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橘与北枳——乱弹汉学与国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06 国学网 陈跃红 参加讨论
时下关于汉学的研究似乎颇显热闹，在不太景气的人文学术中虽然谈不上一枝独秀，然而追捧者确实有日渐增多的势头。只要看看坊间出版的各种海外汉学研究著述，瞧瞧不断创刊的多种与汉学有关的刊物和丛书，还有院校当中那许多投标命中的汉学课题，都足以证明这一学科在当下有那么一点牛市的味道。回想“文革”刚收场不久，钱钟书先生在数个国际会议上慨叹国人对海外汉学一无所知的状况，真是有点换了人间的感觉。 然而在热闹之余，人们对于什么是汉学，无论是学界内外之人，却似乎比先前益加地糊涂了。尤其是汉学与国学的关系，简直好像是在搅浑水。这样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是因为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含混、糊涂的现象有增无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打开一本冠名为汉学研究的杂志，读到的却是一堆国人关于国学研究的文字，让人甚至怀疑是印刷厂装错了封面；某家有名的文化学术大报，竟然就刊载这样的文章，把国内几位著名的大师级国学家与国外几个研究汉学的洋学者一勺烩了，统统都称其为汉学家，甚至封以汉学大师的名头，令懂行的读者啼笑皆非。而在国内某场关于汉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上，主持人竟然就有勇气信口开河，将西方的汉学当成是中国的专利，进而还把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起，解释为是中国人送给国际学术界的大礼、文化交流的典范之类。那局面不仅让在场的国外汉学家啼笑皆非，窃窃私议，也让国内了解国外汉学学科研究的学人脸上发烧。也许在会议的操办者看来，汉学和国学本来就是一回事吧。至于海峡的那一边，所谓最高学术机构的汉学中心，从来就是汉学国学不分的，你在它的网上主页中看见的，也大多是岛上自己人文学术的研究资料和信息。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我想就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了。 显而易见，在不少本土学人的心目中，所谓汉学，包括西方、日本、韩国、乃至苏俄的汉学，都不过是本土中国国学的延伸和推广，或者干脆就是海外分店的性质。在他们看来，汉学在学术源流上，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已。这样的见解，不仅证明我们对海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学科史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很糟糕的观念上的错位，它将两种无论在学科史还是思想史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的研究领域虚假地整合到了一起。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一边起劲地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可是一旦有机会讨论汉学这样一门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的域外学科时，由于现实文化落差导致的心理失衡，不知怎么就激发了胸中的民族情绪，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去把这类有着西方文化中心意味和殖民色彩，而且根本是属于别人的学科划到自己的旗下。如果这样做是想给自己增添某种文化上的自豪感的话，那又和另外一种类型的精神自卑情结有什么区别呢。 确实，“汉学”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最初是指汉代以来一种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去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亦即所谓汉宋之学。在这一意义上，它确实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国学学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下现代汉语的学术语境中，我们就可以随便套用汉学这一历史上的学科概念。实际上，在今日中国本土学术界，即使是一些专门侧重从此一路径去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人们，也即所谓国学家，他们也很少想到自己在研究的是汉学，并将自己视为汉学家。如果在眼下中国的大学里，有哪位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学科的本土学人自称是汉学家，大伙一定觉得这人近于迂腐和古怪。很显然，汉学这一中国古代的学术概念，在现代中国已经被当作历史陈迹而束之高阁，成了学术史的范畴，而不是当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的正式命名。 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以来，“汉学”和“汉学家”这样的概念，早已被我们转赠给了洋人。面对着一门以中国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英文称之为Sinology的洋学问，尽管它在研究的学科目的、性质、方法诸方面都与中国的国学大相径庭，但是人们在翻译的时候总是要寻找对应的术语吧，由于发现其在研究的对象上与中国古代的汉学有相似之处，于是就姑且名之为“汉学”了。所以，一般我们今天提到汉学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一门西方学问，或者说外国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洋学问。而从事这类研究的洋学人，我们就称他们为汉学家（Sinologist）。 两个汉学，一个是本名，一个是译名。一个是古义，一个是今用。 尽管称谓上相同，但其实大家都明白，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汉学” 不是那“汉学”，这“汉学家”也不是那“汉学家”。一是本土传统学问，一是外夷洋人的学科，二者相去远矣！ 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样的吗？ 的确不错，他们都是以中国的文化遗产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这里也不妨反问一句，难道研究的对象一样，就该是一家吗？譬如同样都是研究人，哲学、文学、社会学、医学和生物学之间该有多大的距离？ 就算都是以中国的古代文化为对象，文史哲之外，也还可以找到一堆别的学科领域。其实，事情其实并不太复杂，任何一本严谨一点的学术史都会告诉我们，以研究对象去划分和认同学科，很可能是最靠不住的方法。更何况汉学与国学之间时空和文化的差异，隔着差不多两千年和大半个地球。用现代阐释学和比较文化的观念去看，因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其间的关系性质也截然不同。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是研究“自我”，是在民族国家学术范围之内的运作；而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则是研究“他者”，是在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学科范围，它们在学术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好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这正好形象地表达了汉学与国学的关系所在。 我们不妨再从思想史的视角去看看汉学的发生和发展史。如果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99年来华，并在若干年后写出他的《天主实义》作为汉学的起点，西方汉学完全可以号称有了四百年的研究历史。但是汉学真正形成规模和系统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1848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仔细清理这一时期汉学的兴衰进退，你就会发现，所谓汉学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对于中国的殖民掠夺历史大体上是相吻合的。这实际上已经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所谓汉学在西方的建立，在基本的性质上只能是属于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当时出现的所谓埃及学、印度学、阿拉伯学，甚至人类学、社会学有大体相似背景。关于这一点，爱德华·赛义德在他那本著名的《东方学》一书中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正如西方人对所谓东方学的命名和规定性一样，包括汉学在内的上述这些学科，也都是由西方人在其殖民开拓过程中所创立，并且是为着他们的殖民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权力话语。它与中国人自己研究自我文化的学术建构和目的不是一回事。它们是在特定的时空语境内，一种强势文化对于一个处于弱势的“他者”文化的强行利用和精神占有。 在文化利用的意义上，这种占有包括为着掠夺、占领、传教、控制和奴役的需要，大力培养精通殖民地语言和文化的各种人才，也包括尽可能得以殖民地文化作为中介，比较隐晦和巧妙地灌输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等等。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还是现代的东方学者们，都有过出色的成就。笔者曾经在国外有机会读到过一些当年戴着汉学家面具的传教士、探险家、考古学者和外交官写给他们本国政府的报告，字里行间在如何从语言、文化和精神上去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和人民方面，可谓是尽心尽力，煞费苦心。 而在文化占有的意义上，西方利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优势，自十九世纪以来陆续创立这许多以非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且从学术思想、基本概念、研究范式到方法论，都建立起了相应的，符合西方文化要求的学术规范，还试图使其成为全球普遍的原则，回过头来还要求非西方学界跟进。这当中汉学的情况也许比较地复杂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例外。 当然，汉学和多数学科的命运一样，一旦成为一门学术，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学术的某些规律所左右，从而生长出属于所谓纯学术的东西出来。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各种西方和非西方地区之间国家力量的消长、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潮流的影响，在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之后，其过于分明的殖民文化时代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等，都会有所褪色和消减，而纯学术的东西却会逐渐突出起来。汉学或者今日所称中国学的当代运作，并非是按照我们本土所谓“汉学家”的意志去展开学术研究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学术惯性和现实原因，他们大多有着一套和本土中国学者不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取向。哪怕是研究同一课题的中外学者也难以一致。中国学人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其中的区别。无论是从解释学、接受理论或者是形象学的观点去看，站在自我的文化立场去研究一个“非我”，一个“他者”，是不可能和站在自我的立场对于“自身”的研究等同起来的，更何况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学科。 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汉学与国学的差别吧。我想，只要不是持有特别固执的心理和极端的民族情绪，都可以理解和认可这样的判断，那就是，西方汉学或者说西方的中国学，就学科而言，基本上就是西方人为着各种目的而研究中国的一门学科。他和中国古代的“汉学”以及今日的国学有一定的关系，但绝对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分辨清楚。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理性地将西方汉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的时候，其中的复杂性又会逐渐显现出来。由于汉学或中国学都是在中西方交往的特定历史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史又基本上是一个互动和共创的历史，因此，学科的定位和各种意义评判，也都只有将其置入这一互动过程中去，并且作为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才会有较理性的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橘枳不分地混用，让人家觉得咱们中国的学术人在美学上主张模糊了还不够，似乎非要进一步把学科之间的事也搅糊涂了才算罢休。 坦白地说，以上只是笔者一篇关于汉学学科思考长文的开头部分，接下来的文字将会具体论及西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选择、思想倾向、理论方法特征、研究目的和学科性质方面与国学的区别，包括它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考古学放大镜、意识形态显微镜、文化的哈哈镜、汉学作为“他者”研究的意义、汉学家的文化血统和学术取向、究竟是谁妖魔化了中国等等。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年将要出版的《国际汉学》某一期中找到它的全文，这里就权当是做一回广告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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