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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玩笑!唐代成都有条“二环路”


    昨日从成都市考古队获悉,成都鼓楼北街一处工地经历时半年的发掘,目前已发现至少有唐五代、宋元、明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河道、房基、道路、水井、水沟、灰坑、窖藏等遗迹现象,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铁器、铜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其中,晚唐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后新修的城北干道,在1100多年前就宽达11至12米。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处城外的“郊区”,在明代则成为蜀郡王内江王王府的一部分。
    
    唐代“北二环”规模宏大
    鼓楼北一街,今日成都的绝对市中心。但是在唐代以前,这里却是成都城外的“郊区”。随着鼓楼北一街文化宫5号地块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唐宋以来的城市地图拂去尘埃,重现历史面貌。
    记者在现场看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工地上,已经可以看到揭露出来的砖砌沟渠,其中不少石砖上还有精致的花纹。沟渠旁,有面积数平方米的大小天井基址,以及里坊遗址。考古现场,生活痕迹随处显露:一排密集的建筑遗迹,有火烧痕迹的灶台,建筑之间的天井依然保存……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研究二部主任易立介绍,唐朝以前,这原是郊区,到了唐朝时期,人口激增,名将高骈在原有的成都城外扩建,修筑罗城,将这块区域划入。
    
    在一片工地北侧,一条宽约近3米的碎石小路已清理完毕。工作人员指着其上不起眼的凹陷介绍,“这是元朝时马车常年行驶时的车辙。”而在小路下端更早的晚唐路基,目前探测到的宽度达到了11至12米。易立介绍,为了让城市交通更加便捷,当时的成都修建了两条城市主干道:一条是连接大西门到大东门的道路,另一条则连接小西门至小东门。而这条在罗城偏北处的道路遗址,就是晚唐时期修建,用于连接大西门到大东门的“北二环”的一部分。
    在晚唐时期修建的这条“北二环”尚有近12米宽,到了宋代和元代,道路为何大幅度变窄?考古人员翻阅历史资料认为,到了元朝,由于人口继续增加,房屋不断在道路上建起,道路日渐变窄,最终仅宽3米左右。
    排水沟构思巧妙为双沟渠
    唐代成都道路宽广,城市的下水道格局也极为壮观。
    居住区域之中,一条宽35至40米的河道,结合文献等方面的线索,推测这条河道或与唐末筑罗城前、成都大城(子城)北面的护城河有关。而一条排水沟,修建于河道之上,宽2.5至3.2米,为一沟双渠。
    
    易立介绍,这条排水沟西北至东南走向,是成都罗城内的一条主干渠。因为水沟过于宽大,为此当时的工人们还采用了双沟渠的结构——在沟渠中央砌砖相隔,既便于分隔,又利于修筑时起券拱,构思相当巧妙。渠砖厚薄不一,有的刻有各种精巧花纹。易立说,高骈修罗城工期只有3月,时间相当紧张。因此除了重新烧筑一批很薄的新砖,还大量采用了更古老的汉砖作为原材料。遗憾的是,这条彼时成都最主要的下水道之一,在历经五代、两宋的几经改造和修补后,却最终在元代早期废弃。而沟渠旁的店铺或民居,从建筑物的废弃堆积来看,火烧痕迹明显,似与火灾或战乱破坏有关。种种蛛丝蚂迹,同样揭秘了成都的惨痛历史: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曾三次攻下成都。当年的城市繁华也因此湮灭。
    龙纹等证实明代内江王府旧址
    在这处考古工地上,还发现了大量明代遗存,尤其琉璃烧造的精美瓦当、滴水、脊兽以及柱础等建筑构件,等级颇高,其中还有龙泉窑、景德镇的各种瓷器残片。易立说,随着明王朝的兴起,朱元璋将儿子朱椿册封为蜀王,规模宏大的蜀王府,也就在鼓楼街不远处的成都体育中心一带拔地而起。而蜀王府靠北的鼓楼街一带,就是郡王内江王的王府。易立说,在古代成都地图上,内江王府就在今日内姜街一带,而内姜街原本就是因内江王府而得名,并最终被误写为‘内姜’。此次发现的高等级建筑构件,证明这片区域就是内江王府的一部分。”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唐五代至明代成都城的市政给排水设施、街巷民居的规划、建设与布局提供了直接依据,对于探索各个时期的城市功能和社会生活面貌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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