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秦散文的几个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59 国学网 吴自兴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苏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和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表明，苏秦并相六国的合纵故事和苏秦散文是后世的拟说拟作。大量的著述在论证的过程中仍延用苏秦合纵六国的旧说，这一问题必需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苏秦散文也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应该予以重视。 关键词：苏秦；合纵；苏秦散文；引用；思想 作者简介：吴自兴（1979— ），男，甘肃岷县人，甘肃省历史学会会员，从事战国史及战国人物研究。论文见于《甘肃理论学刊》《定西师专学报》等。 一、苏秦合纵事迹及苏秦散文要述 苏秦是著名的纵横家，也是战国时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据《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先后说服燕、赵、韩、魏、齐、楚六国，终于“并相六国，显赫一时”。后合纵盟约瓦解，苏秦去赵归燕，又因燕使齐，进行弱齐强燕的外交间谍活动，终因行迹败露，被齐国车裂而死。 关于苏秦的事迹，早在上个世纪钱穆、徐中舒等学者就指出：“所谓连六国从亲，盖非情实，亦后世以异时事附之也”，[1]是“系统的夸张的拟作。”[2]1973年发现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没有苏秦合纵六国的记载。帛书出土后，研究者对苏秦并相六国问题作了大量新的论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①尤其是车新亭进一步考证出把苏秦与六国合纵放在一起，是从楚汉之际开始的。最早置苏秦与六国合纵于一处的是汉高祖时的谋士陆贾。[3]后来周骋专门对苏秦合纵并相六国一事进行严密的考证，得出“苏秦相六国”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提法，不可信以为真的结论。[4]这些史料和考证，否定了《战国策》诸章及《史记·苏秦列传》所载的苏秦合纵故事，表明苏秦的主要活动是为燕昭王反间，合纵六国的故事是后世附会敷衍而成的。 与苏秦并相六国的传奇故事一起衍生的，还有关于苏秦的大量说辞，这些说辞经《战国策》的记载和司马迁的甄别加工，“次其时序”，编入《史记》，流传至今。《战国纵横家书》则保存了抄录早于《战国策》的说辞和书信十六章。秦丙坤把《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说辞和书信称为苏秦散文，专指苏秦所作的散文。[5]而本文所称的苏秦散文，还包括保存在《战国策》和《史记》中和苏秦相关的说辞，意为与苏秦相关的说辞和书信。 苏秦散文见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史记》中。三部分内容有所重复。其中，帛书四《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见于《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帛书五《苏秦谓燕王章》见于《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苏代谓燕昭王章》及《苏秦列传》，《苏代谓燕昭王章》记为苏代；帛书二O《谓燕王章》见于《燕策一·齐伐宋宋急章》和《苏秦列传》，二书均作“苏代谓燕昭王书”；帛书二一《苏秦献书赵王章》见于《赵策一·赵收天下章》和《史记·赵世家》，《史记》记为苏厉；帛书二二《苏秦谓陈轸章》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苏代谓田轸”。《战国策》中《秦策一》《燕策二》《赵策二》《韩策一》《魏策一》《齐策一》《楚策一》的九篇见于《苏秦列传》。另外，帛书还有十一章苏秦散文不见于传世文献，《战国策》《史记》也各存一部分苏秦散文。 关于苏秦散文的真伪，研究者进行了扎实的考证。可以认定帛书第一部分一至一四章中除一三章之外全部确系苏秦的作品，除此之外第二部分的一七章、第三部分的二〇章、二一章三章的作者不确定。②车新亭认为二三章《谓春申君章》（见于《楚策四·虞卿谓春申君章》）也隐约和苏秦有关。[3]关于《史记》和《战国策》中所存的苏秦合纵说辞，车新亭认为是出于后人拟托，并且指出这些合纵辞应产生于六国合纵说最盛的战国末期和楚汉之际。[3]熊宪光认为这些说辞均属拟作而非实录，作者难以确考，应是战国末年的纵横之徒，且很有可能为一人。[6] 这些书信和说辞，一部分确系苏秦作品，另有一部分记在苏厉或苏代名下，还有一部分在没有新的有力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证据之前，很难确定具体的作者。但它们都与苏秦有极大的关系，把这些作品统称为苏秦散文，进行非史学考证性的研究，也未尝不可。 二、苏秦散文的引用及问题 保存了苏秦散文的这些文献不只属于史学范畴。如《史记》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战国策》在文学方面似乎更有价值。自其问世至今，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从多角度对文献本身和苏秦散文进行深入广泛地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这充分体现了这些文献的多重意义和苏秦散文的丰富价值，也体现了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不同领域学术的互相促进，实在令人欣慰。但大量的论著在引用苏秦散文论述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引用苏秦的并相六国故事，一再提及“六国纵合”、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约六国从亲以宾秦”，动辄称“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或曰：“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如果论著者要专门考证相关问题，发表自己新的见解和看法，这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和发展，并非不是一件的好事。③其实不然，引用者大都是用苏秦合纵的故事来增强其说服力而论证另一观点。这样的引用，和目前学术论证的结果是相背离的。关于这一问题，刘雯芳曾撰文指出：部分研究者对《战国纵横家书》的关注还不够，部分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坚持采用传统史料体现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全面进步。[7]储道立和熊剑平也对类似论述表示遗憾。[8]其后，还有大量的论著（包括史学领域）在引用苏秦散文的过程中强调苏秦并相六国合纵故事，延用《史记》《战国策》中错误观点。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所引起的问题不只是如刘文所说的“阻碍学术的全面进步”或储文所指的“遗憾”。就苏秦并相六国等已经形成公论的问题而言，置现有的学术成果和结论于不顾，而依然囿于旧说的做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体现了论著者对旧书、旧说、旧论的迷信。这样的做法不仅会阻碍学术的发展，更是对史学严谨和新的学术论证结论的蔑视，是一种既不严肃也不负责的态度。把陈旧甚至错误的观点引用到文章中来论证或强调自己的观点，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将和引用的初衷南辕北辙，并不能产生论述者预期的目的。 笔者认为，不管是进行史学领域还是其它领域的研究，只要涉及苏秦这样复杂的人物，对其史料的运用和引用一定不能脱离历史真实和已经形成公认的学术成果。对于大量著述继续引用苏秦散文中“并相六国”合纵故事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三、苏秦散文的思想价值 虽然苏秦并相六国的史实不能成立，其相关的说辞也为后人拟作，但不能因此片面地否定苏秦散文。熊宪光指出，说辞是拟作者有所为而作和精心构制的佳品，必须从“纵横家言”的角度予以审视，提示其特质和奥妙所在。[6]苏秦散文的价值极其丰富，部分论著从哲学角度作了分析。④本文略谈在苏秦散文里透露出的极浓厚的时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一）突破传统的进取精神、复归一统的历史意识和重视外交的“安民”思想。 苏秦散文突破儒学的孝、信、廉、义思想，指出“孝如曾参，乃不离亲，不足而益国；信如尾生，乃不诞，不足而益国；廉如伯夷．乃不窃，不足以益国。”认为“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但苏秦散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忠孝信义”的美德，又指出“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进而否定“自复”，提倡“进取”，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伯蛇政，皆以不复其常。”“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章，秦将不出商於，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逾泰行。”[9]可以看出，苏秦散文里的“进取”，不仅针对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是谋求国家富强的长远之计。如此的“进取”精神，不论古今中外，不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有积极的意义。 苏秦散文具有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向准确预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苏秦散文意识到了中国历史统一的趋势，表达了“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的愿望，分析了中国统一的两种可能：“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10]苏秦散文对中国走向封建国家统一的历史命运把握是准确的，秦国一统天下的路线方针，正是沿着苏秦散文所陈述的战略进行的。 苏秦散文表现出对国家外交的高度重视，认为圣明君王的主要事业应是“尊上交，务正利。”[11]又提出不能让人民卷入战争的“安民”思想。进而指出“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12]这样重视外交的“安民”思想，无论在纷乱的战国、楚汉之际，还是在当今的和平年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辩证色彩的矛盾分析方法。 在重视国家外交的基础上，苏秦散文对各国的外交军事矛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样的分析贯穿苏秦本人活动的始末，也是战国末期合纵以六国并力抵抗强秦成为主要形式的形势下，拟作者系统夸张的必然。[2]因而在苏秦散文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如分析赵国与齐、秦、韩、魏的关系：“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13](公元前263年秦果然攻占南阳，诱发秦赵长平之战，证明这种分析是准确的。） 再如权衡了韩、魏外交策略的利弊：韩国如果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14]魏襄王“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13] 苏秦散文还分析了燕国与秦国、赵国，赵国和秦、韩、齐以及齐国与秦、魏、韩等各国的军事关系。⑤并对六国协作抗秦的斗争有非常细密的筹划：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以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12] 值得注意的是，苏秦散文不仅做到了“得情”，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当时各国的“隐情”（包括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诸侯间的关系、民心的向背等），并且运用极具辩证色彩的矛盾分析方法，深切分析了当时七国纷繁错综的外交、军事关系，进而对不同的矛盾进行加工、选择，指出各国外交的要害。在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苏秦散文的这些思想，必将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三）系统辩证的战争观。 苏秦散文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进行统一战争的必要性，通过“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的例子说明了“恶有不战者乎”的道理，认为在统治者无道或天下混乱之时，战争是推翻无道统治，一统天下的唯一办法。“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根据苏秦散文的描述，使者的“言语相结”“辩言伟服”“繁称文辞”和诸候的“科条既备”“书策稠注”“明言章理”“行义约信”都不能使天下相亲、统一。“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提出了“非兵不可”的观点，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15]苏秦散文同时提出了“攻战之道非师者”的见解，提倡“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席上者也。”说明取胜的关键在帷幄之中的策划和谋略，而非疆场上的厮杀。[16] 苏秦散文并不赞同所有的战争，也表达了反对争夺复兴的不义之战，阐述了不能轻信诸侯的蛊惑、不出卖别的国家、不应该首先发起攻战的“后起”思想。苏秦散文说“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并肯定从前“齐之与韩、魏伐燕秦、楚”时“战非甚疾”而使“天下独归咎于齐”的作法，说明了“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的道理。还主张“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通过“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和“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持续越而灭，蔡恃晋而亡”以及“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而卒身死国亡”的例子，说明了率先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祸患。[16] 苏秦散文还说明了战争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及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和痛苦，认为战争要耗费大量钱财，会伤害国家的元气。战前，“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西虚中之计也。”行军途中“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战争过程中，“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战后，“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更令人目不忍睹的是“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的残状。最后得出“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的结论。[16] 由此可见，苏秦散文肯定了统一战争的必要性，又反对争夺利益的不义之战，更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带给社会、人民的巨大灾难，提出了一系列节制战争、反对战争的观点。苏秦散文对战争的认识是全面的、辩证的。近年来，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苏秦散文中有关战争的这些思想，将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综上所述，苏秦散文中体现的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仍有可资借鉴的内容。随着对战国史和战国人物研究的深入，苏秦散文中有价值的部分将被更多地发现。可以预料，在21世纪，苏秦散文将在国家政治外交以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产生特有的影响。 注释： ①详见赵世超《关于苏秦和张仪》（《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81年02期）、王牧《重评苏秦》（《史学月刊》1992年01期）、储道立和熊剑平的《苏秦间谍案述评》。 ②见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车新亭《〈战国纵横家书〉与苏秦史料辨正》、秦丙坤《〈战国纵横家书〉所见苏秦散文时事考辨》、熊宪光《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向玉露《从《史记》中苏秦、张仪形象看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运用》(《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01期)。 ③如高云海《关于史记所载苏秦史料的真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04期）、诸祖耿《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问题》（《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就属此类文章。 ④详见《战国策》之《燕策一·苏秦将为从》《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等章。 ⑤可参见闫秀敏《苏秦“合纵术”的辩证法底蕴》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月第2期；吴显庆《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绥化师专学报2002年02期。 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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