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西樵往事:家承理学传统 终以经营天下为志
http://www.newdu.com 2024/08/26 03:08:18 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 参加讨论
![]() 康有为(资料图) 1879年年初,22岁的西樵人康有为,慕名来到几经兴废的西樵山白云洞三湖书院,在石窟、瀑布与泉水之间潜心修学。山清水秀的西樵山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但对康有为来说远不止此,他在这儿遇到一个人,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也改变了近代中国进程。 那一年,从京城翰林院来的编修张鼎华到西樵山游览,遇到了康有为。但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载:“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而,张鼎华颇有雅量和眼力,吵完之后到处跟人讲:“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从此,康有为的“异人”名声传遍岭南,两人也成了忘年之友,经常彻夜长谈。 见过大世面的张鼎华给康有为讲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也告诉他最新的时事风气,推荐了各种新书。受过完整传统教育的康有为意识到,在列强横行的时代,固守原来的东西怕是要走不下去了。 家人再三催促康有为离开三湖书院,去参加科举考试,但康有为却跑到一水之隔的香港游历,亲眼见识“洋人”的高楼大厦与先进技术。他学习西方思想,再结合理学传统,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两个甲子过去了,又将到戊戌年,康有为和西樵山的故事并没有湮没于历史。 11月24日至26日,“西樵理学名山500年暨中国古代书院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下举行。会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任建敏作了题为《清代岭南理学的传承:以康有为家族为中心》的演讲。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任建敏说:“康有为在晚清学术与思想、政治改革中的地位,在岭南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而‘敢为天下先’‘兼容并包’和‘家国情怀’,是我所概括的西樵山理学精神。没有西樵山所代表的岭南理学底蕴,或许就没有维新变法的康有为。” 延绵500年,岭南理学从书斋走向乡野 家乡的西樵山对康有为来说是一个驿站,在这里,他既学习了传统的儒家理学,又拓展了“看世界”的视野,为将来波澜壮阔的人生做准备——尽管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偏居珠江三角洲腹地的西樵山为何能成为岭南理学名山,故事要从500年前说起。 任建敏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梳理了理学在岭南的发展简史:宋代,理学的影响力尚未传播到岭南,虽有周敦颐等学者在岭南为官,但并没有留下学生;明代,珠三角经济发展迅速,文化需求随之而起,由陈白沙开始,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理学家。 这批学者的家乡都是以南海为中心的周边,而西樵山既离广府政治中心广州不远,又环境清幽,于是他们聚集于西樵山讲学论道。 明嘉靖年间,浙江著名学者方豪就在《西樵书院记》中感慨:“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当然,这句话是针对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一代名臣方献夫(广东南海人,号西樵)而发,却也无意中揭示了西樵理学名山的地位。 当时,著名理学家湛若水(1466~1560)、霍韬(1487~1540)、方献夫(1485~1544)分别在西樵山建立了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四峰书院、石泉书院。四大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士大夫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清人刘子秀在《西樵山游览记》中写道:“当湛子(湛若水)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 书院曾经是有志于钻研学问的人才会来听讲,但明朝中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湛若水、王阳明们认为,学问是可以面向大众的。湛若水说,随处都可以体认天理,你出去玩,去市场买个菜,天理都在;王阳明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一时间,贩夫走卒、山野樵夫云集而来。 岭南理学就这样从书斋走向了乡野。 任建敏说,整个珠三角地区甚至全中国的宗族建设,都是在这批学者的努力下开始大量扩散的,其中霍韬教养子弟的《家训》,还成为后世流传甚广的家训范本。到了清朝,西樵山在兴盛于明代中后期的四大书院之外,还形成了以三湖书院为代表、由乡绅贤达创办的乡间教育机构。 家承理学传统,终以经营天下为志 任建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康有为的家族在南海并非名门望族,但与清代岭南理学依然有着深厚渊源,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理学在岭南的兴盛。康有为家族的历史从高祖康辉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祖父康赞修是举人,康有为从小和他一同生活,深受其影响;父亲康达初除了有祖父辈的理学渊源,还是朱次琦(1807~1881)的学生。 康有为从小得到家中长辈的悉心指导,5岁能背诵唐诗数百首,六七岁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在12岁之前,他所学的是以四书为主的理学书籍。为了考科举,从13岁到18岁,康有为一直在好好学习八股文的写作,可惜科场表现平平,连续两次在获取秀才身份的童子试中失败。 19岁时,康有为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中举,转而拜入朱次琦门下。这位老师强调,应摒弃理学、经学、心学的门户之见,都是孔子之学,都要学。于是,从19岁到21岁,从经史子集到掌故词章,康有为博览群书。 读了那么多书后,康有为觉得,韩愈所谓的“道术”是很浅薄的,而宋明清的文章大家也是“空疏无有”。他开始怀疑,终日埋首故纸堆中的求学之法并不适合自己。突然有一天,康有为决定,“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这一段经历被他记录在《我史》中:“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到西樵山不久,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康有为遇到了知己张鼎华。如果说朱次琦让康有为知道了作为圣人大道的途径,那么从张鼎华这里,康有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7岁时,康有为第一次读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颇受触动,从22岁开始,他就不再以考据学和八股文为重,而以“经营天下为志”,读的书也变成了《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在香港,康有为又看到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吸收西学。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第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提倡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 任建敏说:“康有为的思想,融合了理学、经学、公羊学、佛家、道家、西学等各种内容,这在他的文章中也十分明显。”比如,康有为30岁时的代表作《康子内外篇》中,就有多篇是从理学出发的论述,比如《性学》,是就理学中的“理有阴阳”之义,来讨论世界宗教。 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书反对,史称“公车上书”;1898年6月11日,维新变法开始,历时103天失败,史称“百日维新”。这一年,康有为40岁,张鼎华已去世十数年。 “这是时代赋予康有为的契机,他比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他也有局限性,无法脱离时代。”任建敏说,“之前几百年,理学对中国的发展厥功至伟,到了风雨飘摇的清末,这已经远远不够。但不能否认,理学是我们文化的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学会兼容并包。” 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中国从这里走向近代 任建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程朱理学讲“格物”,想研究万事万物的“理”,就得一样一样去“格”。到了明代,人们觉得,物都是外物,如果自己的心不通还是没用,所以要发展一套“反求诸心”的学问。既然万事万物都有“理”,那只要把内心的“理”弄清楚,天下的道理自然就都通了。这就是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最重要的区别:“理”在心内还是心外。 任建敏说:“岭南理学的祖师爷陈白沙是湛若水的老师,他不满意程朱,要做‘自得之学’,就是通过自然、自得,就能知道万物运行的法则,阳明心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里。”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新学可视为岭南理学的终结,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观点有异议。但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很明显受到理学大家王阳明的影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不是说这个学问出问题了,而是每个时代有自己的问题。”任建敏说,理学发展到清代,太讲究伦理道德,但世界那么大,尤其在广东,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占领了,和英国的通商也越来越多,我们遇到了很多理学无法解决的困境。 怎么办?一部分人认为宋明理学不够用,要往更早的学问里去找方法,于是出现了考据学(经学);而另一些人认为,传统已经不够用了,要放眼看世界,比如林则徐、魏源、康有为。并非巧合,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广东人,因为他们更早地接触西方。 任建敏认为,西樵山的理学精神有三个特点: 一是敢为天下先。无论在明代还是清末,他们的学说都不是当时官方认定的主流学问——湛若水不是,康有为也不是,但他们都敢于去做,并以此为起点去传播弘扬。 二是兼容并包。在西樵山白云洞,儒道佛并存,理学的传入并不是要把之前的学问都消灭,而是相互往来,共同发展。 三是家国情怀。明代的这些学者云集西樵,并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希望把学问推广到更多普通人,教导乡民尊礼守法;而到了康有为时代,他们更希望救国图强。 晚清,西樵山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人物,除了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还有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创办者陈启沅、“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 2011年,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与南海区政府合作,原址重建三湖书院,并每周一次举办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讲座,邀请来亲自全国的名师讲席。除了面向游客,还与当地中小学合作,让孩子们在求学的初级阶段就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说这话的明代学者方豪大概没想到,这句话就像一则预言,在500年前,居然预示了以康有为集大成的西樵山成就。 原标题:没有西樵山,就没有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