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2)
http://www.newdu.com 2025/01/26 11:01:29 思问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所谓和合诠释学指古文与今文经学诠释学、汉学与宋学诠释学、古典与现代诠释学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多种方法的互融、互动而融突为新的诠释学，此新的诠释学即为诠释和合体，以达到对诠释对象的理解(包括切近经典文本真实的理解，经典文本思想精神的领悟以及新义蕴的开发和创造)。和合诠释学是指对此种诠释的反思，在反思中寻求其间的所当然和所以然的法则，以协调、和谐诠释的完善的学问。 二、 诠释经文多出新意 和合诠释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经典文本与时代精神之间的桥梁或联结点。这就是说现代诠释者或注释者都是根据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文化氛围、知识结构，克服时间差所造成的障碍，获得与传统文本原作者或经典文本在思想精神上的对话和交流，领悟其思想精神，发现其新意蕴，以进行新的创造。这样便可使经典文本的意蕴源源不断地获得新活水，其内在的源泉不致枯竭。这个联结点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精神。 王夫之对于经典文本的诠释，就是根据其当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氛围、知识结构与经典文本及其原作者在思想精神上进行的一次对话和交流，并获得心灵上的沟通。王夫之作为关心国家命运、关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明末现实社会的破陋、衰弱、腐败和动乱，他忧心如焚。其处境、心态、情感与《周易》作者相似。这就是说《周易》作者处忧患而演64卦，而与王夫之思想契合会通，所以他特别钟情《周易》四十余年而无间断，他的学术生命几与《周易》相始终。他说：“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子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虛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7]是深有感于安身立命之道的启示，以及出入险阻而自靖的体验，并非为张杨占筮之术和盈虚消长之机。王夫之“希张横渠之正学”，对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和自我承担意识有深切的认同和赞赏，并试图身体力行。“阳之仅存于位，而以俯临乎阴；人君于民情纷起之际，君子于小人群起之日，中国当夷狄方张之时，皆唯自立矩范，不期感化，而自不敢异志。若其不然，竞与十日争，亵与相昵，自失其可观之德威，未有不反为其所凌者也。”[8]王夫之对时代的沉痛感受，心灵的极度忧患，得益于《观》卦的启迪。他认为当人处《观》所解释的“之际”、“之日”、“之时”，应自立规矩，严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处乱世，应爱身爱道、存仁存礼，德威自重，在己而不在物。这是船山以忧患心灵，体贴《易》道的真精神。 王夫之以忧虑心灵，诠释《周易》，并诠释《尚书》、《诗经》、及《礼》。他在《礼记章句序》中说：“夫之生际晦冥，遘闵幽怨，悼大礼之已斩，惧人道之不立，欲乘末死之暇，上溯《三礼》，下迄汉、晋、五季、唐、宋以及昭代之典礼，折衷得失，立之定断，以存先王之精意，征诸实用，远俟后哲；而见闻交诎，年力不遑，姑取戴氏所记，先为章句，疏其滞塞，虽于微言未之或逮，而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未尝不三致意焉”[9]。他追根溯源，考流究变，折衷得失，存先王精意，其王旨在于续大礼、立人道，以有补当世之实用。这是王夫之一生晦冥，遘闵幽怨中所获得的体认。基于这种体认，他诠释《礼记》先章句以疏其滞塞，然后微言大义，而再三致意于人禽、夷夏、君子小人这三者的分辨。这是就诠释的次第而言的。 就诠释的本质品格而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王夫之“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大凿者”[10]，间或“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11]。王夫之诠释经典文本，包括《尚书》，“多出新意”，这就是说，诠释就意味着与时偕行的创造，从死的文本中开出活的生命智慧，从旧的经文中创出新的意义，这正是王氏诠释学的价值所在。他依《尚书》所载之史事、史实、史理，体认为“诚”，以“诚”为“实有”，而批评一切之虚相、虚学、虚事，以为不符合于实用、实相和实事。他在诠释中批评苏轼和蔡沈之失，便是着眼于此。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实存的，实存便是有，实有是因为其固有的本性“诚”。以诚为实有来诠释《尚书》中所记载的自然、社会、人事各种现象，而不局限于人道。他在追究生命的实有和社会伦常的实有时，讲到五行的实用。他说：“五行者何?行之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阴骘下民，人资其用于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12]《洪范》篇所言“五行”之“行”，有“用”的意蕴这是王氏诠释中的体认。虽然天的演变。不尽于五行变化的功用，但都不离五行之实用。“夫人一日而生于天地之间，则未有能离五者以为养者也，具五者而后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为者也，具五者而后其用也可利。此较然为人之所必用，而抑为人之所独用矣”[13]。五行是人之利用、厚生所必赖以成物的资源。从这里可以体知王夫之的“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的“新意”的所在，其原因就在于有一种国家命运的关怀，人民生命的关注和社会生活的重视，一种诠释学只有如此的人文关怀，才能与时偕行，生生不息。 三、“兼综汉宋”的诠释法 王夫之“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为中国古典诠释学开出了新生面，亦为中国经典文本开出新生面。这种“六经责我开生面”或我责六经开生面，都体现了中国古典诠释学的生命智慧、和合生生的精神。 融突和合的诠释精神。王夫之鉴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诠释之失，以图消解两者之间的长期论争，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而把两者融合起来：于《春秋》有《春秋稗疏》，“论《春秋》书法及历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十之九”[14]，为训诂考据之作；《春秋世论》则是总结春秋之世的源流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作。他认为世事、时代是变的，道不能执持、阻止其变；王道之阻塞，得其意者通之；邪说之危害，弃其利者远之；兵略之诡诈，从其正常之，此为治世之宏论。这是发《春秋》微言大义之作。“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微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言；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言，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15]。撇开其政治话语，就诠释先后次序而言，先大义，即求经典文本的意义，然后而发微言，这样不至于离大义太远，即不太离谱；舍大义而求诸微言，往往离谱而“邪说”进。王氏无论从诠释方法上、著书上、微言大义上都贯彻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融突而和合的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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