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周敦颐 儒家也有自己的“忏悔工夫”？
http://www.newdu.com 2025/01/15 09:01:46 凤凰国学 黄守愚 参加讨论
儒家忏悔工夫可追溯到黄帝、尧、舜、禹、汤。如黄帝设立明台、尧设立谤木、谏鼓、衢室，舜设立诽谤之箴木、告善之旌，禹设立谏鼓于朝，汤设立总街之庭，皆为广泛听取他人规过意见。据文献记载，禹、汤曾深深忏悔，《左传·庄公十一年》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尤其是商汤留下两篇忏悔文，其一是《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洗澡比喻忏悔；其二是见于《论语》《尚书》，其中有“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句。 原始儒家如孔子、曾子等人的忏悔工夫，在于三省、自讼、祈祷、他人规过。  孔子主张自省悔过，源自道德的绝对律令“仁”，并且理所当然地要向“天”（真理）、他人忏悔。祷是向天告罪请求宽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触犯了天令，即使忏悔也不能免去惩罚。忏是请忍恕，悔是改罪过，自新是作新民，这是绝对律令，所当然。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预设了绝对真理“仁”，符者即是，不合者即过，如“行己有耻”（《论语•子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受诸种遮蔽，少不了犯过错，而求“无大过”（《论语•述而》）、“寡过”（《论语•宪问》），同时必须向“天”、他人忏悔，“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迁善自新，但不能重犯旧过。孔子认为，人有过，他人必定能知道，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宪问》）。如“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向巫马期忏悔。而子贡认为，改过迁善，他人也必定知道，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抑之。”（《论语•子张》）人不可重犯过错，因此孔子赞美颜回“不贰过”（《论语•雍也》），鼓励自讼己过，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如“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里仁》）。  曾子主张每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实际上，可视为每日忏悔一次。忏悔在于自我觉醒，忏悔由己。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人人自我忏悔，其力自足，“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孔子主张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因此应当赦免他人“小过”（《论语•子路》）、“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君子不文过饰非，只有“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多闻阙疑，多见阕殆，可减少怨尤和后悔。《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因此，孔子认为应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赞赏“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论语•述而》）。孔子的弟子子张是驵侩，颜涿聚是江洋大盗，二人都犯过罪，但因忏悔自新，求学于孔子，而不失为贤人。《吕氏春秋•尊师》例举有六位犯过罪的人，都是忏悔自新后成为贤德的。其云：“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孔子忧心于不忏悔自新者，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还曾痛斥倨傲非礼而坐的原壤，以杖叩其胫，并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为此孔子制定三戒、九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矣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周敦颐之忏悔工夫，可追源先秦的原始儒家。其初开规模，设施尚非全面。周敦颐在本体论上，确立了“诚”，是礼俗世界、政治世界、心性世界之最后依据。心性世界直通天诚，参赞天地之化育，也因此应承担诸世界“圣明”之责任。诚，是忏悔之所以然。闇者不明，犯过错，违背“诚”；由此忏悔自新，复归于“诚”，得以“明”。周敦颐相信人人都有“灵”，皆可通过忏悔得拯救而定于明，即“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这是周敦颐忏悔工夫之理论依据。  如何忏悔自新？周敦颐对忏悔工夫尚无详细论述。归纳之，大致有四：一是思；二是乾诚日新；三是师友规过；四是以刑改过。 1、思。孔子“自讼”，曾子“三省”，周敦颐之“思”，均是忏悔工夫。有过错，通过“精思”而乾乾致“明”。由此，又自思转入无思。前已论说，不再赘述。 2、乾诚日新。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洗涤旧染，矧为忏悔。周敦颐之“乾乾不息于诚”“生生”“变化”，倝倝于明，实为日新日明。朱子《大学章句》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除旧布新，求知于明，乃忏悔之总龟。 3、师友规过。传忏悔之道，“在予一人”，贤能若不顾，沦为禽兽。商王太甲不明而生过错，伊尹流放其三年，使之忏悔自新，乃还权于太甲。周敦颐以伊尹、颜子为轨范，用心良苦。意在“大人”有权规过帝王，使其忏悔自新，澄明天命，造福天下。《通书》刑第三十六章云：“《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周敦颐认为，天生不齐，明者少而闇者多，闇者危害社会，不利于天下太平，故而明者作君、师，传道觉醒闇者实乃天责，否则失道失德。《通书》师第七章云：“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闇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明”有责任觉醒闇者，而使得闇者“自易其恶”，改过迁善定于“中”。同时，闇者有义务求学于“明”，此天命也。并且，明师难遇，非明师不得启其“明”。是故，闇者必须亲近明师，以为师友。《通书》师友上第二十四章云：“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无师友，闇者愚昧，求学于师友则“明”，道义润身，得天命之尊贵。《通书》师友下第二十五章云：“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 为此，周敦颐认为，师友（大人）有规过之道义责任，即劝人忏悔之使命。此为天命。对方有善，我则学之；有不善，则劝之改过，可为君子。不改，则恶者会引起天怒人怨。由此产生畏惧，马上改过迁善。君子有诸多的善，人人爱之敬之。小人见此，也会受启发而改过。《通书》爱敬第十五章云：“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 周敦颐认为，人应以有过错为耻辱，以听闻他人规过为幸，一生之不幸是听闻不到自己的过错，大不幸是无耻。有耻辱感，则孺子可教；听闻到他人之规过，则可改过成为贤人。《通书》幸第八章云：“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小人无耻，日日恐惧不安，惟有忏悔则得心安。《通书》务实第十四章云：“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小人不喜听闻他人规过，讳疾忌医，不得天明，最后自取灭亡。《通书》过第二十六章云：“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然如文辞，也有闇者不贤，不肯学正道而定于明。《通书》文辞第二十八章云：“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为此，周敦颐以子路“闻过则喜”、颜子“不贰过”为例劝说人忏悔。《通书》过第二十六章云：“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通书》志第十章云：“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 4、以刑改过。对于利用刑罚使人忏悔自新，前已引《通书》刑第三十六章云：“《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不再赘述。若采取强制手段使人忏悔发明，仍需忏悔者启动“灵”，内外合一，方得真实有效。 胡宏《通书略序》:“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周敦颐之忏悔工夫初具规模，大放光明，自此后出转精，日臻完善。南宋，书院出现日记自我省察法，至明代大行于世。明代还流行省过簿、规过会、静坐自讼、纪过格、功过格等忏悔工夫，以刘宗周《人谱》臻于最严。陈确更是“四路把截”，主张不为圣贤即为妄人禽兽。颜元、李塨、曾国藩是明清日记忏悔工夫的集大成者。 【注：此文节选自《周敦颐与儒家忏悔工夫》（2017年6月周敦颐先生诞辰10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