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主集权下士人心态的变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21 国学网 余雷徐建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 余雷，1987年生，安徽宣城人，海南琼州学院2005级历史专业学生。 徐建，1986年生，山东淄博人，海南琼州学院200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明朝是一个士人人文品格流变的年代，也是文学品性之道与君权皇帝治世之势纠缠混杂的朝代，虽然说明朝帝王专制、集权在不断空前强化，但也应该指出的是 ,当时的士人确是这个时代实际的受益者。从太祖到世宗，明皇与当时代士人在不同帝王心态与政治思想指导下，两者关系变化起伏。可由于帝王权力和欲望在明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理想状态上的和谐是很少能够实现的，士人们也为此进行过抗争。虽然有过很多的胜利，但更多的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直到阳明心学产生后，士人们才得到了一个救赎式的转变。② （一）洪武时期 明初的洪武时期，由于“胡惟庸”案的发生，朱元璋借机就废弃了从秦朝开始一直沿袭的宰辅制度。虽然君王权力下放到六部内阁，但六部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对皇帝负责，在此种制度下，皇权更得到了空前加强。在朱元璋的心态里，稳定的国势应高于一切。然他的理想是想让君权与士人能在共同遵守仁义礼智的伦理原则，亦即儒道的前提下，达到一种和衷共济的默契。所以一方面洪武皇帝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不依，也在另一方面无一日而不思得贤之辅。 朱元璋是一个农民出身皇帝，他为了矫治元末贪污放纵之习，决心以酷刑整顿吏治，行严法扭转吏风。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世称为“关中三杰”）诸人均被迫害至死。甚至连有“开国第一文臣”之称的宋濂和开国功臣刘伯温也最终郁郁而终。所以，在这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甚至于当时大诗人高启在御受翰林院国史编修官之后，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欣喜，他谓之“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充溢着“不复少容与”的拘束和苦闷感。所以他们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的壮志。最多也只能或是怀古或是“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的淡然了。 （二）建文时期 从太祖皇帝到建文帝的过渡时期中，由于洪武时代的结束和其长皇孙朱允汶的登基，士人们才迎来了转机。单从“建文”的年号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位少主饱受了儒家熏陶，蕴涵了他所构建的政治理想。这也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虽然只是明初的昙花一现。 首先在这个过渡时期应该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儒学大师方孝孺。他在朱元璋时就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元末群雄争起，生灵涂炭的情景不断萦绕其心中，父亡给了他沉重一击，甚至曾受过仇家的牵连，但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放了过去。几生几死的人生经历让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态。方氏在学术方面极为严谨纯正，文章则更为纵横豪放，颇有东坡之风，丰蕴汉唐之气。运笔之间发扬蹈厉，词锋浩然。方氏既没有刘基叹老嗟卑的畏惧失望心理，也没有高启缺乏政治热情而甘居草野的馨意。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天下为己任”，[1]并且其人生选择也是反复斟酌的，“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立春偶题二首》）。在进退为难的情境中“中宵拥被依墙坐，默数邻鸡报五更”，他在默默的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陶潜与诸葛亮二位退隐自适和济世忧民的士贤是他标榜人生的楷模。后来他在《闲居感怀十七首》中，表述其之志向便已集中于济世一端了，“举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虽是身处下位，但却心怀“魏阙”。“慨想禹九州”，怀抱如此志向的方氏，终于在建文帝那里得到了机遇。 建文帝登基后即诏行宽政并锐意改革，方孝孺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建文帝高涨的政治理想与君臣关系的融洽和谐是不相分离的。而此时孝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作为一个士人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并把自己的命运纠联在一起。而最后他的殉难却变得容易理解。方孝孺的死不能视为一种个人的行为，它更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思想的短暂实践后又遭破灭的标志。但其实，方氏是卷入了皇族内部的自相残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些许悲壮的色彩，从而显出了一种士人同某种历史的尴尬。 （三）永乐时期 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是士人放弃忠义操守的突变过程。即使仁宗即位后宣布方孝孺等辈皆为忠臣，诏从宽典。而这也是很难挽回此时造成的影响了。所以，至于明中后期对杨士奇等人的不遵信诺，自身的软弱失节的众多批评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则即在于此。成祖帝时的士人杨士奇辈足以显示了这种尴尬心态的存在。同样这也是一种无奈，如果说士人在洪武时期是因生命而结束而无法守道，那么后者永乐时期则却为主动归顺而放弃守道的权力。将心比心，后者更是一种苦闷的煎熬。 永乐皇帝的君权统治可谓是明朝真正成熟的开始。他设内阁，立大学士，真正形成了内阁制度，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建文帝虽宽厚待士，却未顾及士人徒有空议以致天下不保。但是成祖及时地汲取教训，创制了刚柔并济的策略。他祭祀孔子，大兴科举，组织文人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永乐大典》等大型图书。对热衷仕途者广开言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山野。杨士奇曾盛赞永乐皇帝有孔子之心。可成祖并未能始终保持这副慈祥面孔，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满足一个帝王好胜求功的帝王心理和维护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势利益。对于一些有损帝国尊严的行为，他是绝不饶恕的。以解缙为例，最后他却稀里糊涂地在寒雪中送掉性命了。虽然这其中自然有他性情刚直的个人原因，但致命的根本是他卷入了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与解缙一起入阁的黄淮、杨溥，都有过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里度过整整十年的痛苦经历。成祖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美妙的境界，但要实现却是十分的艰难及不现实。其实际情况正如黄淮的《妾薄命》一样“报德未及已，妾心徒然悲”，（《省愆集》）完全是妾妇心理。这种妾妇同弃妇的心理一样，显示了永乐士人在君臣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而且此种心理还将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缠绕在士人的心头，形成牢固的人格心态。 （四）仁宣时代 明朝的“台阁体”流行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严格的讲，它既不是在洪武时期，也不是在永乐时期，而是在仁宗，宣宗及英宗前期的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广为流行。高潮乃是在宣宗一朝，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则为馀响。永乐时期虽是“台阁体”的发端期，却大多数是半真半假的谀词。而在英宗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弱与朝政的混乱，就再也不可能有“台阁体”那种雍容平和的气度了，开始走向一种象征性的没落时期。“台阁体”最起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二是皇帝与士人集团要达到亲融和谐的状态。而此两项条件在仁宣时期几可近之。仁宣时的士人感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堪称盛世，“今圣天子在位，诞敷恩德，以洽于万方。登贤拔材，咸列有位”。[2]明王朝至此，经过两朝的艰辛经营，政治基本趋于稳定，经济方面（主要指农业经济）较之元末动荡时已经有很大改善，各方矛盾渐趋缓和。尤其在宣宗朝时期则更为突出，史载：当是之时，宣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海内号为太平。由此可知，与洪武﹑永乐时期相比，仁宣时士人与帝王间的亲和力大大加强了。这种状态的出现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的：第一，从双方关系上讲，他们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共同情致爱好。仁宗与宣宗在潜邸是即长期受教于文官，“仁宗在东宫久，圣学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3]更为重要的是，像“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诸人在帮助仁宗争夺皇位时立下汗马功劳，有些人甚至为此身陷囹圄，这自然会得到新皇帝的报答。无论从政治利益还是个人情趣，都决定了彼此的融洽；第二，从皇帝一方讲，也必须依靠和信任文官。两朝皇帝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不在具有祖宗开国的气度和才能，倘若失去文官的支持与拥戴将会一筹莫展。“三杨”等人都是辅佐四朝的老臣，并且多次提出致仕隐退的请求均未告准，得到朝廷的一再挽留，不仅体现了君臣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显露其相互的依赖之深。从士一方来看，则表现出忠于朝廷，勇于任事而又不会放荡不羁的特性，为此起了一定保证作用。“士为知己者死”，既然皇帝表现出对臣子足够的关怀和信任，那么作臣子的也就没有理由不忠心耿耿。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程度。这在太祖、成祖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由于成祖时的提心吊胆之情还时刻萦绕心头，时刻提醒着他们，所以当时的士人们并没有流于娇纵放肆，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平柔谦和的心态。这尤其对“台阁体”诗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种局面显然并非完全是建立在共同守道的持续性的基础上，而是君臣间长期形成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因素作为维系条件，因此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又是十分脆弱的。任何的政治环境的变动和人事上的改变都会使其土崩瓦解。这也就是仁宣之治会如此短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英宗时代 “三杨”等阁老与皇帝的关系中师生之谊占了很大比重，随着仁、宣二帝的相继去世，此种情感也就不复存在。而太平局面的悄然隐去更使得皇帝的情感依靠发生偏移，变得更有利于太监而不再是阁臣。宦官的顺从变得越来越招致欢心，此时阁臣对帝王君道的限制就招来了厌恶。尤其对于守成之君则更是如此。从王振引导刚登基的英宗在将台观看比武，到唆使其御驾亲征，再到“土木堡之变”的英宗被先俘获。士人们开始丧失了驾驭朝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态只能使他们的大多数在宦官的专权里走向无可奈何的自保。也有甚者不免弃道从势，捞取实惠。以“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为言辞的恶徒嚚类大有人在。而无论哪一者，都不可能阻止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 于谦的死则是这一历史因素的必然结果。“土木堡之变”时，英宗被俘获导致了京城的皇位之争。于谦虽然深知这口陷阱的尴尬与凶险，但还是义无返顾的投身进去。当也先的要挟使众人陷入不知所措时，于谦坚定决绝了态度，“社稷为重君为轻”。即之又立即拥立景宗登基，断然拒绝了朝敌的念头。实际上于谦的举动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不利（尤其对英宗归国的难题也解决掉了），而他的可贵之处，是他主动选择了一条置自我生命于不顾的道路。这时的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在危机过后，二帝并存时，旧时的清慎态度不会不重新占据心头。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后来却表现得犹豫不决近乎迟钝，可见他已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即面对英宗归国后的混乱局面，他也只有表示出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自叹》）。在于谦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吟咏苦闷与退隐心理的内容，应该说是显示这时期他与许多士人的共同心态，所以于谦之死对明代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死毫不留情的粉碎了人们的幻想，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找寻生命的寄托。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士人们面临着两大抉择：要么退隐自适，要么作一次政治赌博。 （六）弘治、正德时代 弘治、正德时代最主要变化是成为士人与皇帝关系的突然转折时期。具体来讲是弘治时代孝宗与士人关系的融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兴的政治理想与进取的人生态度；而正德时期士人与皇权关系却趋于紧张，并由此造成士人政治理想的破灭和愤激悲凉的心态。在此种境遇中，士人的心态不会再与弘治时相同，而势必亦将发生巨大的转折。在此转折过程中，弘治时期所形成新老两代士人的区别更加明显。作为老一代士人代表的李东阳进入正德时期为少数顾命大臣之一，后来又继任首辅。但是此时的他，仍然用原来的人格元素已经无法得到应有的政治实力和皇帝的认可。于是正德朝的李东阳是备受争议。他曾与秉笔太监刘瑾共事武宗，其间对刘的奉承吹捧令士人不齿。《明史·李东阳传》评曰“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蔽，而气节之士多非之”，也正因他的因循软弱导致了宦官集团的更加放肆。他的这种性格已无法做到再次协调皇帝与士人之间的关系，更得不到气节之士的认可与谅解，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和时宜，他在《致仕命下，喜而有述》中云“四朝冠弁已华颠，一住黄扉十八年。力尽驱驰千里道，梦回钟漏五更天。从来癖性耽山水，老去闲情付简编。惟有国恩酬未了，海波无地着微涓”。而现实留给他的，只有归隐一途了。 作为后辈的李梦阳诸人也不见得得势。在荒唐的武宗与凶恶的宦官佞臣面前，狂直劲健的气节之士遭遇显得更加凄惨。他们的苦难不仅有罢官贬谪的仕途坎坷与廷杖牢狱的肉体折磨，更在其人生价值失去外在标准后又形成了精神世界的空虚及苦闷。李梦阳在弘治、正德二朝被五次免官，四次下狱，尤其在宦吏刘瑾专权时因起草弹劾奏章而差点丢掉性命，但却始终保有气节。他“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答左使王公书》）而在狱中，他依然愤激不平，浩气挥笔写就了十七首《述愤》之诗，可他又不会绝望，他深信不疑皇帝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果，“明明昊天威，我久宁在兹”（《述愤》其十三）。然而这是在正德年间，他不会有此种待遇了。虽然此时他还想用妾妇的身份向皇帝诉说心中“妾悲妾怨凭谁省，君舞君歌空自怜。郎君岂是会稽守，贱妾宁同会稽妇。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知”（《去妇词》）的苦衷。在明代前期，无论是君臣关系和谐之时还是紧张之时，士人几乎都处于“妾妇式”的被动地位，且欲用“妾妇”的温顺博得皇帝的同情。李梦阳（号“空同先生”）也想故伎重演，可时过境迁，显然这次他彻底会走向失败。此时的士人群体价值观也极为混乱的。以前被视为为国为民的高尚举措而今也难以得到认可。面对黑暗的没有公道可言的君臣关系，空同先生还是想到了归隐，这种释然完全是一种苦涩和无奈心境。“明月照我怀，耿耿殊未已。霜雪委如山，悲风中夜起。揽衣仰天叹，涕陨不可止。卞生抱荆玉，捐躯抛始终。青蝇攸来集，白黑反在此。城阙屹九重，浮云日千里。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苦。”（《杂诗六首》其四）这是一位士人一贯固守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在时代面前的精神苦恼。最终空同先生亦不得不悲伤陷于“寄情诗酒自沉晦”的境地。 明代中期一方面出现了康海﹑杨慎﹑李开先等一大批转向俗文学领域创作的作家，虽然从文学本体上讲是极有价值的，但从士人心态的流变过程来看，却并不乐观，甚至可谓不幸的象征。他们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新的趋向。康海可以说是“沉沦”得最深的一位。因为他曾营救李梦阳而降志屈于刘瑾，后来却得于此事而被贬官，受到了从皇帝到士人集团的百般奚落，最起码的人生支撑点也荡然无存。于是他选择了放浪形骸，“仆自庚午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虽饮不多，而日与酩酊为伍，人间百事一切置之”。[5]为了排解郁闷，他甚至由放荡走向颓废，留连于笙歌舞伎。以此种涂污自我形象的手段来反抗社会的不公。联想起在朝时的康海，曾经意气风发，胸怀远大，能诗擅文，转眼家居的他却留恋声伎，笔写艳曲，放荡颓废，实在是当时社会的不幸之事。还有“前七子”之一边贡，闲来即是愤世而心如火，俨然康海。王廷相被贬后作《梦讯帝赋》，愤激世事黑白颠倒，发出“何天道之恃”的质问。无奈之际，在晚年便随波逐流，谨小慎微了。 另一方面，中期的弘治持朝给了士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产生了追求理想境界的人生进取精神，而孝宗的舒缓个性与李东阳诸人的因循作风又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现变得不可能。于是新生代们就陷入了时而亢奋时而灰心的矛盾心理状态之中。王守仁便是这新生代的一员。他也有像李梦阳那样的壮志雄心，有“济苍生，灭狂胡”的霸气。然而那时的他地位卑微、壮志难酬，感到了时不我待的急迫。支持他的只有不与草木同朽的圣人观念，因而阳明先生最终也选择了兴圣学以励士气的去路。“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题四老围棋图》）“谪仙栖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二首》其二），“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五首》其四）。这既是阳明济世热情受阻时激愤之情的发泄，也是他自我适意脱俗情结的自然延续。这决非一种弃绝世事的行动，因为阳明不仅时刻关心现实时政，而且他成圣的举措也正从精神地漫游转向心学的专一归拢。就在正德元年，一件人生中的大不幸促成了阳明心学理论的最终完成。当时武宗耽于游乐，而造成刘瑾专权的局面，南京科道官两人因谏诤此事而被逮捕入狱，王阳明乃据理相救，结果也身陷囹圄，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龙场悟道”时期。“龙场悟道”在于得悟吾性自足，要超越利害得失的纠缠，保持心境之平静，即心理合一，从忧谗畏讥的悲愤凄凉转向从容自得的状态。另一方面针对文人集团和士风之气，必须痛下为善去恶的诚意工夫。由此他在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点上有了全新意义的顿悟。 其实气节之士是有缺陷的，往往他们在价值取舍之上取决于朝廷或是某些圣贤的外在标准。一旦失去这些，便没有了精神依托，从而变得狂放愤慨甚至于堕落颓废。而李梦阳、康海之辈的遭遇几乎与阳明相同，可是他们并没有从困境中超越出来，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们的人生境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情。而王阳明关键在于其悟解了外在权威对自我生命的无意，发现了自我良知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他在《诸生夜坐》中便显现出了其人生境界的极大转变，“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他的这种人生体悟与心态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完全显示出明代士人正在开始艰难地摆脱长期的从属地位，从原来的政治工具转为道义的承担者，从妾妇心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心态。王阳明向士人昭示的是一种新的人格形态，为士人摆脱现实苦恼提供了一种内在超越的有效途径。尽管他的思想发微没有及时成为李梦阳、康海等士人精神苦痛的良药，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却显示了他极大的活力。 不仅如此，在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又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学说。其认为要坚信良知在我，保证仁者与万物同体的儒家胸怀，无论在如何艰难的境遇中都不失其责任感；还要有高尚的境界，不执著于外在的荣辱兴衰，“忘患难，出生死”。这就为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的现实性提供了可能。阳明的爱物体民是其主要目的，作为一位儒者，这就是他的伟大志向。平定宸濠之变的大智大勇，惊不乱其神，喜不流于色；九华山“每日宴坐”来超越“忠﹑泰之难”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面对士人们的嫉功陷害，阳明先生得出结论：“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则安之而已。处之未尽其道，或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怨恨仇毒，则皆君子之过也。”[6]但是王阳明最终还是归隐了。他纵然有超人的自信与不计利害得失的胸襟，同时更有舍生取义的进取精神。但是当感到在官场上已无法担负儒者的救世责任时，便会畏惧忠孝两失的结局与自我生命的浪费，从而寻求更有价值的生命空间。“用之则行舍则休”，真正做自我生命的主人。他的归隐是积极的，哲学上的讲学论道，去启发士人们的良知，让他们寻求求圣之道，从而肩负公道天下的重任。阳明昭示给天下的是作为一个士人，出仕作官并不是生命意义的全部，追求山水审美，获得自我愉悦，对于人生价值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况且，即使要实现救世救民的儒者理想，也并非只能奔波于官场仕途，退隐乡野以讲学论道，同样能感发人心，振作士气，垂万世之典范。可以说阳明的整个人生历程与阳明心学体系重塑了明代士人的心态。 （七）嘉靖时期 嘉靖朝的士风演变在明朝是一个重要时期。作为外藩入主的世宗来说，敏感的心理自然会更加浓厚一点，巩固皇权的念头也日益强烈。“大礼议”的出现则是士人与皇帝关系演变的又一转折点。其中，世宗对首辅杨廷和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没有杨的推举世宗不会荣登大宝，另一方面杨对他的轻视又使得作为一个帝王无法容忍于他。杨廷和的失败是在“大礼议”中士人以道抗势举措中最惨重的。参与其中的其他士人们不仅有的命丧杖下，还有更多的人被罢职流放，结束了他们的济世生涯。象杨慎等辈，他们得罪的并不是刘瑾般的宦官，而是皇帝本人，平反的机会几乎是不可能了。在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意味着他们在有生之年再无出头之日。经过“大礼议”，世宗对士人们产生了不可消除的忌恨情绪，以致在后来的生涯中很难与士人们处于一种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中。从思想学术方面来说，“大礼议”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较量。王门弟子对此事件的参与是确实意识到人情比天理更合乎真实的人性状态，认为“礼本人情”更符合礼的本意，也更有利于现实的教化。他们利用这种更令人信服的“人情”击垮了对方僵硬的天理之道。但极为严重的是，却同时崩溃了激昂的士气，带来的也不是一个理想中的“人情”世面。最后的结果是在平定了士人们的个性突出与妄生事端的“麻烦”后，自我意识突出的王学也就被禁止了。皇帝真正需要的是朝廷的稳定，任何一种士风都是他利用的工具。 世宗在道与势的较量之中日益占据优势并最终得以以势凌道的胜利，同时便意味着士人的逐渐陷入被动地位并最终拜倒在皇帝的势下，放弃了守道的责任与独立人格。桂萼﹑夏言这样的大学士在皇帝身边时都要十分克制自己的刚愎习气，造成与皇帝相处时的紧张关系。夏言即使在身陷囹圄时依然不敢埋怨皇帝，而宁可归于他因。“白日沉冤狱，青天网不疏。圣恩隆未报，臣罪固当诛”（《拘幽三首》其二）。然而傲慢的夏言最后得到的还是身首异处的下场。尽管夏氏毕竟有忠诚之心，而其张扬跋扈之气难容于世宗。取而代之的就一定是有曲谨之性的严嵩了。在一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统治之下，形成的毕竟是阴柔士风。象夏言等人在仕途上已难有自保气节的完善，还有什么理由不归隐讲学以终其生或是独善其身。在这种进退失据的境遇中，身处官场非但难有作为，还要忍受巨大的人生折磨与精神苦恼，要么是皇权的牺牲品，要么是党争的替罪羊。那么渴望归隐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王慎中体味到这个朝廷已不需要正直志士的存在，写得《悔志诗》以明隐退之志。李开先遭贬归家后“尤好金元乐府”，“酒酣与诸宾客倚歌相和，（《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铭》）[7]精神状态流于颓靡。此时他们的信念支撑者，唯有阳明心学了。此时的王学也是一种求虚求适倾向的加强，而这种追求虚无的倾向毕竟是时代造成的。当时士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急迫之极甚至令内阁首辅严嵩都惊怕与厌恶，“俯仰十五年，辛苦事浮名。世路多险艰，风波使人惊。”（《南还稿》）从而他也对故园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云山遥在梦，日数故园程。”（同上）原先的程朱理学已不能再限制士人，而随之而起的心学却被世宗否定，形成了士人们的又一危机。 王学本就是为挽救程朱理学的危机而产生的，它肩负着端正世风与安顿自我的双重使命，因而士人与皇帝关系的政治境遇越恶劣，世风越败坏，它越能赢得正直士人的重视。尽管嘉靖朝多次明令禁止王学，但信奉者却反而越来越多。终于，在隆庆元年左右，在首辅徐阶的支持下，王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阳明重得恤典。士人们迫不及待的开始从压抑的不利状况下挣脱出来…… 王学的建构到此虽然已经完毕，但它对接下来晚明文士的影响则更为深广。阳明的后来者如王艮﹑罗洪先﹑王畿﹑唐顺之﹑李贽在心学上的拓展，使得晚明文士心态的走向更呈现一派众彩纷呈的局面。经过了世宗皇帝的几度封杀，又一次王学的蓬勃显示了他在明朝士风演变中起到的不朽作用。而限于此文写作之目的，本文亦将草率的截止于此。然思想的影响与转折并不是能用年代限制的。 注释： ①（标题）截止到隆庆元年阳明心学的官方认可。 ②本文写作截止到隆庆元年阳明心学的官方认可，原因在于隆庆帝以后的关系重点，已经让位于接下来的王学演变下的哲学与晚明士人心态关系，皇帝与皇权在其中已不占突出地位，很多情况下也与前朝形势类似，此文中就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方孝孺传(卷141)〔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五〔M〕.四库全书本 [3](清)钱陆灿辑录.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明)李梦阳著.空同先生集.卷二十六〔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5]《与彭济物》，《明文海》卷二百》，中华书局影印清抄本，1987年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明文海》卷四三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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