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世之良相”：王旦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46 国学网 王瑞来 参加讨论
按：如标题所示，本文为笔者关于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依时代顺序，之一为《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李沆论》、之三为《“左右天子为大忠”：寇准论》、之四为《恶的历史：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王钦若论》、之五为《“罔上弄權”：丁谓論》。笔者选择的贯穿于整个宋真宗朝历史的五个宰相，可以说大体上囊括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基本类型。通过对上述五种类型的宰相的政治活动，笔者试图把皇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放到较为具体的历史场面来加以讨论，以期在视觉上更加清晰。 引言 向来，政治舞台的聚光灯总是投射在少数名人和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上，而对凡人常事则过于吝啬。王旦虽然贵为宰相，但在权相林立的宋代，他的名声并不显赫。似乎既乏惊人的伟业，也无专横之恶名，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因而，后世的宋史学者也往往对其略而不论。然而，我以为，历史的长河并不总是波澜壮阔，更多的还是平静地流淌，平静地走过一程又一程。历史的绝大部分景观可以说都是平淡的，没有浓墨重彩。但平淡也是不应忽视的存在，平静地流淌往往铺垫着波澜壮阔。就王旦而论，他主要活动于宋真宗时代。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业的君主们业已逝去，留给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正常继统的宋真宗一个偌大的江山。较之在血雨腥风中创业，或许在莺歌燕舞中守成更难。而在已经确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1]的基本框架之内，从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开始，君臣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容回避地首先摆在了这一时期的君主和宰相们的面前。是启宋代君主独裁之滥觞，还是开宰辅专政之端绪，则关乎着历史的走向。我们无法推测王旦等当时的宰相们是否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则确实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辅专政制[2]的轨道，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君主独裁制。这中间，在宋真宗在位的二十多年内，长达十余年担任宰相的王旦，被宋人誉为“平世之良相”，[3]其作用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尽管在宋史学界对王旦尚鲜有专论，但我主要并不是想对其作人物褒贬论，而是意在分析其诸种行为的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是为论。 一、真宗时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驾崩，皇太子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4]是为宋真宗。这一年，宋真宗刚好三十岁，[5]正可谓是“三十而立”。在宋代历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皇帝位对于宋真宗来说，也许并不能使他踌躇满志，感到坐江山的愉悦，倒可以说是一份过重的承受。 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问题。自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之夜打乱了皇位继统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变数。无论是皇叔皇弟，还是皇子皇孙，谁都可能成为、也可能不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轻易树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入沉疴之后，才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确定皇太子。被确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长子。这又是一个变数。皇太子的确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事，一定要与主要大臣相商，获得赞同之后才能决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我们来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议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以盛怒拒之。《宋史》卷281〈寇准传〉载：“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我一向称宋太宗为“亚开国皇帝”。这不仅是因为宋太宗参与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剧，更因为他是在“烛影斧声”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6]以这样一位向来被认为是强权的君主，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许他知道，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拒绝别人立储的建议，但却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们却还要与新君共事，因此后继新君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样是〈寇准传〉载：“准初自青州召还，人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7]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宋太宗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四的记载，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则是由于寇准的提名。总之，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他虽然在自己病情不得已的情况下，立了真宗为皇太子，但总有些不情愿。接着上面引述的〈寇准传〉的记载，就有如下的叙述：“（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如果宋太宗只是偶尔心情不快，也还算是人之常情。但宋太宗在对待皇位问题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现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太祖实际上的长子燕王德昭与其一起征伐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太宗）闻不悦。”以至德昭向太宗建议行军赏时，太宗竟勃然大怒，说出了“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来，逼得德昭自刎而死。[8]这是太祖之子，对他的皇位存在威胁，情在理中。然而皇太子是自己亲生，自己选立，还显得如此醋意，就有些过份了。在这样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谨小慎微，生怕使太宗不快。但无论他怎么做，都难以避免心胸狭隘的太宗猜忌。他在判开封府期间，遇到旱灾，免除了十七个县的租税，被攻击他的人说成是收买人心。太宗听了也感到不悦。[9]他只好倍加勤勉职事，“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因而得到“太宗屡诏嘉美”。[10]另一方面，真宗对大臣毕恭毕敬。在他被立为皇太子刚刚一个多月，就向太宗提出不要让大臣对他自称臣下。[11]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太宗减少一国二主的不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将来拢络大臣。《宋史》卷六〈真宗纪〉载：“故事，殿卢幄次在宰相上，宫僚称臣，皆推让不受。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但也在内心无形中埋下了庸懦的种子。乃至在他即位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性格特征。 即位前后的真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面临着来自自己手足兄弟的潜在威胁。“烛影斧声”的事件，虽然被宋朝的史家们记载得隐隐约约，扑朔迷离。但处于宫禁之中，作为当事者太宗的儿子，想必是比谁都知晓内幕。在真宗即位时，其上尚有其兄太宗长子楚王元佐。依照惯例，长子继承皇位毕竟是名正言顺。但元佐因为反对太宗在篡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废为庶人。[12] 太宗驾崩之际，围绕着新君即位问题，虽说是没有烛影斧声之惊险，却也有几分惊心动魄。 《宋史》卷281〈吕端传〉载：“太宗不豫，真宗为皇太子，端日与太子问起居。及疾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贬昌龄忠武军司马；继恩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浔州，籍其家资。”[13]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凭着吕端机警，及时扣押了握有内廷兵权的大太监王继恩，又驳斥了一向主张立长子元佐的李皇后的提议，真宗的即位，很有可能成为泡影。并且，吕端作为阅历丰富的老臣，深知新君即位之际的变幻莫测，特别是因为有了刚刚险些发生的变故，他对新君垂帘引见群臣充满警觉。他立而不拜，上殿看清楚之后，才率群臣下拜，承认了新君的即位。我们不妨再做一个设想，如果藏在殿上帘后的新君被内侍或李皇后换成了长子元佐，吕端糊里糊涂地率群臣下拜，那岂不是生米做成了熟饭，让李皇后等人的阴谋得了逞？看了上面的记事，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太宗评价吕端的那句有名的话──“大事不糊涂”。[14]所以，经历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件，也就不难理解即位后的真宗为何每当见到吕端等大臣都是又揖又拜。这里面，既有感激又有敬畏。同时，这一未遂的宫廷政变，想必对真宗有着相当深的刺激。 为了避免夺位的悲剧降落到自己头上，他在即位之后不到十天，就对五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大加封王封公，进官加爵，加以拢络和安抚。同时，又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任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传潜、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四人并领诸军节度，以期互相牵制。并且，把他的潜邸旧僚李至、李沆除拜参知政事。前面的引述可知，真宗为皇太子时，就对李至、李沆毕恭毕敬，自然对成为参知政事的他们也是言听计从。不仅对两位参知政事如此，对其他宰辅大臣，真宗也是恭敬有加。《宋宰辅编年录》卷三载：“上（真宗）居忧日，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因为他也许意识到了，一旦发生宫廷政变，能保护他的，只有他细心维护的大臣。因为在太宗驾崩之际，真宗得以顺利即位，就是与宰相吕端的机警与帮助分不开的。因此，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宋真宗庸懦的性格终于为严酷的客观现实与巨大的心理压力所奠定。 那么，需要探讨的是，真宗的这种性格特征，给宋代政治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他在位二十六年，作为皇帝，作为常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而他的喜怒哀乐却难以表露，难以发作。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为他权衡的利弊所压抑，为他庸懦的性格所压抑。作为正常继统的第一位皇帝，又并非幼主，他有走上君主独裁的道路的可能。而且，其父太宗的强权也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其父总想效法唐太宗虚怀纳谏的姿态，也同样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之，宋代皇帝的角色定位，到了宋真宗，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同时也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是一如他的父辈皇帝太祖太宗，主要以行政长官的面目出现，事无巨细无所不统，还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君王，把行政长官的职事交付给宰辅大臣，抑或是居于两者之间，做一个半是象征性君主，半是行政长官的角色。但是，条条道路，并不是新即位的宋真宗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因为主观选择是一回事，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又是另一回事。即便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抉择，但路还要自己走去。在途中因行路难等诸种原因而改变路线的事情亦是时常有之。人世间，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头百姓，都常常有许多无奈。作为宋真宗，我想他绝对不是不想成为强权君主的，但客观现实与他所处的实际处境，使他在这条道路上经常碰壁。受阻就只好迂回，改变路线，只有在与执政集团的利益相吻合时，方能走得通。翻检真宗朝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君主，真宗不乏主见，也有盛气凌人之时，有些决策似乎也出自其手。但多数情况下，这位既无创业之功又是非长而立的新君，还是要接受和听从宰臣的意见。有时，他须要动点脑筋，玩点小花招，才能使自己的想法在宰臣那里通过。 真宗与其父辈太祖太宗不同。太祖太宗是打天下者。他们当初也许并没有想到后来能当上皇帝。他们的为君之道都是的当上皇帝以后才慢慢学的。所以，在他们身上还偶尔可见无法无天的野性。但真宗则不然。他自幼接受的是宫廷的正规教育。据他自己对王旦等人讲，他在东宫时，光是听讲《尚书》就听了七遍，《论语》和《孝经》也听过四、五遍。[15]因此，传统经典的为君之道，等于在真宗头脑中设置了一圈政治伦理规范。使他只能继承其父辈的值得称道的一面。即从谏如流。正统的为君之道教育，加之自身的谨畏性格，使真宗作为君主的自律意识很强。从史籍中大量他处理政务的大量记载看，几乎是“每事问”，根据宰执大臣的意见做出决定。当他的意见遭受抵触时，则很少固执己见。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又无形之中创立了许多新的“祖宗法”。而在重视祖宗法的宋代，他的行为又为后世君主所取法，为后世的大臣所称颂。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宋真宗，也就不会产生“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16]的宋仁宗。对于宋真宗来说，保持皇位本身，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要比握有实际的权力更为重要。 后人多不解真宗之世降天书封禅之事，《宋史》卷八在〈真宗纪〉结尾的赞语中就说：“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宋史》编者继而推测道：“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我认为《宋史》编者只说对了一半。作为威慑敌国的外交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难道就没有以天书来强调自身正统地位的内面因素吗？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天书的内容便可清楚。在天书前面写有二十一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17]如果真是所谓的天意，那么，两宋加起来也不过三百余年，与天书所说的世七百并不相合，可见其伪。在我看来，天书的关键在于“付于恒”三个字，即是天意将大宋王朝的江山付与他真宗赵恒的。这就从宗教法理上解消了他人觊觎皇位的可能。因此说，天书闹剧不过是宋真宗借天意来强调其皇位正统性而已。 一般而言，作为宰辅大臣，由于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很少有觊觎皇位的野心。所以皇位的正统性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在政治运作中的权力问题。本来他们就处于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一旦顶头的一人变得无关紧要，就为他们的纵横驰骋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可以说，在真宗之世，君臣两方的行为，共同为后世的君臣关系定了格，共同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辅专政的轨道。在宋代，出现了那么多的权相，出现了那么激烈的党争，似乎都可以从这一时代觅得端倪。 二、一朝宰相 在政务方面，皇帝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宰执大臣。为了清楚起见，尽管枯燥，但我想还是把真宗在位二十六年间（997～1022）担任宰相与执政的人名列表如下，以便概观俯视。
（此表据《宋史·宰辅表》编制） 从上表的统计看，真宗在位前期，李沆任相达六年，王旦任相最久，长达十二年。与王旦同期稍后，向敏中再度入相亦长达八年。此外，在王旦任相之前与之后，寇准合计任相约三年多。从真宗时代的全部历史看，在新君即位的调整适应期之后，王旦担任宰相期间，几乎贯穿了真宗作为皇帝的正常执务的全过程，而且其中有将近六年多是独自为相。王旦辞任病逝不久，真宗也就患病，处于神智不太清醒的状态。真宗朝政治也从此进入后期的混乱状态。因此，研究真宗一朝正常时期的历史，是绝对离不开王旦这个重要人物的。 三、三槐成荫 王旦幼时，其父王佑于自家庭院栽下三棵槐树，充满自信地说道：“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18]果然，几十年后，王旦长达十多年为相，位至三公之一太尉。 考察王旦一生仕履，一帆风顺，为党争激烈的宋代政坛所少见。这种一帆风顺，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其父为其铺就的。 王佑在太祖朝位至知制诰，曾深得太祖信任。在太祖与太宗的明争暗斗中，被派命知大名府，实际上的使命是监视并伺机陷害太宗的岳父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祖向王佑暗示，事成之后，任命他为宰相。也许是他为人正直，也许是他具有政治远见，总之他并没有按太祖的旨意去做。还朝后，太祖追问他：“汝敢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王佑回答说：‘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说：‘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既辱使命，又理直气壮，惹得太祖恼羞成怒，因而被贬，但符彦卿却免于获罪。由此，王佑虽然得罪了太祖，但却深深交结了后来篡位的太宗。传说王佑被贬，亲友送行时对他说，本来以为你会做到宰相王溥的位置。他回答说：“某不做，儿子二郎者须做。”[19]二郎就是王旦。他特别器重这个儿子，曾说「此儿当至公相」。因而，他不惜用身家性命做赌注，为儿子铺就前程。 此外，他还广泛交游，为王旦编织了一张颇大的关系网，这为将来王旦仕途的顺利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宋史》卷269〈王佑传〉载：“佑知贡举，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后与其子旦同入两制，居中书。”《宋史》卷281〈毕士安传〉也载：“（毕士安）凡交游无党援，唯王佑、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门人也。” 社会是一张网，朋友的朋友往往可以成为互为党援、互为同盟的基础。这里的吕端为太宗末、真宗初的宰相，毕士安为真宗朝的参知政事，并先于王旦为相。寇准则从太宗朝起先后出任枢密副使、参政，并在真宗朝两度任相。陈彭年亦在王旦任相期间出任参政，而杨亿、王禹偁则是代王言的著名词臣。另外，真宗朝先为御史中丞、后为枢密副使的王嗣宗，史载其“以文谒王佑，颇见优待。”[20]真宗朝任知制诰的李若拙，史载其“举进士，王佑典贡举，擢上第。”[21]真宗时文坛名士柳开，“王佑知大名，开以文挚，大蒙激赏。”[22]文人李建中“为王佑所延誉，馆于右熙载第，熙载厚待之。”[23]《宋史》卷296〈杨徽之传〉载：“徽之寡谐于俗，唯李昉、王佑深所推服。与石熙载、李穆、贾黄中为文义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一般文士，末至隐士常人，都可以成为王佑交结的对象。隐士李渎，“王佑典河中，深加礼待”，“王旦、李宗锷与之世旧。”[24]王佑知大名期间，甚至还有毫不相识的士人“闻王佑笃义”，专门赶去向他借钱。[25]真宗即位之初即拜为参知政事的李至，也极为佩服王佑的为人，曾写过〈五君咏〉，其中就有王佑。[26] 或许是受其父的言传身教，王旦在人仕之后，也颇注意交结。《宋史》卷273〈何承矩传〉载：“典长沙日，李沆、王旦为佐，承矩厚待之，以为有公辅器。”又《宋史》267〈赵昌言传〉载：“昌言喜推奖后进，掌漕湖外时，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谓有台辅之量，表闻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后皆为贤相。”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入仕后的王旦，着实得益于父子两代经营的关系网不浅。观其仕履，王旦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后，除知平江县。在这里，结识了当时任转运使的赵昌言，成了他的乘龙快婿。既是名臣之后，又是现任高官之婿，加之本人的品行，自然为人们所高看。紧接着，在知县任满后，监潭州银场时，又被郡守何承矩，推荐到朝中担任著作佐郎，参与编修《文苑英华》这部大型类书。此后，王旦通判濠州，又被父子两代的旧交王禹偁所推荐，担任转运使。到了京师后，王旦因“不乐吏职”，经过召试后，任命为直史馆。逾年，拜右正言、知制诰。[27]可谓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政界的人物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表面的、或是内在的联系。正是这张网将王旦托起。当然，王旦的迅速崛起，与其父王佑深结太宗有着极大的关系。 王旦任知制诰之后的表现亦不俗。《宋史》卷282王旦本传载：“钱若水有人伦鉴，见旦曰：‘真宰相器也。’与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为远大之器。”这些人的言论，无异于为王旦的进一步上升制造着锦上添花的舆论准备。在人事任免上，无论是皇帝的钦命，还是大臣的专权，都不能无视舆论之可否。好的评价，作为重要的舆论基础，既是升任的保障，又促进着升任。而在党派性政治之下，舆论也不是简单的自然发生的。往往是在一定势力为一定的目的暗中操纵和人为制造的。后来，其岳父赵昌言出任参知政事，王旦不失时机地向太宗提出避嫌辞职的请求。这一行为更得到太宗的赏识，“嘉其识体”，改为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而在赵昌言罢参政出知地方的当天，王旦就被重新任命为知制诰，并且“令复班在知制诰之首”，[28]即为首席知制诰。到真宗即位前，王旦已官至兵部郎中。[29]在地位上，此时的王旦已经具有了进入执政集团的条件与可能。作为新一代的执政大臣，已是呼之欲出了。 四、“朕心所属” 至道三年，宋真宗即位。除了有佐立之功的前朝顾命大臣吕端继续任相外，立即拔擢了潜邸旧僚，事以师傅礼的李沆、李至。说起来，王旦与真宗之间，并不像其父王佑与太宗，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此时的政治形势，对王旦很有利。吕端与王旦父子早有旧交。李至又是极为敬佩王旦父亲的为人，曾经作文颂扬过。而李沆与王旦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他们同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李沆颇为推重王旦。而从前朝留任的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也是对王旦赞口不绝，目为有宰相器。同为同知枢密院事的向敏中也是王旦的同一榜进士。面对这样的一张网，刚刚即位又谨小慎微的真宗不可能不正视。并且，此时的人事调整，吕端等顾命元老有着相当的决定权。不管怎么说，王旦也被委以重任，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替真宗代言。并且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事。 除了与现任的执政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外，真宗本人对王旦也是比较赏识的。《宋史》本传载：“帝素贤旦，尝奏事退，目送之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真宗“素贤旦”，并不只是听到许多赞誉，而是有他的理由的。可以说是他平素观察的结果。欧阳修写的〈文正王公神道碑铭〉就记载：“真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数日，召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事。公为人严重，能任大事，避远权势，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贤。” 在真宗即位之初，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因母老乞解枢务时，真宗特地把他召到宫内。君臣有如下对话： 上问：“近臣谁人可大用者？” 若水言：“中书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 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属也。”[30] “宜任大事”和“固朕心之所属也”，有的史书记载为“堪任大事”和“吾固已知之矣”。总之，都反映了王旦得到了来自具有广泛基础的官僚层与处于政界制高点的皇帝这样两方面的推许和肯定。看来，此时的王旦，进入执政集团，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里，主要是存在一个执政大臣是否有空缺的问题。咸平三年（1000）二月，枢密使王显被罢免。当日，王旦即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同时还有另外二人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恐怕是以王旦资历尚浅，而除为地位稍下的同知。但作为过渡阶段，这成为王旦跨进执政集团门坎的第一步。王旦在同知枢密院事任上刚刚一年，就被除授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31] 五、“堪任大事” 王旦担任参知政事的第四年，发生了在他执政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大事件，也堪称是宋代历史上的大事件之一。这就是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1004）七月，与宋相持已久的契丹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32]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机，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偏偏就在这个月，真宗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就一直任用为宰相的李沆又遽然病逝。[33]深所倚信的李沆的去世，使真宗感到格外空虚。面对契丹的进犯，不知所措。身为执政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极力主张南逃金陵或成都。[34]但继李沆为相的毕士安和寇准则力排众议，促使真宗大驾亲征。[35]尽管不情愿，毕竟还是要以社稷为重。因为无江山也就无他这个皇帝。而如果举措失当，只顾自家性命，则也会贻人以口实，危及其皇位。左右权衡之后，总算勉勉强强出征了。整个亲征过程，真宗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到了澶州南城，面对强敌，又犹犹豫豫，不敢渡河，在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催促下，才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由于皇帝身先督阵，使士气大振，各地援军也聚集了几十万之多。辽军处于不利处境，而这时统军挞览又被宋军伏弩射死，因而不得不求和。谈判结果，以宋每年输辽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36] 后世的史家把澶渊之盟与南宋的绍兴和议都看成是屈辱性的和约。这是有些偏颇的。至少当时的宋人并不都这么看，澶渊结盟，解除了外来威胁，颇使朝野上下欢欣鼓舞。实际上这种和约方式的背后，反映了历史进入宋代之后，人们在观念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用和亲的方式同周边的民族结盟。这是用血缘关系形成的和平维系。但到了宋代，这种方式已不可靠，也行不通。反之，在商品经济逐渐开始发达的社会，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包括和平。至于二三十万钱物，对于庞大的宋王朝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王旦的话说，还不到与契丹战争时所用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37] 我们扯回话题。澶渊结盟的成功，是在真宗的配合下，执政集团的戮力合作的结果。当时，真宗尽以军事委于宰相寇准，而首相毕士安本来卧病在床，也让人抬着，追到了澶州。[38]这次亲征，本来参知政事王旦也随行前往了，但又负有特别使命秘密潜回了京城。 皇帝外出亲征，例行要选一个东京留守，在京主持日常事务。不知真宗出于什么心理，亲征前，选了两三年前就一直卧病在床的弟弟雍王元份为留守。或许是因为病入膏肓的皇弟对他的皇位形不成威胁？结果，真宗一行刚到澶州，就从东京传来了元份因惊吓病危的消息。战事胜败未卜，继续找一个健康的弟弟为留守就有可能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况且险些先于他即位的其兄元佐，也在京师，几年前还被真宗从庶人恢复了楚王的王位。所以，这时他想到了“堪任大事”的王旦，命其当天就迅速返回东京，权留守事。《宋史》本传载，返回东京前，“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在胜败未卜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王旦让真宗当着宰相寇准的面交代后事。这时，真宗“默然良久”，最后极不情愿地挤出一句话来：“立皇太子。”就这样，王旦秘密潜回了东京。“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王旦不暴露自己回京权留守身分的目的，是表面上仍由元份为留守，免得使其他皇兄弟生出非分之想。王旦这样做，既为真宗保全了皇位，也稳定了政局。由于王旦做得极为隐秘，连自己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已回到了京城。以至凯旋时，家人都去了郊外迎接。这时，忽然从背后的城内传来清道的吆喝声，家人这时才知道王旦早已回到了京城。[39] 通过这件事之后，真宗愈加觉得王旦“堪任大事”。所以，在景德三年一月寇准罢相的当天，王旦就被任命为宰相。[40]从此，开始了王旦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宰相生涯，而且，最初六年居然是他一个人单独为相，时间之久，是真宗朝前所未有的。 六、“务行故事” 在王旦任相之前，长期为相的是他的同榜进士李沆。李沆较王旦年长，他与王旦既是同榜又是旧交。在他任相期间，王旦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李沆为王旦素所尊敬，李沆为相的作为与作风，都对王旦影响很大。李沆有句名言，亦为宋代的各种史籍所援引。即“沆在政府无以补报国家，但诸处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朱熹编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引用元城先生刘安世的评论云：“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正如老医看病极多，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且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轻改，此其害所以纷纷也。”朱熹自然也是赞同刘安世的评论，所以才引用。虽然这种评论隐含着对王安石变法攻击，但就真宗时期的具体情况看，还不失为偏颇。李沆自己也对他的这句话有所解释。他说：“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情，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是已。憸人苟一时之进，岂念厉民耶？”[41] 在特定的形势下，无为即是大有为。历史的辩证法也许就是如此。宋王朝到了真宗时期，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经营，各种制度已臻于完备。特别是在“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42]之后，宋王朝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所以，李规王随，王旦“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43]王旦不仅自己“务行故事，慎所改变”，[44]还经常告诫其他人少生事端。王旦也曾这样告诉过真宗：“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但祖宗典故并非一应俱全，如果找不到怎么办呢？接着，王旦说：“当问诸有司。”这就是说，请不要擅自做主。[45] 当然，如果仅仅王旦一个人“务行故事”，也难以持久。可以说，“务行故事”是北宋前期，特别是真宗时期信奉黄老思想的君臣们的共识。《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戊子条载：“知制诰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改。自今有陈述利害更张法制者，请先付有司，议其可否，如经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罔辨是非，一切颁布，恐失重谨之道。’上谓宰相曰：‘此甚识治体，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执政者所宜尽言，无有隐也。’”从真宗的角度讲，他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走“务行故事”的路线。他曾对王旦等宰执大臣说：“凡裁处机务，要当知其本末。朕每与群臣议事，但务从长。虽言不尽理，亦优容之。所冀尽其情也。若果决行事，岂足为难？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诛杀过当，享祚不永，岂不由此乎？”[46]不管是不是真宗为自己的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找借口，但毕竟与王旦等宰执大臣的为政方针是一致的。 在“务行故事”方面，《宋史》王旦本传列举了几件事。 其一：“石普知许州不法，朝议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狱具。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真国体也。”[47] 其二：“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 其三：“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使识大体。’”[48] 其四：“张咏知成都，召还，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为不可。帝问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49] 王旦选拔进士，也不选喜欢标新立异之人。《宋史》本传载：“李迪、贾边有时名，举进士，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皆不预。主文奏乞收试，旦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略。边特立异说，将令后生务为穿凿，渐不可长。‘遂收迪而黜边。”[50] 然而，王旦并不是绝对墨守陈规，拒绝一切变革的。特别是有些不合理的制度或法令，他还是赞成改革和完善的。但他主张慎重从事，稳步改革。《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子条载：“监察御史张廓上言：‘天下旷土甚多，请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检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赋不均，诚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须驯致。或命近臣专领，委其择人，令自一州一县条约之。则民不扰而事毕集矣。’”[51]王旦等人的改革方针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由此也看出其稳健。 对于将要实行的改革或新政策，王旦也主张经过缜密调查之后施行。如在大中祥符六年，枢密副使王嗣宗“请复天下幕职州县俸户”。王旦则说：“此事恐未可遽行，俟检详奏闻。”[52] 在今天看来，王旦的想法和作法似乎有些保守。但保守并不见得就是一个贬义词，也未必就是革新的对立面。在需要守成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味变革也许会适得其反，而保守则恰恰是在稳定中完善，在完善中前进。在日语中，保守一词有时是维修或管理的意思。正是由于王旦的稳健，在长达十余年间保持政策的一贯性，才使大宋王朝走上了鼎盛的峰颠。 七、“有谤不校” 论才能和魄力，王旦也许不如在他之前和之后为相的寇准，但论胸怀和气度，寇准则远远比不上王旦。这一点，连寇准本人也自叹弗如。《宋史》本传载：“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关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53] 王旦任相期间，由于王旦的推荐，寇准曾一度出任枢密使。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些事，也颇可见王旦的肚量。“中书有事关送密院，事碍诏格。寇公在枢府，特以闻。上以责公（王旦）。公拜谢引咎，堂吏皆遭责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旧诏。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与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惭。翌日见公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公不答。”[54] 留下记载的，还有类似的事情。“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印，寇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55] 在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托人求王旦，希望能成为地位较高的使相。对于寇准的这种请求，王旦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的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但当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已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与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56] 不仅是同他所欣赏的寇准之间，王旦有如此大度。在同他素所厌恶的人相处，他也能保持大家风度。《仕学规范》卷11载：“真庙出〈喜雨诗〉示二府，聚看于上前。王文正公袖归。因喻同列曰：‘上诗有一字误写，莫进入改却。’王冀公曰：‘此亦无害。’钦若退而阴有陈奏。翌日，上怒谓公曰：‘昨日朕诗有误写字，卿等皆见，何不奏来？’公再拜称谢曰：‘昨日得诗，未暇再阅，有失奏陈，不胜惶惧。’诸公皆再拜，独马知节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钦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顾公笑而抚喻之。” 大概这样的事很多，所以《宋史》本传对王旦的胸怀，总括言之：“旦任事久，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辨。”范仲淹在《杨文公写真赞》中赞扬了与杨亿交往的三个著名人物，其中就有王旦。范仲淹写道：“其王文正公居宰府仅二十年，未尝见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57]何谓“大雅”？自然是指王旦有雅量有胸怀。 在我看来，有时候，政治家的胸怀比才华更重要。胸怀与度量和人品相联系，才华和能力相关联。作为政治家，周围总会有些幕僚为其出谋画策，况且居于高位后，各种事情都有制度制约，因此即使能力差一些也并不妨事。但胸怀与度量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特别是在传统的党派政治的社会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对于政治家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众叛亲离了。有容乃大。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与其胸怀和度量紧密相联。与王旦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寇准。寇准心胸狭隘，刚愎自用。尽管忠心耿耿，真宗也不大喜欢他。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又屡遭周围人的攻击。一生坎坷曲折，在政坛几起几落，最后还是遭到政敌丁谓的暗算，贬死远方。而王旦则是十年为相，享尽荣华，老死相位。对此，欧阳修在王旦神道碑铭中感叹：“谁不为相，其谁有终？”身在政界最高层，固然是“无限风光”，可又何尝不是“在险峰”？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显赫一时，却难得善终。在北宋的历史上，有过权相，有过独相，但长达十二年任相，没有沉浮，君臣关系始终如一的，除了王旦，我们居然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个中道理，王旦深明。他曾说过：“大抵好杀则敛怨，弄权则败亡。”[58]专权而不弄权，这大概可以说是王旦得以善终的一个原因吧。 八、“进贤退不肖” “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59]这是寇准为相时的一句名言。王旦也说过，“中书当言者惟进贤退不肖”[60]所以，应当说这也是宋代宰相们的一种共同认识。当然，何为贤何为不肖的标准则是因人而异。历来，人们研究宋代历史，都说宰相虽主文武大政，但官员任免的人事权还是握在皇帝手中。从制度设置上看，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相对凝固化的静态的制度与动态的实际政治生活之间，总是有不少差异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宋代官员的任免，或是宰相等直接提名，经由皇帝认可，或是皇帝提名，与宰相等相商，获得同意。总之，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双方意见一致后才履行任免手续。作为制度，正如王旦对真宗所云：“盖除授差使，大小悉秉圣旨，进熟画可，始降诏命。”[61]所谓的“进熟”，就是向皇帝提出宰相等拟定的方案。一方独断的情况自然也存在，但似乎宰相一方的独断要比来自皇帝一方的多。当然，这也与皇帝主动放权于宰执大臣有关。如真宗根据其任开封府尹时的经验，“以府事繁剧，欲增置推判官”，便“令（王）旦等择人而任之”。[62] 我们来看一下王旦任用官员的原则和具体事例。 作为原则，王旦“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才矣，必久其官。”他虽然握有任免大权，但并不独断，“众以为宜得某职然后迁”。[63]他曾向真宗列举中书的工作，把“进贤退不肖”作为第一项。他经常注意考察各级官员。“（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至自充州，旦言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张士逊、知充州王臻等莅事干集，望赐诏褒喻，莱州通判徐怀式等舆论颇无治声，望令转运提刑察之。”对此，史籍记真宗“诏可”，[64]听从了王旦的意见。 王旦由于平时留意考察，所以对官员的情况都很清楚。史载：“时（曹）玮数上章求解州事，上问王旦谁当代玮者。旦荐（李）及可任。上即命之。众议皆谓及虽谨厚有操行，非守边才，不足以继玮。秘书监杨亿以众言告旦，旦不答。……不日声誉达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旦笑曰：……夫以曹玮知秦州，羌戎詟服。边境之事，玮处之已尽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坏玮之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由是益服旦之识度。”[65]李及的任命，王旦排除众议，一言而定。其任用的另一个原则，即采用忠厚稳健之人，斥退狡诘生事之徒。这与如前所述王旦为政的守成大原则是一致的。 与此事类似，史载：“中书尝请以工部侍郎、知制诰盛度权知开封府。上曰：‘可更问王旦。’时属疾在告，中书具圣语就问之。旦曰：‘度必不乐此任。’既而，度果请中书，自言幸以文字进，不愿处繁剧。”在这件事之后，真宗对中书的执政们说：“王旦铨量才品极当，人人各得其所，此岂可不问也？”[66] “铨量才品极当，人人各得其所”，这可以说是对王旦任用官员的最高评价。所以，王旦“当国岁久，上益倚信，所言无不听。”[67]“言无不听”，就等于在君臣互相信任的前提下，把包括人事权在内的权力，全盘交给了宰相王旦。王旦与宋代后来的权相不同的是，他尊重真宗，起码在形式上时时征求真宗的意见，这至少会使真宗能得到一种作为君主存在的满足感。他在人事任免方面，“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无不可。”[68]王旦尊重真宗，这是君臣得以密切合作的基础。反过来，在君臣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真宗对王旦“言无不听”，一切放行，也为王旦得以专政树立了权威。 王旦任用官员，并不仅仅着眼于一时，而是注重于长期培养和考察。当有人向他推荐某人时，他说：“诚知此人，然历官尚浅，人望未著。且俾养望，岁久不渝而后擢任，则荣途坦然，中外允惬。”[69] 王旦选拔人材，并不主张求全责备。在真宗感叹唐朝人材众多时，王旦对真宗说：“方今下位，岂无才俊？或恐拔擢未至尔。然观前代求贤不求其备，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为无过？陛下每务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则不便于任使。大都迭相称誉近乎党，过相纠讦近乎公。鉴其爱憎，惟托上圣，则庶几无弃人矣。”[70] 由于宋代官员的任命迁转，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推荐，这也助长了官僚们奔走于权门的风气。而王旦则很反感来走他的后门。《宋史》本传载：“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其人复来，不见也。”有个叫张师德的人，本来王旦很欣赏，曾多次同真宗说起。但他两次去王旦家，王旦都拒而不见。这使张师德很恐慌，以为别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又转托向敏中去问。王旦说：“张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耳。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71]由此看来，王旦颇为留意奖掖后进，特别是汲引那些无权无势的读书人。翰林学士陈彭年向王旦进呈政府科场条目，大概是过于苛刻，王旦看了扔在地上说：“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吓得陈彭年“皇恐而退”。[72]对自己儿子、侄子，王旦也阻止他们应考进士，他说：“吾常以太盛为惧，其可与寒士争进？”[73] 除了进贤，在退不肖方面，王旦也是不余遗力。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真宗几次想要任命被当时人称为五鬼之一的王钦若为宰相，都被王旦所阻止。他对真宗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在这里，王旦搬出了祖宗法和公议这两大杀手剑，使得真宗不得不作罢。直到后来，在王旦去世之前，王钦若才当上了宰相。他忿忿不平地对人说：“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74] 王旦虽然属于忠厚之人，但在严肃吏制方面，却相当坚持原则。前面说过，官员的任命迁转，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推荐。从制度规定上，被推荐者如犯赃罪等，推荐人也要连坐处罚。但这在实际上往往难以行得通。景德四年，兵部员外郎邵煜保荐的著作佐郎李随坐赃罪除名。这时，要不要连坐处分邵煜，大理寺、审官院反复讨论也形不成一致意见。最后事情闹到真宗那里。真宗又推给宰相王旦。王旦则态度坚决地说：“煜因随得罪，随不该减削，煜亦不在原降之例。今朝廷举官者甚众，若遇赦悉免，则是永无连坐之法矣。”[75]毫不犹豫地作了处罚。 在人事任免上，王旦有时显得过于固执，不近人情。他的同年进士边肃因坐赃受到处分后，经过了很长时间，同为同年进士的宰相向敏中对王旦说：“边同年责已久，牵复可乎？”王旦说：“为近臣坐赃，岂得更升进耶？”后来，向敏中向王旦求情，王旦强硬地说：“旦非于同年无情，公若欲用之，须旦死可也。”[76] 也许是长期留意人事的关系，王旦颇有知人之明。《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载：“公尝与杨文公评品人物。杨曰：‘丁谓久远果何如？’对曰：‘才则才矣，语道则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德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后谓果被流窜。” 王旦手中握有的，不仅仅是一般官员的任免权，包括执政集团内的人事调整，他都有着充分的发言权。比如他就曾推荐过寇准任枢密使。此外，《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条在记载张昊为枢密副使时，叙述了这项人事任命的背景：“先是，昊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欲为变。有密以上闻。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昊，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则奈何？’旦曰：‘陛下数欲任昊以枢密，臣未敢奉诏。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从其言，故诸帅皆递迁，军果无他。上语左右曰：‘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知，真宗曾几次想任命张昊为枢密副使，都被王旦所阻止，而这次又是由于王旦的提名，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可见王旦在人事方面的发言权之大。王旦这样做不但没有招致真宗的不满，反而由于王旦的妥善措置，倒也许使真宗想起了十多年前，钱若水向他推荐王旦时所说的“堪任大事”那句话，所以不禁由衷地赞叹王旦“善处大事”。 被学界有些人目为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谏官御史的任用[77]，也大多取于王旦的意见。如大中祥符九年，凌策从成都任满还朝，王旦向真宗说“策性质淳和，临莅强济”，因而被任命为权御史中丞。[78]此外，替皇帝代言的翰林学士的任命，也需要得到宰相的首肯。“大中祥符末，（杨）亿自汝州代还，久之不迁。或问王旦曰：‘杨大年何不与旧职？’旦曰：‘大年顷以轻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赖上终始保全之。今此职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79]王旦虽然是杨亿的朋友，但在起用杨亿这件事上，他不愿插手，把牌推给了真宗。可以说既是明哲保身，又是识君臣大体。但杨亿却因没有王旦的提名，在六年后才被重新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旦身居高位，直到去世，一直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王旦晚年病重，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列举人名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坚持让王旦推荐：“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结果，“公薨岁余，上卒用准为相。”[80]可以说是活真宗最终还是服从了死王旦。王旦病重期间，不止向真宗推荐了寇准一个人。神道碑载：“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罢，入见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以十余人计，从王旦去世直到仁宗前期，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人物，可以说多数是王旦所汲引提携的。包括仁宗为太子时讲说经书的老师，都是王旦向真宗推荐的。[81]这对于保持为政方针与政策一贯性，乃至宋王朝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九、君臣之间 真宗是宋代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在即位后，时时处处都想效法太祖、太宗，插手朝廷行政事务。当然，从制度上说，他也有这个权力。但由于他长期养成的谨畏性格，加之缺乏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总想做个从谏如流的好皇帝，所以，他的建议或决定，在朝廷中遇到阻力后，便很快缩回，常常是以修正自己的意见来同大臣达成一致。这种情形，在王旦为相之前已为常事。但在王旦以前，身为宰相的大臣都有特殊的背景。比如吕端，是前朝宰相，顾命大臣，真宗见了，唯恐恭敬之不及。再如寇准，是前朝参知政事，性格倔强到拉着太宗的衣服，让太宗听从他的意见的地步。太宗尽管不愉快，还是要做做姿态，说句“朕得寇准，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82]对于这样的大臣，真宗自然是畏避三分。又如李沆，资格虽说不老，但是太宗为真宗指定的太子师傅，真宗对其也一直是恭恭敬敬的。 在王旦任相之前，李沆任相时间最长。李沆的行为，给在位初期的真宗影响相当大。李沆与真宗之间君臣关系的模式，为王旦担任宰相后的君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素为王旦所尊敬的李沆，其言行也直接影响了王旦。我们具体看一下李沆言行。 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在前集卷二引用刘安世对李沆的评价，认为“最得大臣体”。其中，例举了这样的事：“李丞相每朝谒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既退，同列以为非。问丞相曰：‘吾侪当路，幸天下无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后幸已之。’公不答。数数如此。因谓同列曰：‘人主一日岂可不知忧惧？若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李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真宗时刻充满危机感，使其不敢轻易为所欲为。这样就便于宰相等执政大臣按正常程序来处理政务了。在君主权力尚未完全定位的微妙时期，李沆的这种防微杜渐的做法是有其深谋远虑的。 而上述的不理解李沆的这种行为的「同列」，大约就包括当时担任参知政事的王旦。因为在《宋史》卷282〈李沆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沆为相，王旦参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契丹和亲，旦问何如，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83]后来诸种事情的发生，正应了李沆的预言。因而，王旦叹服道：“李文靖真圣人也”。可见，李沆为相时的言行对王旦影响很大。 李沆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行为，同样使王旦印象很深。前引《五朝名臣言行录》载：“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真宗以问公。”公曰：“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论。”他日，再三询之，执议如初，遂寝其事。这里，李沆以“恐腾物论”为借口，不管真宗怎么求情，坚持拒绝了真宗的请求。有时，李沆对于真宗的提议，不加任何解释，就直接拒绝。同样是《五朝名臣言行录》载：“公为相，真宗尝夜遣使持手诏，问欲以某氏为贵妃如何？公对使者自引烛焚其诏书，附奏曰：‘但道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这种拒绝，对于君主来说，不仅大胆，而且有几分强硬，没有丝毫的缓和余地。《宋史》编者在论中称赞李沆“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等行为，认为“无愧宰相之任”。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的权力，自古以来就为士大夫所认同。 同样是李规王随，王旦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行为，完全是李沆模式。 在欧阳修撰写的王旦神道碑中，集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其一：“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公独以为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日，真宗顾公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邪？’”据《长编》卷87大中祥符九年七月辛亥条记载，在出现蝗灾后，真宗去玉清昭应宫开宝寺灵感塔焚香祈祷，又禁宫城音乐五天，然后派人去郊外捡来死蝗，以示其诚感应上天。既然是真宗派人拣来死蝗，王旦不会不明白是真宗的旨意让百官进贺。但王旦还是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事实掩饰灾害的作法。当时也许有忤上意，但客观上最终还是避免了真宗的一次尴尬。 其二：“宦者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真宗以语公曰：‘承规待此以暝目。’公执以为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过留后。”[84]这次，真宗是明确请求，志在必得。但也被王旦从朝廷大局出发拒绝了。 其三：“营（当为荣字之误）王宫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公独请见，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邪？由是当坐者皆免。’”[85]王旦晓以朝令夕改、失信于人的利害关系，制止了真宗的行为，因而保全了一百来人的性命。 其四：“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真宗怒，欲付御史问状。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付狱。’真宗曰：‘此事已发，何可免？’公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真宗悔，复驰取之，公曰：‘臣以焚之矣。’由是获免者众。”王旦把自己抬出来，拿出了一付要抓就连我一起抓的架式，态度之强硬，使得真宗再发怒也不得不压下去。接着，王旦又迅速地销毁了证据，叫真宗即使恼火也无可奈何。《长编》卷89天禧元年二月癸已条记载，所谓的“既而真宗悔，复驰取之”，实际上是“既而大臣有欲因以挤己不快者，力请究治，上令就旦取书。”党派政治，往往是以皇帝之名，行派系之实。从上面的记事亦可概见。总之，王旦以身相当，避免了朝廷的一次动荡。 王旦十八年为政任相，有许多可记可载的。但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却以赞赏的口吻大篇幅地叙述了王旦的上述的行为，自然也反映了欧阳修这一有代表性的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倾向。 欧阳修在叙述以上的事情时，说王旦“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王旦可以说是个性格温厚的宰相，绝对称不上强权，甚至像王旦自己所说的“仆在政府几二十年，每进对忤意，即蹙缩不能自容”。[86]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宰相，居然也不畏天威，“必得而后已”。如果换成强权的宰相大臣，君主会处于什么境地呢？其实，王旦的行为者不是过份的行为，不过是平常宰相的平常作为而已。俗话说滴水映日。从王旦的行为中，我们似乎可以明暸，所谓的君主独裁，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虚构。 上述的“蹙缩不能自容”，是王旦把当时的参知政事王曾的行为同自己加以比较说的一番话。王旦全话是这样说的：“王君介然，他日勋业德望甚大，顾余不得见之耳。……王君昨以避让会灵观使，颇拂上意，而进退详雅，词直气和，了无所慑。且始被进用，而能若是。仆在政府几二十年，每进对忤意，即蹙缩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这表明，王旦不仅自己抵制君主的错误言行，而且对他人勇于抵制君主的行为也很欣赏。可以说，王旦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旦的皇权观。 王旦虽然处处抵制和制止来自真宗的各种不当的决定，但在天书封禅这件事上却作了妥协。因而，《宋史》编者在〈王旦传〉后的论赞部分，对王旦倍加称赞之后，说“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长编》卷90也在天禧元年九月巳酉记载王旦卒时，援引别人的议论说：“议者谓旦逢时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在我看来，这种议论很有些偏颇。冯道当于唐末五乱世，历仕四朝十君，被宋代的道学家视为没有政治节操的人物。但用冯道来比喻王旦则有失贴切。首先，时代不同，王旦身处治世，而非乱世。其次，王旦也并没有同王钦若、丁谓等佞人同流合污。再说冯道，宋代道学家的认识也有问题。不错，冯道历仕四朝十君是事实。但他身当唐末五代乱世，在各朝为相，尽其可能，做了许多安定社会、恢复经济、弭平战乱的事。[87]他主观上或许有贪生安位的意识，但在客观上却做了不少好事。只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百姓，又何必拘泥于政治上的从一而终呢？我们今天的史学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或多或少地为传统的评价所左右。事实上，许多的传统评价颇有再商榷之处。 说到王旦，其实，在天书封禅这件事上，王旦有他的苦衷。因为经过了许多类似上述的事情，真宗对王旦颇有几分敬畏。所以，当王钦若向真宗提出伪造天瑞的事情之后，《宋史》王旦本传载，真宗“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最后，真宗为了使这件事能在王旦那里通过，便玩了一点心眼。他把王旦召去喝酒，君臣之间，其乐融融。宴后，真宗送给王旦一坛酒，说这酒特别好，拿回去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起喝吧。王旦把共拿回家打开一看，竟是一坛珍珠。“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且不说王旦究竟是贪财，还是给真宗面子，就真宗做这件事本身来看，尊为君主，在想做什么事时，居然事先要向大臣行贿，封住其口才行。这是不是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可以说，至少在真宗时期，很难说是君主独裁。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明史》卷168〈陈循传〉载：明景帝欲更换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几百年前的宋代真宗赐珠与几百年后的明代景帝赐金，两个看上去偶然类似的个别事件。其内在的联系恰恰揭示了传统社会中皇权无力的一面。 至于王旦对天书的态度，本传载，“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在真宗组织宗室和大臣们一起观看《祥瑞图》时，王旦公然声明说：“臣顷为大礼使，有奏祥瑞，非臣亲见也，据司天监邢中和状耳。愿令史官并书其实。”[88]王旦这番话想说明的是，第一，我虽为大礼使，但并没有亲眼看到降祥瑞之事，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报告。第二，请史官如实记下这一事实，包括他说的这番话。不管王旦当时是否意识到天书之事将来会遭受非议，但他这番立此存照的表白，明显是在为将来开说自己留余地。古代的士大夫，比之生前的荣辱，似乎更看重留名青史。不枉费王旦的一番苦心，李焘在编纂《长编》时，就记录了王旦的这番话。 对真宗他可以给面子，但对下属则不买账。同是本传载：“时向敏中同在中书，出彭年所留文字，旦暝目取纸封之。敏中请一览，旦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由此可以看出，王旦对天书，特别是对怂恿真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深恶痛绝。此外，王旦一直压着天书封禅的始作俑者王钦若，至死也不让他任相，似乎也可以反映出王旦对天书封禅的态度。 真宗在心中对王旦的敬畏程度，在王旦为相之初，虽然比不上吕端、寇准、李沆，但在长期为政中，王旦一直对真宗很尊敬，君臣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这正是王旦在十多年间得以专政的主要因素。 欧阳修撰写的王旦神道碑铭就曾这样发问：“孰不事君，胡能必信？”而王旦在真宗那里，就达到了“必信”的程度。《长编》卷89天禧元年五月戊申条记载真宗“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王旦处理政务，“有不经上览者，公但批旨奉行。”这重行为，类似权臣所为。北宋后期，蔡京当政，就曾自拟御笔，让徽宗抄写后颁布。[89]而王旦似乎超过了后来的蔡京，不经真宗过目，便批上奉圣旨来施行。但这并不是王旦专权，而是真宗所给予的特权。由于王旦并没有向别人炫耀这件事，因而同在中书的参知政事王曾、张知白、陈彭年都不知道。他们看到王旦这样做之后，先是批评王旦，继而又向真宗反映。而真宗的回答则令他们大为吃惊。真宗说：“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自东封后，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当谨奉之。”信任大臣，放权于大臣，特别是放权像王旦这样观察已久的大臣，这可以说是真宗的自觉认识。他曾对王旦等宰执大臣说：“朕观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忧不治？”[90] 真宗对王旦相当尊重。《长编》卷66景德四年九月巳卯条载：“宰相班位与枢密使、参知政事重行。上每见王旦班与王钦若等立位太迫，谓左右曰：‘殿庭仪石以南颇为隘狭，故朝集仅若同行。’即诏合门移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具体序位虽然已不很清楚，但毫无疑问，真宗是不想让王旦与王钦若等人挤在一起，而是想有所区别。他把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显然是想突出王旦的位置。在古代，南向为尊，故皇帝均坐北朝南。原来宰相和枢密使、参知政事等均在南边面向北面的真宗。当把宰相班位移于仪石北边之后，是否同真宗成为同一方向，面对枢密使、参知政事等人了呢？我们虽难以考知，但在立朝仪式上，确实是突出了宰相的地位。不用说，景德四年九月起，这又成为一项新的祖宗法被固定下来。这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 《长编》卷90在天禧元年七月丁巳王旦因老疾罢相时，归纳王旦为相说：“当国岁久，上益倚信，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议，必曰王某以为如何？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看来，尽管真宗“谕以小事一面奉行”，但实际上是“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 我们来看一下“非旦言不决”的具体例子。景德四年九月，因知杭州的官员任满，讨论后任时，参知政事冯拯说：“余杭比诸道易治。”真宗抢白他说：“方面之任，古诸侯也常时无事则为易治。吴人轻巧，苟豫备非常，安可谓之易也？”他撇开冯拯等，拿着班簿，指着孙仅、王济的名字，直接问王旦，二人孰优？王旦回答：“济有吏干，可副是选。”一言定鼎，王济被任以工部侍郎知杭州。[91]为相十二年，这种“非旦言不决”，铸成了真宗时代君臣关系的特征。从君主方面来看，这与真宗的主动放权有关。而这种放权，既属明智，又属无奈。真宗在同王旦议论唐朝政治时，举了陆贽“德宗英睿，有独御寰中之志”的话，然后评论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92]由于真宗认为君主一人独裁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放手让宰执集团去管理。实际上，正常环境下宰辅大臣在皇帝的信任下专政，非正常环境下宰辅大臣控制皇帝而独裁，当是有宋一代不争之事实。而王旦则是从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开始，开宰辅专政之端的重要人物之一。因而，重新审视宋代政治，王旦的作为不当忽视。 结语 以前，我曾探讨过宋代的皇权与相权的问题，着重点均在二者的此消彼长上。[93]固然，具体说来，可以如此分析和考察。但总的说来，皇帝与宰辅大臣都属于同一个执政集团。通过前面考察王旦为政为相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没有同真宗的密切关系，没有真宗的充分信任，也就不可能有王旦作为宰相的专权。因此说，朝廷各种政策的制定，诏令的颁布，人事的任免，制度的兴废，都是君臣双方的共同行为。这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合力（Resultantof Forces）。朝廷的一切重大举措，可以说都是某种合力的结果，具体说，是朝廷中各种派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往往不是来自哪一方面单独的分力。当然，即使是合力，也并不意味各方的分力都是均等。如果细致划分，就有一个我以前所讨论的皇权与相权的彼此消长的问题。 关于皇权与相权，从一般形式上看，如果用公文的颁布作比喻的话，相权犹如公文内容，皇权则如公文上的公章。只有公章，没有公文，就等于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只有公文，不加盖公章，则公文没有效力。两方缺一不可。然而，较之公文本身，公章应当说更具象征意义。尤其在宋代，皇权这颗公章，更多的时候确实只是一颗象征性的“橡皮图章”（Rubber Stamps）。 本文把王旦作为个案提出，加以讨论，是觉得王旦这个并非擅权的平常宰相，较之宋代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权相，更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就更具有说服力。不知学界诸君以为然否？幸有以见教。 注释： [1]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此语虽是身任宰相的文彦博在熙宁四年对神宗说的，但反映的则是整个宋代士大夫作为一种强大势力业已崛起的客观事实。 [2]在这里，我相对于到目前为止在史学界流行的君主独裁或君主专制的说法，提出了“宰辅专政制”的命题。所谓的“宰辅专政制”，是指以宰相为主的执政集团在中央政治运作中的决策形态。在宰辅专政制下，并不排斥皇帝的作用。应当说皇帝也是同一执政集团的成员之一，只不过从实际作用上说，并不在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已。严格地说，宰辅专政制这个说法并不理想，本应叫做中央集权。但鉴于现有的中央集权的提法，已被用于形容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为了避免概念混淆，姑且如此称之。 [3]见《长编》卷90天禧元年九月己酉条。 [4]见《宋史》卷6〈真宗纪〉。 [5]见同上。 [6]参见拙作〈烛影斧声事件新解〉，《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7]又见《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条。然〈寇准传〉所记则较《长编》明确。 [8]见《宋史》卷244〈燕王德昭传〉。 [9]见《长编》卷 [10]见《宋史》卷6〈真宗纪〉。 [11]见《宋史》卷5〈太宗纪〉及《长偏》卷38至道元年十月乙亥条。 [12]见《宋史》卷245〈汉王元佐传〉。 [13]又见《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条及四月甲戌条。 [14]见《宋史》卷281〈吕端传〉。 [15]见《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亥条。 [16]见《北窗炙轶录》卷上。 [17]见《宋史》卷140〈礼志〉七，又见《宋会要辑稿?瑞异》1～30。 [18]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19]以上见宋张兹撰《仕学规范》卷30。 [20]见《宋史》卷287〈王嗣宗传〉。 [21]见《宋史》卷307〈李若拙传〉。 [22]见《宋史》卷440〈柳开传〉。 [23]见《宋史》卷441〈李建中传〉。 [24]见《宋史》卷457〈李渎传〉。 [25]见《宋史》卷440〈柳开传〉。 [26]见《宋史》卷266〈李至传〉。 [27]以上均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28]见《宋会要辑稿?仪制》3-5。 [29]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30]见《长编》卷41至道三年六月甲辰条。 [31]以上均见《宋史》卷210〈宰辅表〉一。 [32]见《宋史》卷281〈寇准传〉。 [33]李沆薨于景德元年七月丙戌。记载见于《宋史》卷7〈真宗纪〉。 [34]见《宋史》卷281〈寇准传〉。 [35]见《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36]以上均见《宋史》卷281〈寇准传〉。 [37]见《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条。 [38]见《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39]以上均见《宋史》卷282〈王旦传〉，参见《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案，关于这条立皇太子的史料，有些疑点。当时真宗尚无子嗣，因而立太子之说似乎无从谈起。然考量在战事胜败未卜的情况下，王旦让真宗事先交代后事，当为可信。只不过继承人未必是皇子，也可能是皇兄皇弟。不过后来由于这种可能并未发生，所以当时的指名也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40]见《宋史》卷210〈宰辅表〉一。 [41]见《宋史》卷282〈李沆传〉。 [42]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43]见《长编》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条，又见于《宋宰辅编年录》卷3。 [44]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45]见《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条。 [46]见《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丁丑条。 [47]又见《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条。 [48]又见《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条。 [49]又见《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戊戌条。 [50]又见《长编》卷59景德二年三月甲寅条。此为王旦任参知政事时事。 [51]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1-18。 [52]见《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丁巳条。又见《宋会要辑稿?职官》58-4。 [53]又见《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条。 [54]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55]见宋赵善僚编《自警编》卷一。 [56]见《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条。 [57]见《范文正公集》卷七。 [58]见《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条。 [59]见《宋史》卷281〈寇准传〉。 [60]见《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甲子条。 [61]见《宋会要辑稿?职官》2-43。 [62]见《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条。 [63]以上见《长编》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条。 [64]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65]见《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壬子条。 [66]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67]见《长编》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条。 [68]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69]见《仕学规范》卷23。 [70]见《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月壬午条。 [71]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 [72]见《宋史》卷282〈王旦传〉。 [73]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 [74]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 [75]见《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戊申条。 [76]见《长编》卷90天禧元年六月甲申条。 [77]关于台谏为第三势力的说法，参见富田孔明《北宋的政权结构与太学生上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4号，1999）与虞云国《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学术月刊》第11号，1995） [78]见《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午条。 [79]见《长编》卷95天禧四年三月丁亥条。 [80]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 [81]见《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辛酉条。 [82]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四。 [83]又见《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丙戌条。李焘于此事后注云：“《记闻》称和好成，沆独忧。盖因此事误也。沆死于七月，十二月和好始成。司马光偶未考耳。” [84]见《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条。 [85]见《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五月辛巳条。 [86]见《自警编》卷1。 [87]参见《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砺波护所著《冯道》，也对冯道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 [88]见《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条。 [89]参见《宋史》卷472〈蔡京传〉。 [90]见《长编》卷64景德三年九月丙辰条。 [91]见《长编》卷66景德四年九月庚午条。 [92]见《长编》卷84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乙酉条。 [93]参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论宋代相权》、1989年第1期《论宋代皇权》。 （此文原载2000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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