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59 国学网 张继红 参加讨论
第五章 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在上面几章中，本书概述了古代诗歌教育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将古代诗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续到了晚清时期。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晚清阶段往往被历史学家划入“近代史”，并成为“近代史”的主体部分。但本书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著作，也无意改变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只是无法将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晚清时期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很大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见谅。 下面，本书将从教材体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古代诗歌教育作一综述。 第一节 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体系 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传授自然知识与伦理规范，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十分丰富，很难一一列出来。本书在前面简述诗歌教育史时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管中窥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说，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儒家的经学类教材，是指以《诗经》为核心形成的注释《诗经》的许多著作。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融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古文经《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首次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合作，在经书注释上独创了“笺”的名称。郑玄《毛诗笺》、《毛诗谱》出现后，《诗经》的流传发生了重要变化——古文经“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而今文经的“齐诗”、“鲁诗”、“韩诗”就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诗经》教育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现今流行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孔颖达于贞观年间奉诏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毛诗正义》是对“毛传”和“郑笺”的疏解，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注释进行了鉴别裁定，因此又叫《毛诗注疏》，是注解《诗经》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学者阮元列入《十三经注疏》，影响至今。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诗集传》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就诗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义则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齐、鲁、韩三家学说，而以己意进行取舍。《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释《诗经》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诗教”传统对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就曾写作数首四言诗，如《奋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就采用了古朴典雅的四言诗形式。《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在今天仍然是诗歌教育教材，如《关雎》、《蒹葭》、《伐檀》、《硕鼠》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二是纯粹的诗歌类读本，是指根据某种需要编选的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 《诗经》原本就是一部诗歌总集，本名曰“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虽然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变其本来面目。西汉时“诗”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 自两汉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诗歌的选集或总集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成为文士学习作诗的范本而广泛流传。如《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江湖集》、《唐音》、《唐诗品汇》、《唐诗解》、《唐音统签》、《名媛诗归》、《明诗综》、《词综》、《全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这些诗歌选集、全集、总集往往规模浩大，适应对象也非常广泛。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北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窜改，所收诗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对古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中唐时期，蒙馆塾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全唐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代一些诗人、学者还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类著作，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六一诗话》、《韵语阳秋》、《沧浪诗话》、《浩然斋词话》、《乐府指迷》等。 三是蒙学诗歌读物，是指专门为学童学习诗歌和进行文化伦理教育而编选的诗歌读本。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通行的《神童诗》选入48首五言绝句，浅白清新，格律严谨，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千家诗》最初是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收录律诗和绝句1270多首。后来分别出现了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种《千家诗》编成合刊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清代通行的《千家诗》包括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共220余首，所选诗歌题材十分广泛，风格浅近易懂，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风靡各地，广受欢迎。《千家诗》在清代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千”，是蒙学中最普及的读本。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注重选取历来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佳作，选入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歌300余首，涵盖了古诗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各种诗体，名家名篇入选甚多。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这本书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篇章，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的确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学习唐诗的首选读本，风行海内外。 四是蒙学韵文读物，是指为帮助学童识字或学习文化伦理常识而编写的启蒙韵文教材。 由于汉字特有的音节和声韵特点，汉语韵文具有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易读易诵、便于记忆的优点，因此，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上产生了许多韵文形式的教材。汉语韵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诗歌，而诗歌与其它韵文形式并没有很大区别；尤其是那些句式严整的韵文，即使称之为诗歌也无妨。因此，在概述古代诗歌教育史时，也不能忽视这些韵文类读本。采用韵文形式编写蒙学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 古代蒙学韵文读物的主要内容有识字、属对、声律、自然常识、历史典故、百科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等，大致可分为五种：韵文识字读本、属对用事读本、韵文百科读本、伦理道德读本、韵文历史课本等（这种分类并不够严密，少数读本还有交叉兼类现象），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名物蒙求》、《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鉴略妥注》等。这些知识都与作诗有密切联系，其中的属对、声律、用典还是作诗的基本技能，因此，这些读本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辅助教材。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明显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其中一些与诗歌并无两样（如《鉴略妥注》）。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即使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韵语读物也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在西周时期，已出现韵文形式的识字读本《史籀篇》，这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识字课本，可惜早已失传。这本书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这本书为后世编写儿童识字课本提供了典范，对后世影响巨大。 我国历来有大学者为儿童编写蒙学识字韵文教材的好传统。李斯撰《苍颉篇》，司马相如著《凡将篇》，史游著《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扬雄著《训纂篇》、班固著《十三章》、蔡邕著《劝学篇》、周兴嗣编《千字文》、王应麟编《三字经》等。此外，还有北宋无名氏的《百家姓》。其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影响最大，合称“三、百、千”。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识字和常识课本。它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今存《急就篇》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或用三言、四言，共34章，计2144个字。《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后世童蒙教材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有很大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 南朝梁代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百家姓》与《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 南宋末年王应麟所作《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蒙学教材编写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其句子往往言浅意深，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因此，《三字经》出现后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自唐代实行诗赋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诗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人功名的成败；而格律诗尤其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因而学习作诗、学会属对用事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因此，在韵文识字读本之外，自唐代以后还出现了许多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了解历史典故的启蒙韵文读物，如《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蒙养故事》（《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唐代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凡596句，2384字，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典故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仿照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 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属对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这本书为学童学习作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明代萧良有的《蒙养故事》也是仿效唐代李翰《蒙求》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按照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依次编排，四字一句，每句概括一个典故，对仗工整，易读易记。如“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又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清末和民国时期通行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清代李渔编著的《笠翁对韵》是一本专门用来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全书共三十韵，每韵二则至四则不等，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语言工巧藻丽，音韵流畅；内容博采精裁，编排合理，意境典雅优美，又富生活气息，更易为初学之人掌握。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文中罗列了许多典故，既能够帮助学子增长见闻，又可以在品德修养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车万育编著的《声律启蒙》是一本专门帮助学童学习对偶技巧和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全书按韵分编，内容丰富，形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和谐，琅琅上口，使儿童在诵读中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这本书也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百科全书式的韵文读物，如《名物蒙求》、《幼学求源》等。 南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明末学者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全书按内容编排为三十三类，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全文采用骈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易学易懂易记，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明清时期，一些学者还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专门用来传授人生处世经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如《小儿语》、《续小儿语》、《好人歌》、《增广贤文》等。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清代车万育编录的《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以韵文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这本书采录广泛，大致反映了古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其语句接近口语，极少运用典故，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明代还出现了一部用五言韵文编写的蒙学历史课本《鉴略妥注》，作者是明代学者李廷机。《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概述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一部诗歌体通史。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这本书在明清时期颇受士人喜爱，与《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并列为蒙学基本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 上述两类蒙学教材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础性读本，直接或间接为学童学习作诗服务。有一些读本至今仍在诗歌教育中发挥着作用，是古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既要注意珍惜和保存，也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尤其是要将古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总结出来，继承并发扬光大。周谷城先生在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撰写的序文中说：“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等形式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五是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流传的民歌、民谣、童谣、谚语、格言等。 远古时期的歌谣是诗歌最初的源头，当时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其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曾经产生了数不清的民间歌谣，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都是民间诗歌教育的教材，而且对古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歌谣被官府或学者收集、整理、加工之后，就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诗歌读本，如《诗经》里的部分诗篇、汉代的乐府诗等。其中一些诗篇在古代诗歌教育中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敕勒歌》等。历代农民起义军也往往利用歌谣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古代民间歌谣在诗歌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第二节 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两种：一是官学诗歌教育，是历代统治者主导的以各级官学为主体的诗歌教育，《诗经》自西汉之后一直是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二是民间诗歌教育，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以各类蒙学为主、以民间歌谣自发流传为辅的诗歌教育。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官吏选拔制度影响下，官学诗歌教育往往主宰着民间诗歌教育的基本走向，为民间诗歌教育的发展限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民间诗歌教育往往是官学诗歌教育的附庸，蒙学阶段的各种诗歌教育教材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但民间歌谣有时也会偏离主流方向，出现一些与社会正统思想观念不一致的现象。 由于古代民间歌谣除少数篇章外，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四方，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因此，论及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指古代各类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方法，涉及官学诗歌教育和蒙学诗歌教育两个方面。从古代诗歌教育的过程来看，简而言之，其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等。 一、讲授解疑。这是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法，也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 在古代学校中，教师的讲解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理解的基础，伦理道德规范的传授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古代官学与私学的教学过程和方法大致相同：每学习一首诗歌，往往先由教师教读，然后学生自己温习熟读；下一次上课时，教师先检查温习情况，然后再逐字逐句讲解大意；之后就由学生自己熟读领会，如有疑难，教师再作解答。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学的具体方法：“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生动形象地概述了陈最良为杜丽娘讲解《关雎》的过程： 【绕池游】〔旦引贴捧书上〕……〔末〕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 【掉角儿】〔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旦〕这经文偌多？〔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书讲了。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 上面所引内容对家塾教学过程的概述虽然有浓重的游戏成分，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私塾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和基本方法。清代学者龙启瑞制定的蒙童课程表中就规定：“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从中可以看出清代蒙学的教学过程，这与《牡丹亭》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古代一些儒学名师弟子众多，往往数以百计，甚至多达千人。这些名师在教学中往往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才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才生转相授业。东汉学者郑玄师从马融的学习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后汉书·郑玄传》载：“（玄）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自学就尤其重要。 二、熟读背诵。这是古代士子学习的主要方法，在诗歌教育中有显著作用。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是诗歌教育，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而且能够恰当应用。在“讽”与“诵”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的传授。 《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大概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在西汉初期就已经不能歌唱而只能诵读了，因而被儒家称为《诗经》。《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 宋代有“童子科”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熟读成诵。仅以“七经”来说，背诵总量至少为28.3万余字，其中《毛诗》39224字。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特别重视总结读书方法，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的读书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化”思想，通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再经过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最终达到潜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童蒙须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约》中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 清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很丰富，也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格律诗尤其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到诗歌艺术之美。而诵读讲究字正腔圆、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诗，用心感悟诗人的情思，把情感体验用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清代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诵读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学阶段教导儿童学诗、读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儿童识字以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喜欢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作诗的基础。 三、模仿练习。这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要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唱和已经成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一些诗人的作品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梁书·吴均传》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作诗有很大激励作用。 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学童入学后除学习识字和读诗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学校教育在帮助学子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写作诗文的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后，写字，温书，背；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写作诗文的方法和要求：“至于作诗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骄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铿，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来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综上所述，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这三种基本方法其实也概括了古代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也是古代学子在求学期间接受诗歌教育的基本过程。 第三节 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将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作为诗歌教育的首要目标。 在中国古代社会，诗歌教育被统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看作是巩固统治基础的基本手段之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所谓“诗教”，其主要含义正是指统治者要通过诗歌教育的途径来实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达到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因此，以传授伦理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诗歌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古代的诗歌教育历来强调思想教育功能，“乐教”就以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为最终目的。根据《尚书·虞书·舜典》的记载，舜帝就明确了乐官夔的职责，明确了“乐教”的目标：“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如果这段话的记载可靠，从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这段话后来被儒家作为“诗教”的经典言论。 据《周礼》记载，周朝的大司乐要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周朝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当时的诗歌教育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后世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春秋时期，孔子把教书和育人完美结合在一起，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奠定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此后，历朝历代的诗歌教育都十分强调思想教育功能，重视“文以明道”（《荀子》）、“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尤其重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完美结合。 古代各类诗歌教育读本很重视思想教育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传统诗歌类教材不论是儒家典籍《诗经》，还是蒙学阶段的韵文识字读物、《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编选者都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思想修养方面的教育。《诗经》本来是一部诗歌总集，孔子整理后用以授徒，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被罩上了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西汉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急就篇》中，就有“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等歌功颂德内容。南朝梁代的《千字文》中，也有“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等品德修养内容。《三字经》中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伦理道德内容。《神童诗》中就有一些直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诗歌，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蒙学诗歌教材的编写都有明确的伦理道德指向，《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也是这样。南宋时期的《训蒙诗》、《小学诗礼》等更是充满了道德说教气息。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不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诗人也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作用，力图通过诗歌来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他通过赞颂诗人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作用，使诗歌成为附属于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终目标是要借助于诗歌教育来巩固政治秩序、完善社会风尚。 二、《诗经》自成书之后就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诗经》最初称《诗》，历史上有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于《诗》经过孔子的整理，并被孔子作为宣扬“礼义”的教材，西汉时期就被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 《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在古代诗歌教育中，以《诗经》为主要教材，以孔子的教育实践及“兴、观、群、怨”说为基础，至两汉时期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诗经》历来被儒家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经典教材，如爱情诗《关雎》就被看作阐述夫妇大义的作品。《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由此可见，《诗经》在汉代之后已徒具文学形式，却只是儒家宣扬伦理道德以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要求诗人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在中国古代诗歌教育和古典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古代诗歌教育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而古代诗歌教育也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来看，诗歌与音乐密切相伴产生于原始的生产劳动，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古代的“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当时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历代宫廷乐舞往往融诗歌、舞蹈、音乐于一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诗、词、曲就其本来面目而言都是歌辞，其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划分的。《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孔子时代的诗歌教育与音乐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的乐府诗原本也是乐歌，《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诗歌教育往往还伴随着音乐艺术教育。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由于诗歌教育往往与音乐艺术教育相伴，古代许多著名诗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往往有“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之说。如司马相如、王维、温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彦、姜夔、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慎、徐渭、吴伟业、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诗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黄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苏小小、薛涛、严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诗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领。 四、蒙学阶段非常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古人在此时往往采用教儿童读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唐宋以后，古代蒙学在儿童识字读书的过程中，除韵文读本外，常常教读一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并逐渐成为蒙学中一项固定的教学内容。这种办法一直实行到民国初年。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 古代一些大学者、教育家很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如程颢、朱熹、王守仁等。 程颢是理学家，也是诗人。他对蒙学诗歌教育很重视，并有独到见解。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32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朱熹不仅是著名理学家，还是著名诗人。他继承儒家诗教传统，非常重视诗歌教育，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尤其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其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而且要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避免产生逆反心理。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这段论述也正好说明了古代“诗教”的特点。“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这恰恰就是所谓“教化”的基本方法，也是“教化”要达到的境界。 王守仁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张志公先生对我国传统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对古代诗歌教育传统是这样论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诵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极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感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起他们爱好语言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张志公文集》之四《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16-117页）。概言之，古代蒙学阶段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十分符合儿童的天性，因此，儿童很乐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五、古代诗歌教育重视诗歌的诵读和写作训练，将读诗和写诗结合起来进行。 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方法，它与诗歌教育相伴而生，因而其历史非常悠久。古代诗歌教育十分重视诵读训练。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其中“乐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并能按照音乐节奏吟咏。《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我国古代的诗歌往往分为“歌”与“诗”，能合乐而唱也能诵的是“歌”，不能合乐唱而只能诵读的是“诗”，可见能诵读正是“诗”的特征之一。《诗经》就是因为被人们“讽诵”，因此能“遭秦而全”。《诗经》自西汉之后就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明清时期，蒙学阶段就要求儿童先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之类，进而背诵《千家诗》；进而背《四书》、《五经》。 古代一些大学者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主张：“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南宋·张洪《朱子读书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清代政治家、学者曾国藩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富有音乐性，非常适合诵读。格律诗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出诗歌艺术之美。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蒙学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在学习诗歌方面，古人尤其强调熟读成诵，“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古人十分推崇的读书方法。此外，诵读诗歌有利于培养良好的语感和韵律感，对于作诗帮助很大。 古代诗歌教育也同样重视写作训练，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诗歌教育的任务之一，模仿练习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谢灵运、吴均等诗人的作品成为当时文人士子模仿的对象。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后，学会作诗、写出好诗成为文人获得科举功名的台阶，因此，学习写诗是学子的首要任务。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对于学习作诗有很大激励作用。 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在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古代文人学诗、作诗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辈子都要不断进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阶段，古人学诗、作诗的过程也往往是在学习中不断写、在作诗中继续学，学诗、作诗往往是交叉进行的，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古代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文人从幼年起就一边学习读诗、一边开始学习写诗。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清代也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多么密切！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特意强调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由此可见，在古代诗歌教育中，熟读成诵是学诗的基本功，读写结合是学习诗歌的有效途径。中国古代有许多神童诗人，他们之所以在儿童期就能成名，是因为他们自幼就接受了系统有效的诗歌教育，尤其是诗歌读写方面的训练。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国诗歌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早慧的诗人，有男有女，他们往往在十岁左右就以诗文闻名于世。如东晋的谢道韫、南朝的范云、任昉、徐勉、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唐代的徐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九龄、王维、刘晏、李泌、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冶、薛涛、李贺，五代的徐铉，宋代的王禹偁、晏殊、黄庭坚、杨亿、汪洙、李清照，辽圣宗耶律隆绪，金代虞仲文、王庭筠，元代刘因，明代杨慎、黄峨、夏完淳，清代王士祯、赵翼、恽珠等。这些诗人天资聪颖，而且很早就开始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从他们的事迹中，更容易看到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其中一些人的身上还被种种传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如李泌），其实，在神秘的光环背后往往是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努力，只是这些勤奋与努力不为外人所知而已。神童诗人的成名，恰恰说明了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六、蒙学非常重视韵文教育并取得巨大成效，形成了从学习识字到学习作诗的系列教材。 在蒙学阶段重视实行韵文教育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由于汉字特有的音节和声韵特点，汉语韵文具有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易读易诵、便于记忆的优点，而儿童具有爱听故事、爱大声诵读的一个特点，因此，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韵文教学，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我国历来有大学者为儿童编写蒙学韵文教材的好传统，如李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周兴嗣、刘克庄、朱熹、方逢辰、王应麟、吕坤、李廷机、萧良有、李渔、车万育等，因而古代语文教育史上产生了许多韵文教材。汉语韵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诗歌，而诗歌与其它韵文形式并没有很大区别；尤其是那些句式严整的韵文，即使称之为诗歌也无妨。因此，采用韵文形式编写蒙学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 古代蒙学韵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有识字、属对、声律、自然常识、历史典故、百科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等。其韵文读物大致可分为五种：韵文识字读本、属对用事读本、韵文百科读本、伦理道德读本、韵文历史课本等，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名物蒙求》、《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鉴略妥注》等。这些知识都与作诗有密切联系，属对、声律、用典还是作诗的基本技能，因此，这些读本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辅助教材。 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明显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其中一些与诗歌并无两样（如《鉴略妥注》）。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即使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为这些识字读本要比当代许多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像是诗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韵语读物也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自唐代之后，这些韵文读本形成了从学习识字到学习作诗的系列教材。正是这些读本，为唐代以后的文人学诗、作诗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些读本和诗歌选本的影响下，自唐代之后的各个朝代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篇；其中一些诗人的名篇流芳千古，不仅陶冶了一代代文人的情操，成为一代代文人学习作诗的范本，而且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的血肉和民族精神，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之林里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3]王文彦．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4]王文彦，蔡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6]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7]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8]毛礼锐，瞿菊农．中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9]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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