弊不可胜言，其甚者，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袤，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墩军利其所有，或畏其攻墩，反传递消息，入则佯为不知，去后方举放炮火），近则敛戢，……”[57]这也说明了实现通贡贸易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好事，连士兵都希望与北方草原牧民和平交往，进行通贡贸易。 边关官吏贪污贿赂，不思戍守边疆，“上既玄修西内，急独在按各法刑赏绳边将吏而足，即督抚大臣往往逮诏狱劾治，轻乃谪戍，而阁大臣管国者，颇倚宠纳赂，赂滋章。诸边岁请藏金数百万，各饷犒，而络绎输权门，张胜讳败，冒功免罪以故边愈益坏而虏患益滋。”[58]似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有效的抵御蒙古军的入侵？这只能使边境愈加败坏，白白浪费国家资金，无形之中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为蒙古部入侵造成更大的可乘之机。可见边政的腐败与混乱并非全无道理，明廷只有真正放下架子，抛开偏见，同意开市贸易，才有可能肃清边政积弊，结束战争，换来长久的和平。 边境一带的经济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综观明边境史料可发现，边镇向中央乞拨钱粮作为军饷和赈灾之用的记载比比皆是。明廷向边境拨发的财、物主要包括太仓银、太仆寺马价银、太仆寺寄养马匹、淮浙、长芦等地盐引，每年各边镇还有大量的年例银，遇有战事，这些财、物还要大量增拨。兹举几例： （一)“嘉靖元年三月，户部言边镇有警，辄称马草缺乏，请银召买。”（二）“嘉靖三内九月，上以大同宣府粮储告乏，命户部及今两镇有年，亟发太仓见银及太仆寺马价各十五万，谴官和汆，分贮镇城，以备支用。有虚数射利者，按其罪。”[59] 边境经历长期战乱，生产、生活俱遭废弃，所以时时需要中央调拨人力、财力、物力大力支援，一旦疏忽或不及时，便会难以应付。据《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统计，嘉靖年间山西北部一带共发生比较大的旱灾二十一次、水灾二次、风灾五次、霜灾二次、雨雹灾七次，蝗灾三次，震灾七次[60]。这一时期发生这么多的灾害，大概也是明清时期的寒冷气候所致。在这种灾害多发之地，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农业废弛，虽有政府调拨钱粮，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再加上蒙古部经常南下掳掠，“塞下多畏虏掳略，我废耕近边膏腴地土，皆荒芜不治。”[61]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支持日费千金的军事开支的，明军屡战屡败也就无可避免。 明朝从中期开始国势日衰，边防日蹙。嘉靖前期，延绥巡抚王纶提出边防“四弊”、御史屠仲律言“九弊”。[62]有一篇明臣奏折，较全面体现了当时的对蒙政策——《谏止出师大同奏》：“陛下神武，固不厚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且淇国公，小违节制举数十万众，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守耳。”（按：作者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华容人，管兵部尚书。谥忠宣。）[63]还有，“在我，惟高城深池，积粟养土。外修战守，内务农田，宽其督责，简其文法。寇来则拒，去则勿追。实为胜算。至于横行绝幕，临瀚海，勒燕然，固不能望于今之诸将。而其捣袭掩取，收小功而贻大隙，遂诸将一时之利，而种边人他日之害，似亦不可为也。”[64]朝臣普遍认为在不能接受俺答求贡的情况下，面对蒙古军的侵扰，不宜劳师远征，而只宜固守。这很好的体现了当时明廷国力衰微，无力组织大军远征。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像王鏊在其《上边议八事》中提出了八条制敌方案，包括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召募、用间、分兵、出奇等[65]，还有曾铣的《复套条议》，都是很有价值的御虏方案。可惜朝廷中奸臣专权，朝政混乱，根本无人支持，曾铣还落得个被杀的下场。 当然，还应提一下地理形势上的因素。从北方草原一直到中原农耕区，地势由高而低，蒙古骑兵一路顺势南下，大同等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66]《鸿猷录》中道：“大同古云中地，北距虏，地平漫不甚厄塞”[67]。总的形势是明边境易攻难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优势在蒙而劣势在明。 四、结语 总之，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诸部因为欲求贡不得，又加之内部许多原因，不得已而向明发动了连续几十年的边境战争，而明方面又因为内部种种问题而对蒙古军反击不力，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处于消极防御的地位，这种状态在明中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给明蒙边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也极大的削弱了双方的实力。值得庆幸的是，最终造成了“隆庆和议”，明蒙达成和解，又恢复了以前一直兴旺的贡市贸易，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冲突。从长远来说，这几十年的战争换来的是明蒙长期的和平友好交往，极大的有利于蒙汉人民的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这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对以后明清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促成这一局面的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名垂青史。 注释： [1]详见薄音湖：《北元与明代蒙古》，《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文章认为，用“北元”称呼1368年—1635年的蒙古不恰当，应该用“明代蒙古”较为合适。 [2]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12月第4期；唐玉萍《明朝对蒙政策述论》，《昭务达蒙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刘祥学《明嘉靖年间的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一期。 [3]唐玉萍《俺答汗在明代蒙汉关系中的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李美玲《试述阿勒坛汗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阴山学刊》2002年12月第6期；敖登《关于阿勒坦汗历史作用评价的问题》（《蒙古史文集》〈1992年〉）。 [4]薄音湖、洪俊：《论俺答求贡》；《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1983年编印。 白翠琴：《明代大同马市与蒙汉关系刍议》；《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5][清]张廷玉 《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6]即史称庚戌之变 [7]因贡市上起了冲突所致 [8]《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中说：“虏入雁门塞二十万，破应州四十余堡”。 [9]详见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1983年编印。第六次征讨是在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 [10]详见薄音湖：《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集，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1983年编印。第四次是在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 [11]参见杨绍猷《俺答汗等生卒年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文章认为俺答汗生卒年为1508年——1582年，实足年为74岁。 [12]此处应是小王子求贡。 [13]详见《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第六册。 [1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15]《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16][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17]同上 [18]《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19]《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20][明]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8《俺答列传·下》 [22][明]岷峨山人《译语》 [23]《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明刊本，玄览堂丛书，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25]《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26]同上 [27][明]岷峨山人《译语》 [28]《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29]《明穆宗实录》，隆庆二年八月辛卯条 [30]《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三年五月甲午条 [3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九《北狄·鞑靼》 [32]《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中》 [33]同上 [34]《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35]《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中》 [36]高拱《伏戎纪事》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7]《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中》 [38]参见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12月第4期，文章详细论述了明世宗的“绝贡”政策以及实行这种政策的原因。 [39]《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40][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41][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嘉靖）三十七年，俺答子辛爱第三妾桃松寨与部目收令哥通，辛爱欲杀收令哥，令哥惧，投降与总督杨顺。顺自诩为奇功，以夷男妇致阙下。辛爱遣骑来索不得，乃攻毁诸墩堡略尽。顺惧……巡抚朱笈……乃遣桃松寨、收令哥等还。 [42]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八月，第58—60页 [43]引自琪琪格的《论〈内蒙古河套开发史陈列〉》，《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44][明]岷峨山人《译语》 [45]同上 [46][明]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戮仇鸾》，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7]同上 [48]同上 [49]《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50]《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51][明]谈迁《国榷》卷五十八，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条 古籍出版社1958年 [52]同上 [53]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第五册，第552页 [54]同上，第580页 [55][明]尹耕《大同平叛志》，项德桢《明臣宁攘要编》本，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6]《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57][明]岷峨山人《译语》 [58]《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59]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第五册，第586页 [60]本书编辑组：《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1982年11月 [61]《万历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62][明]余继登 辑《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七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四弊”：浮冒积习之弊、征解积习之弊、征调积习之弊、支放积习之弊；“九弊”：诸将御寇……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以闻；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兵不专一，主客杂聚；兵无素统，将不预设；法令姑息，纪律不肃；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粮糗不储，料理不周；士不精选，勇怯无辨。 [63]刘大夏《谏止出师大同奏》，《辽金元明臣奏议选》 [64][明]方逢时《与工部谢侍郎论边事书》，《大隐楼集》，民国十年刻本，崇雅堂丛书 [65]王鏊《上边议八事》，《明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 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66][明]韩邦奇《大同纪事》，项德桢《明臣宁攘要编》本，转引自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7]《鸿猷录》卷十四《抚定大同》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明]郑晓．今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5][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M]．中华书局，1962年，据明万历年间版本影印 [6][明]方逢时．大隐楼集[M].民国十年刻本，崇雅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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