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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的美育思想(1)

论王阳明的美育思想 
    作者:龚妮丽(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时间:西历2011年⒏月22日  

    王阳明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和军事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将兴办教育看成是转变风气和立政治民的根本,时人称赞阳明说:“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1]王阳明在教育理念上,继承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宗旨,并且有自己的体会和发展,他注意到对于人的教化须顺应天性,因而十分重视美育的积极作用。王阳明的美育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礼乐传统,并在美育理论中进一步提出了礼乐教化的心性根本与原则,体现了他一贯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方法。  
    
    一、以“六艺”调心,使之熟于道 
    王阳明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在儒家身心修养的实践哲学之上的。儒家的六艺之学、经史子集之学,体现出儒家强调个人修养的基本方法,这既是为己之学,也是受用之学。儒家的这一套身心修养之学的理论,关乎本体,也关乎工夫,更关乎境界。《论语》中记录的孔子对学生的随机教诲,无不显示出对个体修养身心的重视与智慧。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成为历代儒者履践的纲领。到了宋明理学,更加发展了儒家为己之学、受用之学的传统,将其贯注于身体言行之中。王阳明正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并发扬了儒家的人格修养智慧,将美育渗透到教育实践中。《论语·述而》中孔子的一段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曾被儒门思想家看作是身心修养履践的总结,王阳明对其有深刻的体认,他对问学者进行了自己的诠释:  
    问“志于道”一章。  
    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其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2]  
    王阳明以浅显的比喻阐述了身心修养的本体与工夫的问题,并确立了美育的定位。人格的培养应该是全面的,立体的,美育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要与道德修养相互配合。“志于道”是人格修养的基石,有了“志于道”的主动追求,还需要有修养的工夫,不能在志道上停留。要有“据于德”的坚定信念,再加上“依于仁”的守道工夫,内部生命的修养才是挺立的。之后是“游于艺”,通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习,具备各方面的技艺、知识与修养,丰富人生。“艺”不能脱离“理”,是与“理”相适宜的外部修养,而各门艺术的学习,都是调整自己的心性,使它自然地合乎于道。“艺”与“道”应融为一体,如果不先“志于道”,就去“游于艺”,就像不成器的小子,仅仅是装门面。显然,王阳明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在人格教育基础上的。  
    王阳明虽然主张以“志道”为本,以“六艺”为用,但他也看到了美育在人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王阳明继承了儒家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的传统,这正是“使之熟于道”的具体教育内容。所谓“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3] 他深知这种教育的特点,一方面,“明伦”是人的本性良知,即使是儿童,也知道爱自己的父母,敬自己的兄长,明伦教化并非从外部灌输一种道理,而是用不同的方法引发人类本性中原来就具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要真正在行为中、意识中都达到人伦的极至,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到达的时候,何况一般凡夫。因此,明伦教化必须在教育方式上下功夫。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王阳明看到了美育的独特作用,即以“六艺调其心”,认为它是一种合乎天性的教育手段。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出: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鸟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毁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4]  
    王阳明认为教以人伦的方法应该效法古人,用唱歌咏诗来诱导儿童,以培养其意志;用练习礼义来引导他们,以整束其威仪;用读书来熏陶他们,以启发其知觉。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嬉戏游玩而害怕约束强制的,就像草木刚刚萌芽时,让其舒畅,就枝叶茂盛;强扭摧残则会衰败枯萎。若顺乎他们的天性,给予他们因势利导的鼓舞,心中鼓舞自然会健康成长。王阳明认为顺乎天性的美育对于儿童是十分有效的,“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5] 在提倡美育的同时,王阳明也指出违反人性的“近世教育”的弊病: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趋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6]  
    王阳明看出“近世教育”以“知性”教育代替“人性”教育的弊病,用标点断句,模仿八古文,苛求天真的儿童,而不知用礼和善来激发他们,使他们视学堂为监狱,视师长为敌人,进而窥探老师,躲避老师,为了偷着玩耍,弄虚作假、说谎,背地里放纵自己,渐渐地变得鄙陋轻薄、庸俗下流,这等于是驱赶他们走向邪恶,再要求他们从善,怎么可能呢?王阳明从反面论证了以“六艺调心,使之熟于道”的道理。  
    王阳明注意到童子的心理特征,将“德”(习礼)、智(读书)、美(歌诗)结合,以启发取代强制,让他们接受这种順乎人性自觉要求的教育,在歌诗的吟诵唱和中,调理性情,,默化粗顽,渐渐合乎礼义。可见王阳明美育思想中“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高明之处。  
    二、重视乐教,移风易俗  
    王阳明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关乎社会治乱的大事,而风俗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化。他指出:“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閈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7]王阳明将社会风气的败坏看成是政府“治之无道”,社会教育“教之无方”的结果,因此,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是政府和教育者的重要职责。王阳明不仅通过发布告谕倡明伦常,劝善戒恶,通过各种措施奖掖清廉,犒赏儒士, 推行百姓教化,他还看到了美育的积极作用,希望用乐教来倡明社会风气,化民善俗,激发良知。《传习录下》有一段记录王阳明关于乐教的议论:  
    《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决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诚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8]  
    王阳明十分推崇古乐,认为圣人一生的事迹都记录在戏乐中,《韶》乐的九章就是舜的一本戏目,而《武》乐的九变就是武王的一本戏目。韶乐是三代以上的舜乐,不仅音调和美,乐曲中含有“仁”的精神,道德气象充盈,故“尽善尽美”;武乐是周武王时代的音乐,虽气势宏大,音声威仪,可谓“尽美”,但缺乏舜乐中“仁”的精神,故“未尽善也”。有德性的人才听得出其中的善和美。音乐中包含的“善”和“美”对人的教化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古代的音乐蕴涵着三代之圣王气象,内涵充盈的美与善,因此,为纯化民风,应推行古乐。王阳明虽然推崇古代的优秀音乐,但他也深知“古乐不作久矣”,在当时的社会是较难推行的。于是,他便主张在无法推行古乐时,也可以改造当代俗乐,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诚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乐曲的选择以“善”为先,即重“风化”,娱乐次之,利用百姓喜闻乐见的“今之戏子”,提升其中之“善”的内涵,既使百姓易于接受,又起到教化的作用,可见王阳明对音乐教育规律的熟悉,以及音乐美育思想的圆通。王阳明看到了推行古乐的不易,需要渐次恢复,不能强行和勉强。美育注重陶冶人的情感,具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喜欢和对之有兴趣,人们才会主动吸收音乐的养料。当时的社会已非周公治礼作乐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推行古乐,也意味着推行儒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所以王阳明深知其艰难。但作为儒家的理想,是应该去积极努力的,通过恰当的美育方法,“感激他良知起来”,当“民俗反朴还淳”之后,古乐渐次就可恢复了。  
    同时,王阳明也看到音乐对于社会风气的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好的音乐(雅乐)可以移风易俗,而“淫乐”则会败坏民风。门人徐爱与王阳明之间有一段对话: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本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扬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9]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